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复活

1914年8月2日，卡夫卡在日记里写下：“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我去游泳。”

这个平淡而怪异的句子，如今可以无限套用：

双子大厦被飞机击穿。我在吃冰淇淋。

巴勒斯坦的土地被侵蚀。我骑自行车。

某处在发洪水。我去看电影。

卡夫卡的怪异，早已成为我们的生活常态。在远离历史漩涡的“地洞”里，这位现代主义文学先驱却像小鼹鼠似的度过平淡普通的日子，未曾像他模仿过的查尔斯·狄更斯一样饱尝底层艰辛，也没有像他喜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被判处死刑。在一个既没有上帝，也没有神话的时代，卡夫卡身上最现实的寓言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做了一辈子小公务员。

假如我们相信卡夫卡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作品，那么它的中心思想应该是：这个世界早已办公室化了。一个干净整饬的房间，隔绝了人与自然的接触和真实社交，唯有毫无创造性的工作与连篇累牍的文书，搭建起一个只存在命令和服从的世界。遥远的故事与我们无关，再也不存在整一性的希望。

卡夫卡意识到了这一点，像《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一样，他将自己感知到的怪异和扭曲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他对世界的描述完成了人与世界的解离，这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主题。1882年尼采第一次明确地说出“上帝已死”，次年卡夫卡降生，他接手了支离破碎的20世纪，在尼采的地平线上继续远眺那片可疑的空白。

而后他写下这样的箴言：“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之为道路的，无非是踌躇而已。”

走入鱼缸

卡夫卡的密友马克斯·布罗德（正是他整理出版了卡夫卡的遗作）说，如果你觉得卡夫卡是奇特的，那就还没有理解他。

实际上，在卡夫卡的笔下，他对任何一种日常事物，如“某一种道德职责、某种身体状况、一次旅行、一件艺术品、一个政治运动”所持有的观念从来不是古怪的，相反这些看法均由天才般的准确和敏锐支撑，与“日常的空话”区别开来，从而显得像是不正常的。

如今，我们似乎可以下这样的断言：在卡夫卡离世之后的100年里，我们一直在潜意识里学习他的这种敏感。

每一次我们觉得生活有不对头的地方，每一次我们试图对世界发出疑问，卡夫卡就在我们心中复活。

1947年7月6日，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在自己的笔记中记下：“我感到他似乎还活着，不是因为他现在即使活着也才64岁，而是因为他就像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而且越来越像，或者不如说，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他。”

我们甚至创造一个专门的词语来描述这个与卡夫卡越来越相似的世界：卡夫卡式。

回到他的小说里去寻找这个词语的解释。

《诉讼》里的约瑟夫·K面对法庭，《城堡》里的土地测量员K面对城堡，所体会到的是一种相似的困惑：面前的机构是一个迷宫般的庞然大物，而他们永远也无法找到发号施令的那个人，更无法见到。

这个“迷宫”不可认识、不可理解，而荒谬的是，也不可摆脱，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它作为俗世的产物却似乎有神圣化的倾向。

“罪与罚”的逻辑也不再成立，惩罚本身成了被惩罚的理由，有惩罚就有了过错。《诉讼》第七章，约瑟夫·K决定写一封辩护书来回顾自己的生平，“每涉及一件大事就详细解释一下他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现在他对那时的做法是赞同还是反对，理由是什么”。阿甘本认为，卡夫卡的世界里罪并不存在，甚至什么都不是，而只是“自我诬告”，“用不存在的罪控告自己”。

对权力，卡夫卡看得比任何人都深（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生都惧怕和拒绝任何形式的权力）。米兰·昆德拉有一个精妙的比喻：就像一条鱼被困在玻璃缸里面，对于玻璃缸外观看这场戏剧上演的人来说这是可笑的，而卡夫卡把我们带到了鱼缸的内部，“玩笑的内脏深处”，这场笑剧最恐怖的地方。

20世纪在模仿卡夫卡。1936年的莫斯科，1950年的美国，1951年的布拉格，1984年的柏林，相同的故事反复发生，历史像一台机器一样有条不紊地生产出无数的约瑟夫·K，他们踏上一条卡夫卡认为永无终点的道路，尝试各种办法向形形色色的法庭证明自己无罪，希图在碾轧理性的荒诞中寻求一丝可被理解的意义，而他们越是运用理智，所进行的辩护就越显得盲目。

当谎言成为世界秩序的基石，诚实的反抗便不可能成功。即使如此，这个世界“无法抗拒一个想活下去的人”。在《诉讼》的结尾，约瑟夫·K在像一条狗一样地死去之前，看到不远处一栋房子的最高一层，有一扇窗灯光一亮，伸出了一双手。“他是谁？是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想帮助他的人？他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还是整个人类？现在帮忙还来得及吗？”

米兰·昆德拉相信卡夫卡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已经成为陷阱的世界里，一个人的可能性还有多少？”

布罗德曾经询问卡夫卡，我们还有希望吗？卡夫卡回答：有很大希望，但是不在我们这里。1917年下半年，这位体弱多病的作家因为身体不适而“长时间在床上”，他在随笔中记下：“以前我不理解，为什么我得不到对我的问题的答复；今天我不能理解，我怎么会相信我能够提问的。可是我根本就没有相信过，我只是提问而已。”

紧急报告

卡夫卡的小说，总是在第一句话就引起惊异。

《变形记》的开头，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乡村医生》的开头，老医生感到非常窘迫，他必须上路去看急诊，一个患重病的人在十英里以外的村子里等他，此时正是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他已经穿上皮大衣，拎上医用箱，却找不到马；《诉讼》的开头，没干什么坏事的约瑟夫·K，一天早晨突然被捕了。

突如其来地被抛入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从本质上说这是存在主义理解人生的方式，具体而言它在20世纪以来成为越来越常见的生活经验。

我们能够从卡夫卡的作品当中感受到一种氛围：可怕的事情总是即将发生。是什么呢？说不好。什么时候来呢？不知道。残雪称这种感觉“说不出来，但时时体会得到”。

卡夫卡的本职工作是在布拉格工人工伤保险公司处理工伤案件，根据布罗德的记载，卡夫卡曾经目睹伤残工人承受官员的推诿、搪塞、斥责、谩骂，他感叹：“这些人是多么老实啊，他们没有冲进保险公司，把一切砸得稀巴烂，却跑来哀求。”

人们服从于由惯例、套话、法律（和实质不存在的法）、官僚机构所塑造出的空洞权力，却尚未意识到这种服从本身就在建筑着权力的堡垒。卡夫卡感受到了不安，随后的时间里，他试图用文学对世界提出自己的报告。

《诉讼》的第一章，前去逮捕约瑟夫·K的两个职员，对他试图用证件、身份、文牍证明自己无罪的行为表示惊讶：“我们不过是低级职员，不认得什么身份证件，除了每天看守您10个小时并为此得到报酬之外，同您的案子毫无关系。”

这段对话在卡夫卡笔下诞生20年后，相同的事情发生在以现代工厂形式运转的纳粹集中营里。在这里，刽子手不复存在，而只有一个个如同螺丝钉一样恪尽职守的小职员，他们在干净的实验室里为毒气进行配比，在遥远的办公桌上签署逮捕和屠杀的命令，在明亮的工厂里为杀人机器烧炭，他们生产死亡，而确信死亡与己无关。

《美国》的最后一章《俄克拉荷马露天剧场》里，卡夫卡给了主人公卡尔一个恶兆重重的结尾。这个在美国寻找立身之地的无知的探索者，看到了俄克拉荷马剧院招聘的广告，“欢迎所有人”。剧院门口排起长队，应聘者在此接受面试和筛选，随后卡尔和所有应聘成功的人坐上一列火车，火车开了两天两夜，结尾再次渲染一种无法言说的可怖气氛：“宽阔的山涧溪流一齐冲过来，像陡坡上的巨浪，在他们前面激起无数泡沫飞溅的小水花，又俯冲到火车驶过的一座座桥底下。它们离得如此之近，其清冽的气息让人不寒而栗。”

故事在这里“结束”，而实际上它并未完结。它准确地描绘了后来的残酷场景：犹太人受到好工作和新家园的诱惑，被一列列火车有条不紊地带入奥斯威辛集中营，而在通往灭绝的路上，他们会经过一句纳粹的标语：“劳动带来自由。”

1938年，本雅明感到，卡夫卡小说里那种极为特殊、奇异、个人化的经验，也许会很快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遭遇。希利斯·米勒评价卡夫卡的天才之处“在于预见了这场浩劫，他不断写作，隐约地预先告诫人们可能出现的情况，竭尽全力地抵制自己的预感，尽管这种抵制并未成功”。或许有一种可能，卡夫卡要求自己的手稿被全部焚毁，除了基于他对文学怀有虔诚的完美主义，同时也是在阻止真正的文学那几乎言出法随的魔力。

1942年初，卡夫卡的两个妹妹死于集中营毒气室；次年，他最爱的小妹妹奥特拉死于德国人的杀害；1944年，卡夫卡生前的恋人密伦娜被捕，死于集中营。

我们不知道卡夫卡在临终前预感到了什么，只知道他发出一声自责的哀叹：“太晚了，来不及把世界重新审察一遍。”

无限变小

但是请别将卡夫卡的作品简单化，本雅明告诫我们，“必须在他的作品中如履薄冰、小心谨慎、高度警觉地前行”。

1935年，声称这个时代“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有卡夫卡”的赫尔曼·黑塞，为卡夫卡写下这样一段话：“人知道自己听命于神秘的、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的法则，知道自己在做着一种具有生命危险却又无法逃避的游戏，其中的规则奇特、复杂，人虽然完全了解这些规则却又无从遵循。人总是已经无限接近于那些最大的、最神圣的秘密，却只能预感到它们，无法看清、无法把握、无法理解。即使在人群中，人们也以一种可悲的方式各说各话，误解看上去已是其世界的原则。”

正如那句“你所站立的地面不会超出双脚覆盖的范围”一般，卡夫卡的感受既近又小，他以父亲、恋爱、办公室为起点来理解这个世界，而他的天才之处恰在于此，他仿佛拥有一个切割得最精密的水晶球，将个人的经验折射到人类普遍困境的层面。

父亲对卡夫卡来说强大而不可否定，他身体健壮，声音洪亮，令行禁止，而卡夫卡声音微弱，怯于社交，体弱多病。父亲的教育被卡夫卡理解为一种无理性而无逻辑的强权—这构成了卡夫卡日后对世界的根本体会。“许多年后我还经常惊恐地想象这么个场面：那个巨大的人，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来，在夜里把我从床上抱到阳台上去，而我在他眼里就是这样无足轻重。”

在卡夫卡生前相对满意的一篇小说《判决》当中，他写了一个在父亲的命令下毫不犹豫跳河身亡的儿子。我们应该注意到那篇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因为那句话是很怪异的：“这时候，正好有一长串车辆从桥上驶过。”

这篇小说以格奥尔格所感受到的“最美好的春季里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开始，通篇以格奥尔格之眼观察世界，并进入格奥尔格的内心深处描绘其所想，但是“松手让自己落下水去”之后，在他的生命已经被取消的情况下，是谁看到了那串长长的车辆呢？

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里描述了自己眼中存在的三个世界：一个是他这个“奴隶”居住的，其中存在着“仅仅为他制定”的法律，而他从来不知这法律原因何在而自己也不能符合其要求；第二个世界是父亲居住的世界，他忙于发布命令，对不执行命令的情况大发雷霆；第三个世界，是其他人“全都幸福地、不受命令和服从制约地生活在那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