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我是炸药

如果有一棵西方哲学之树，从古希腊的脉络开始，一直向上延伸，并开枝散叶的话，尼采可能是一只忽然出现的乌鸦。他从文学的领域擅自飞跃到此，围绕着这棵树不断嚎叫，此后的果实，多少都沾染了乌鸦的声音。

“上帝死了！”1883年，假托查拉图斯特拉之名，尼采在书中这样宣称。

1844年，日后将说出如此令人惊骇的话语的尼采，在一个牧师家庭出生。当时，德国在欧洲民族之林中逐步后来居上，商业与科学的同步发展，带来了市民-基督教世界的解体，也让这德意志帝国逐渐走向强大与统一。

他所在的现实正滚滚向前。但尼采看见的，是随着教育的扩大化，遍地为“文明的野蛮人、精神生活的普遍浅薄化”。

“上帝”是一个隐喻，对尼采而言，这意味着一个统一的“最高价值”失落了，此后，商业、科技、政治，种种现实的价值带着目的走近教育，希望成为新的价值。

尼采身体孱弱，但无疑是个斗士，他要宣战的，是在欣欣向荣的氛围中，集体对文化的工具化，对永恒价值失落的轻视。将思考的权力托付给更高的声音、集体的声音，是简单的，遗忘痛苦、沉溺于白日的小小快乐，也是简单的。但尼采感知到，在人们稳固与温和的现状之下，不断翻腾着一股“狄俄尼索斯”式的生命意志，希望打破一切，并在打破中不断生成。

这种美学的、无目的的生命意志，对尼采而言近似于一种直觉的感知。“就像一个孩子在海滨堆起沙堆，又将其捣毁，他不断地重新开始这个游戏。有那么一刹那，他玩腻了，然后需求重新攫住他，就好像需求迫使艺术家去创作一样。不是鲁莽，而是不断重新觉醒的游戏冲动，呼唤其他世界活起来。”

生命的直觉渗透到表达中，在编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被尼采视为自我表达得最好的一本书时，编者科利表示：“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完全放弃一种推论式辩护，而尼采在这本著作中是全然没有这种推论式辩护的。”

从《悲剧的诞生》开始，尼采的写作处处可见对话、格言。这是对古希腊悲剧、《理想国》、《圣经》等经典文本的戏拟，也是尼采的一场哲学游戏。

在他彻底被肉身所困，丧失表达能力之前，他用诗人般的句子，打破了此前精密、理性、向着某种唯一价值、最高价值行进的哲学推论形式。他的表达形式和内容，一致地给人们带来无穷的混乱。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都很难说尼采是个受欢迎的人。但他不断抛出言语的炸弹，意义在这些混乱的句子之中不断生成。人们不得不凝视尼采，如同不得不凝视他笔下的深渊。

面对这样的文本，比起理解，也许模拟一场对话，更能靠近尼采的处境。

尼采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最高价值已失落的人，但他无疑是其中一个名声在外的代表。在他之后，如何面对“永恒价值”失落的现实世界，成为一个逃无可逃的哲学命题。

如今，“虚无”成为一种现代性症候，裹挟和影响着一代代人。但在软弱、恶心、孤独，种种症状充斥于日常之时，回看尼采，却会发现，他并不愿被悲观所困。

尽管外部世界难以把握，尼采希望的，是不断肯定生命的意志。生命并非为某种目的而来，生命本身，便是一种价值。

值得警惕的教养

我：你好，尼采先生。

尼采：你好，我的读者。在开始谈话之前，我希望先讲一些前言。

我：您请说。

尼采：我有所期待的读者必须有三个特点，一心静；二读书不慌不忙，不必总是把自己及其“教养”掺杂进来；三不可最终指望将图表作为结果。

的思考，是给心态平和的读者准备的。这些人还没有被卷入我们滚动向前的时代那种令人眩晕的仓促中，还没有感觉到，被时代的车轮碾得粉碎是件偶像崇拜似的快事。我期待这样的读者，他们还不习惯用时间来估计事物的价值，他们“还有时间”。他们可以选择、搜寻一天的好时光和他们丰富的、精力充沛的瞬间，来思考我们的前景，而又不必感到自责。他们在阅读时还没有忘记去思考，善于在字里行间读出秘密。

我：您警惕读者的教养，我以为“教养”是一种美德。

尼采：他们拥有某种可骄傲的东西，他们称之为教养，这种东西使他们卓然有别于其他人。因此，关于自身，他们不愿听到“轻蔑”一词。于是我就要冲着他们的骄傲来说话。我要跟他们说，最可轻蔑者，就是末人。那最可轻蔑的人的时代正在到来。

我：我们不希望滑向您所说的“最可轻蔑者”，您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末人？

尼采：我向你指出那末人。末人眨巴着眼睛，说：“我们发明了幸福。”他们已经离弃了那难于生活的地带，因为他们需要热量。他们重视健康，把生病和怀疑视为罪恶。他们在白昼有自己小小的快乐，在夜里也有自己的丁点乐趣。

我：这类“末人”，是安于享乐的人可能滑向的方向？有教养的人，也不愿意成为这样的末人，他们不断地阅读、思考，难道不是愿意在思想上“轻蔑”自己，希望找到一种超越自己的方式？

尼采：当代人根本不可能戴上一副比他们自己的面孔更好的面具—那上面写满了过去时代的符号，这些符号上面又涂上新的符号。所有时代都在你们的精神里彼此喋喋不休；所有时代的梦想和闲言都要比你们的清醒更现实。这样你们就很好地隐蔽起来。谁能认识你们啊。我倒宁愿在阴界与过去的幽灵一起，依然当一位临时工！因为阴界的鬼魂也比你们更肥硕和丰富！

我：尼采先生，您在坟墓里已经躺了124年，在您那么匆忙回去之前，您也许愿意展开解释您这些嘲讽的来源，也有助于我理解我的处境。您提到这些虚假的“教养”，是什么造成了您口中当代人的虚假教养？

尼采：在我的时代，有无数人表面上竭力为自己获得教育，为教育而工作，实际上只是为了让少数几个人的教养成为可能。人们不可以公开透露任何关于真正有教养之人的数量与庞大的教育机器之间可笑的不成比例的情况，真正的教育秘密就隐藏在这里。

当时，德国有尽可能扩展和传播教育的欲望，希望让教育包括在最广阔的范围内。这种教育扩大化要归因于当时受欢迎的国民经济的信条。尽可能多的知识和教育—因而尽可能多的生产和需求—因而尽可能多的幸福：这个公式大概就是如此。

在此，我们把“有用”当成教育的目的和目标，更确切地说就是把收益，把尽可能大的金钱收益当成教育的目的和目标。大概就是从这个方向出发，教育会被定义为人们赖以雄踞“时代高度”，赖以了解所有最便捷的挣钱途径，赖以掌握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所有交往手段的洞见。因此，当时真正的教育使命就是尽可能培养“流通的”人，即人们称货币的那种“流通”。

每个人都不得不精确地自我估价，每个人都必须知道自己应该向生活索取多少。人们按照这些观点所宣称的成为“智与财的结合”，简直被看成是一种道德要求。

我：这类将人视为手段，将“有用”视为教育的目标的行为，也延续到了现在。高考结束后，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会衡量自身的分数和市场的契合程度，选择一个最能保证未来就业、生活的专业。为了帮助大家选择，还有“高报班”，一期高达上万元。

尼采：任何使人孤独的教育、目标超越于金钱与收益之上的教育、花费很多时间的教育，都是令人深恶痛绝的，人们通常会把这另一种教育趋势当作“更高的自私自利”而鄙弃。

我：这种功利的教育为什么无助于真正的教养形成？仍然有许多教育者面对这样的现象，也希望与学生谈论理想。

尼采：教育的扩大化会从不同的方面，导致另一种声音，即减少和削弱教育的声音。这种声音苛求教育本身放弃其最高尚、最高贵、最崇高的要求，而满足于为任何一种其他生活形式服务。

一个普遍事实是，知识学习发展得如此广泛，以至于有了良好但不是顶级资质，而仍想在知识中有所成就的人，将从事十分专门的专业，可他们仍然毫不关心所有其他专业。如果他将在自己专业中出类拔萃，那么在所有其他专业中，也就是说，在其中所有重要事情上，他就属于平庸者。

在善于给这些痛苦事实披上华丽思想外衣的德国，人们甚至把我们学者如此狭窄的专业范围，及其对正确教育越来越大的偏离当作一种道德现象来赞美：“在小事上忠心”“马车夫的忠实”。这些变成了富丽堂皇的主题，超越于专业之上便毫无教养，这被当作高贵的知足之标志来夸耀。

另一方面，真正可以被称为“古典教育”的东西，现在不过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在我们教育机构中生长的空中楼阁般的教育理想，“古典教育”只剩下给人一种高品位错觉的价值。

举个例子，在被看作文理中学教育之顶峰的德语写作领域，那些题目使学生有义务对诗人作品做出评价，或者把历史人物以性格描述的形式加以概括，或者独立地阐述严肃的伦理问题，或者干脆用内心的火炬照亮自己的发展过程，交上一份关于自己的批评报告。

教师通常做些什么事情？他让学生注意些什么呢？个性受到斥责，被教师嗤之以鼻，因为教师喜欢无创造性的、平庸而规规矩矩的学生。整齐划一的平庸得到了表扬。

在这里，每个人都被轻易看成具有文学能力的人，可以对最严肃的事与人持有自己的看法，可真实的教育恰恰只会在这方面竭尽全力地压制对判断独立性的要求，使年轻人习惯于对天才的权杖言听计从。

惊奇与压抑

我：您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在工业发展、社会分工的要求下，教育进行相应的学科细分，似乎无可厚非，有限的上升空间和扩大的教育范畴，也让中学需要平衡个性和标准。在现代教育体制之下，学生寄希望于习得独立学习的能力，在相对自由的时刻，进行真正的思考。

尼采：检验一下这种自由，你们这些人性的观察者。请你们看看自由的大学生，猜猜他的本能是什么，从他的需求出发来解释他！按他对哲学的需求，按他的艺术本能去看待他的教育。

人在思考生存问题时会受到最严肃、最困难问题的困扰，他在正确方法引导下，会陷入那种持久的哲学惊奇，单单在这种惊奇之上，有如在肥沃土壤中，就会生长出一种更深刻、更高贵的教育。

最常见的是，他自己的经验把他引导到这些问题上，作为一种日常琐事的例证，同时也作为一种令人惊讶而又值得解释的永恒问题的例证。他突然间几乎本能地相信了生存的模棱两可，而且丧失了至今拥有的传统观点的稳固基石。

但是，这种符合自然的高度欠缺状态，必然以可理解的方式被看作独立性的敌人。

我：在进行哲学思考时发生了什么，导致了他们的惊奇和不安？

尼采：这是个核心问题。过去，哲学家习惯于将自己置于生活与经验面前—置于他们称之为现象界的东西面前—就像在一幅一劳永逸地展开、一成不变地呈现同一事件的绘画面前一般。他们认为，这个事件必须得到正确解释，从而对产生这幅画的内在本质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说，对总是习惯于被看作是现象界的充分依据的“自在之物”得出一个结论。

与此相反，更严格的逻辑学家则在明确地将形而上学的概念确定为绝对的、因而也是无条件的概念之后，否定形而上学世界的绝对与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之间有任何联系。所以“自在之物”根本不会在现象中显现，从现象是不可能得出关于它的任何结论的。

但是，从这两方面来看问题，都忽视了这样的可能性，即那幅画—也就是我们人类称之为生活与经验的东西—是逐渐生成的，而且仍然在生成过程中，因此不应该被看作只是固定的大小。

很晚，很晚，人的智力才进行思考，现在它似乎觉得现象界和“自在之物”如此截然不同，如此截然分离，以至于它拒绝从前者得出关于后者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