闯棠下

听我说要去棠下喝胡辣汤，身着蓝色衬衫、老家河南的出租车司机朱涵会心一笑：“那我就给你放到第二个牌坊。”

第二个牌坊正是棠下北社大街的入口。这条不足300米长的马路上，汇集了数十家河南餐饮店，周口、西华、郑州等市县名在餐馆招牌上随处可见。最鼎盛时3000多名出租车司机聚居于此，街上河南特产店的老板爱说“棠下，人称小河南”。

“广州开出租车的差不多就有一半是河南人”，朱涵不用导航，轻车熟路，“我也住在棠下”。

上世纪末，一批河南人看中了出租车生意南下淘金，带来了各自的亲戚朋友，房租便宜的棠下被选中成为落脚点。为了相互照应，越来越多的河南人在此汇集，“男的开出租，女的干保洁”，大伙儿见面不称“靓仔”，每个人都是“老乡”。

小胖哥面点的宋哥凌晨2时就要开档，油条已经下锅，滋滋冒着泡，转作金黄酥脆的样子，为的是关照它的第一批食客—凌晨4时左右穿梭在街头，身着藏青外套和同款蓝色衬衫，不约而同攥着银色保温杯的人。

他们是准备交接班的出租车司机，出车前和下班后吃上一口热乎的家乡味，这一天才算有始有终。

出租车和打工人是一座城的神经末梢。来广州，“说白了就是为了钱，为了生活”，不过往往是生活所迫成就生活本身。在棠下做生意的个体户们，以从中原一脉相承守望相助的坚韧，妥帖地承托了老乡们的日常所需，在城市的褶皱中计算时辰，将他乡塑造成故乡，努力站稳脚跟。

“老乡恁咋吃？”

下午2时，岛哥瘫坐在水煎包白案旁一只晒褪了色的塑料板凳上，双手拍脸，把眼睛揉得通红，勉力回答我的问题。“没睡醒”，他吐出的字相互粘连在一起，话说不利索，“干活都没有精神干”。

好在这是富乐祥胡辣汤店一天中最清闲的时段。岛哥每天睡两次：“凌晨1时睡到3时，早上9时睡到下午1时30分。”他已经适应这个作息五年半了，“玩的时间一点没有”。

岛哥一家是西华县逍遥镇人，“从小就接触胡辣汤，不上学了也都出来卖胡辣汤”，同乡祖祖辈辈都做胡辣汤，卷得很，“在老家卖不行，都得出来卖”。这个店面起初由三叔盘下，岛爸接手后由岛哥当店长至今，一家人经营这间胡辣汤店已经是第11年。

上世纪末，一批河南人看中了出租车生意南下淘金，带来了各自的亲戚朋友，房租便宜的棠下被选中成为落脚点。为了相互照应，越来越多的河南人在此汇集，“男的开出租，女的干保洁”，大伙儿见面不称“靓仔”，每个人都是“老乡”。

凌晨3时拉开卷帘门，在出车和收车的潮汐间，一家人遵循棠下节奏的生物钟日复一日地劳作，就像一只只旋转的陀螺，被后厨、外卖和顾客点单轮番抽打。

凌晨4时开餐迎接司机，早餐高峰期持续到八九时，在轮流歇息中度过午饭点儿陆续回店里进行新一轮备餐，等待下午四五时换班的司机和归家的打工人，直到夜里11时30分收档。

备餐是一场繁琐的循环，洗菜揉面、煮小米粥熬胡辣汤。胡辣汤里牛羊肉、虫草花、面筋、木耳都有，6元一碗；岛妈包的小笼包8元一笼，大妈剁韭菜备馅儿捏的菜角，1.5元一个。

发好的面，掺进了油和大葱碎，切出一块抻长后分割成一条条长方形的面片，炸成小油条，便是配胡辣汤的经典名吃“油馍头”，8元钱一斤，岛爸站在油锅边不停捞起；面团放在托盘上快速打成圆饼下锅炸，就是葱油饼，4元一个。

水煎包用的面发酵成蜂窝状，揪成剂子，拌入馅儿虎口一捏，三秒钟包好。岛姐熟练地一手浇匀淀粉水一手盖盖儿，只消不到5分钟，一锅90到100个包子就熟了。这是最实惠的食物，半个拳头大不分荤素，5角一个。

薄利必定要多销，疫情后，餐饮个体户压力很大，富乐祥档口房租本就一万多，外卖平台抽佣18%，房租涨，人工涨，食材涨，但这里做的都是熟客生意，价钱不能随便涨。

2021年底，胡辣汤有过一次从5元到6元一碗的统一调价，这1元让店主们在群里足足商量了一个月。卖馒头的河南人也开会，把馒头价格从1.5元两个调成1元一个，总之，“不能胡求卖（河南话：瞎卖、乱卖）”。

这时，岛姐夫载着一大桶新油和新鲜的大葱、蒜苗、胡萝卜回店，大叔也歇息罢了走进店里说饿了，决定吃一碗烩面。岛妈便从包小笼包的面团上扯下两小块，拉成长条下进羊肉汤锅里，熟了加点辣子，跟客人吃的一样。

下午3时，一桌客人坐下，其中两个穿黑色皮衣的男孩在发廊做工，还有一个黄发、一个粉发的男孩跟他们坐在一起。

他们四个也都是河南人，粉发男孩说他和黄发都是“00后”，在一个叫“天空别墅”的夜场工作，头发是黑衣男孩们做的。他俩21时上班，早上6时多清场后下班“，当气氛组，也可以当男模”，说得自己咯咯笑起来，“所以现在才来找饭吃”。

“那行业，就是不用受风吹日晒。”粉发男孩跟我解释，“当男模是干啥？就是陪客人喝酒嘛，有卖酒提成、开台的服务提成，小费也可能会收到一点点，但我们挣多少花多少。”

“一分也不带回家。”黄发男孩补充说。“那之前疫情的时候怎么办？”“躺平喽！在网上找兼职做喽！打游戏陪玩，打字员，帮人家客服回复顾客消息，一天也200元。”

“你们怎么选择在广州呢？”“因为广州不下雪。”黄发男孩郑重地给了一个无厘头的答案。

一碗粥、4个水煎包，只要4元。他们吃空了水煎包，岛哥又在案板上撒好面粉开始包起来。实际上，岛家每个人都熟练掌握着店里的所有工种，大家会相互轮换。“哪里忙上哪里去。”岛姐说。

岛姐一个月能到手四五千元，且休息是一种奢侈，“生意旺两个月休息一天，生意淡一个月休息一天”，至于“休息”，也只是回到一室一厅1300元、两室一厅1500元的握手楼里补充睡眠。“牌坊看见了吗？100米远，俺一年300多天也出不去一趟。”

疫情后，餐饮个体户压力很大，富乐祥档口房租本就一万多，外卖平台抽佣18%，房租涨，人工涨，食材涨，但这里做的都是熟客生意，价钱不能随便涨。

但广州也有广州的好，我在去年见过岛哥媳妇，现在她回家照顾孩子上学去了。她是个热心的直肠子，快人快语：“打工肯定轻松呀，但打工挣得少。做自己的生意，啥心都得操。为什么能坚持？不就想着买车买房吗？现在人都现实啊，为了钱，为了孩子，天天这样。”

除了能挣到钱，偶尔会有一点从天而降的惊喜。傍晚突然下起了雨，刚到广州15天的大妈站在门口出了神：“说下就下，可见仙景儿了。河南可不这样，都是一晴晴十来天。真稀罕。”

街上下班的人多起来了，她把手伸进雨里招呼：“哎老乡，恁咋吃？”

他乡零时后

夜里零时，岛哥和堂弟负责关门。清理门口的地要五道工序，先扫，再接水冲，用刷子刷，再撒洗衣粉刷，最后再冲水。“太脏，油太大。”

他们最大的快乐，就是走到马路对面买两罐啤酒，再去烤面筋小推车买上四五串烧烤。塞给我一罐啤酒后，岛哥又变魔术似的从一次性筷子筒底下倒出一个拉环“再来一罐”，这会儿他们才得空多说两句话。

做餐饮之前，他们都尝试过很多别的工作。现在主要收银、传菜的堂弟没读完初中，先前在老家送快递；媳妇是岛哥小学同桌，摘过茶叶还去新疆摘过棉花，在老家粉条厂做粉条，在加油站加油，“啥都干过”。

而岛哥念完小学就在许多城市间辗转，“其实就是进厂打螺丝，死工资，花了就没了，干餐饮，比打工强”。

他唯一忧心的就是太累，唯一挂念的就是小孩。“现在小孩大了，叛逆期，管不住。我31岁了，19岁就生小孩，现在女儿12岁，上初中，儿子小，9岁，两个小孩谁都不听，但都听俺媳妇的。俺常年在外，到春节回家几天又出来了，没法管他们。”

他所能做的也只是平日里开视频，记下女儿相中的衣裳鞋和儿子要的玩具枪。“要啥买啥，我现在只管挣钱，啥都不管，缺钱直接转。”

岛哥伸出双手：“这边（这个疤），烫了又磨了一下就成这样了，还有骨质增生。”我和堂弟都劝他早点回去休息。凌晨2时3分，岛哥发了一条抖音，白底四个黑字“真的好累”，他喜欢配的背景音乐唱道“辛苦的人，他总会幸福”。

“都是为了金钱啊！”李记面食店的店主李姐在岛哥的抖音下写了评论。凌晨2时多，她也已经开门了，开始煮豆腐丝做热干面和凉皮。她的一儿一女也在西华县老家。

她一边搅和锅中的卤水，一边附和一旁做零工的大叔。大叔过年回来，兜兜转转只得了1000元工钱，“租房都不够”。他跟我们分析：“不如干卷烙馍，有个车，不用交档口租金。”

烙馍姐也是西华县人，胖胖的，爱笑，因为推车借着路边白炽灯的光，双眼晶晶亮。我午夜遇到她时，她正一边吃附近河南汗蒸馆老板娘家里做的凉拌，一边义务给隔壁郏县冯记饸饹面的老板做“油煎”。

所谓“油煎”，就是烙馍刷油放盐后慢慢焙得很焦，费工夫。冯叔的烙馍，是早晨上车返穗前72岁老母亲做的，他不想怠慢了，分一块给我，反复强调“面味儿跟广州不一样”。油煎下肚，天亮才有力气开张。

烙馍姐的摊位上，卷一个有四种菜还加蛋加鸡柳的烙馍，10元。“在外面至少是15元打底，对吧？没办法，这边走量才能赚到钱，卖15元一天也就能卖出10个，没意义。”

岛姐一个月能到手四五千元，且休息是一种奢侈，“生意旺两个月休息一天，生意淡一个月休息一天”，至于“休息”，也只是回到一室一厅1300元、两室一厅1500元的握手楼里补充睡眠。

她开始跟我算经济账，焊一个车2000元，加上餐台、煤气灶之类全套配下来也得4000元。“煤气我们买得便宜点，120元左右一罐，一般住家户的得130到140元，但不管生意好赖我火得一直开着，一罐也就用3天左右。”

她每天17时出门到早上五六时收摊，备好的饼卖完为止，倒不是确信夜里比白天生意好，而是“白天有城管”。一天卖“百十个饼”，但基本上都是只搁菜卖5元的，“总共卖六七百元”。

烙馍姐白天睡觉，收摊回家洗漱一番7时躺下，这时她请的钟点工也会在7时左右上门帮她擦洗推车、备菜放冰箱。“钟点工她年纪小，小孩才上幼儿园，在牌坊边的肯德基上班一天8小时，想多挣点，在我这儿干到9时，一个小时20元钱。”

这样，她再在14时起床煮点饭给自己吃，吃完开始做饼，赶上17时出摊，“不然根本熬不住”。

烙馍姐说自己“活得很累很紧张”，原因就是“不愿让孩子当留守儿童”。她又算了一笔账，一个四口之家，个人医疗险小两万，两个孩子学费加生活费5万，“不管挣不挣得到钱，再加上房租随随便便一年七八万就已经出去了，就是硬扛”。

她有两个小孩。“大的男孩，还没满16岁，去年11月在学校打架了，说不想读书了，本来想再上两年拿个中专毕业证，现在退学了啥也不是。女儿2009年出生14岁，刚上初二，老师跟她说没必要光上学一条路，可以学个技术，把我气得，怎么劝小孩不读书呢？”

但烙馍姐也并没有对孩子不满，“我那么大的时候还不如他们”。她15岁初中毕业就不想读了，打工第一站是东莞的台达电子厂。那是2000年，加一个小时班才1.5元，2005年开始涨工资，拿到1000多元就很开心，2009年棠下一房一厅月租只要160元，而现在已经翻了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