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世代的生死观嬗变

今年6月，一个宁夏农村女孩在离家400公里的城市出租屋中死去。女孩生于1991年，只有33岁。她的遭遇引起了极大关注。据媒体披露，她在2015年通过专升本考试被北方工业大学录取，去了北京；毕业后，她3次考编，全部失败。她死后，骨灰被家人撒入河中。

她无法在城市立足，也没有再回到家乡，她离开世界时，非常凄凉，非常孤独。

透过她的故事，人们看见了部分年轻人逼仄的生存处境，开始重视这种处境如何挤压他们的精神世界，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她是一名“90后”，我们用“90后”来考察死亡哲学问题，正是因为人类社会在这一代人身上加速太快了，从而让生死观都具备了此前从未遭遇甚至从未预想过的新的现代性问题。

如果留意，变化早在一代年轻人中间发生了。

不和世界产生联系

在深圳南山区的南方科技大学，袁长庚曾经作为一名人类学老师在此任教，他给学生们开设了《理解死亡》一课，课堂上，他给学生出这样一道题目：

如果可以选择死法，在以下四种中你会选哪一个？

A. 孤老终身；

B. 突发心血管疾病；

C. 艾滋病；

D. 乘坐的飞机在万米高空解体，死于空难。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学生里，选择死于空难的人最多。大家给出的理由相似，希望生命结束得干脆利落，不用面对漫长的死亡过程，也可以避免种种不确定性。

这一结果，让他为其他几个选项所设置的考虑失去了意义。

在他的设想中，孤老终身意味着可以有较长时间安排自己的生活和亲友；突发心血管疾病意味着之前可能过着还可以的生活，但安排和处理余生、与亲友告别的时间会很短；艾滋病意味着一个人在他的私人生活中或许有亲密的陪伴者，但要面临社会评价的压力。至于空难，太超出日常了，太激烈了，最不为他所看重。

但大多数人都选择了这个激烈的方式，没有考虑父母亲友的感受。这几乎成为一种流行情绪和集体意识。就像他所感悟到的：“Z世代的年轻人非常倦怠：我想我的生活只跟我有关，不太考虑我死了之后，另外的人怎么办。这种态度背后，潜藏的是他们没找到建立与周围环境联系的方式。”

很显然，很多人虽然活着，但在精神上与其身处的环境和秩序是分离的。他们的生存状态与意义系统割裂、错位，陷于自己难以处理的巨大混乱之中，虽然理不清一团乱麻，但至少会本能地做出拒斥和逃避。

“当人们珍视的价值，没有面临威胁，他们会感到安乐；若是珍视的价值面临威胁，就会体验到危机感；如果珍视的价值面临全面的威胁，会感到恐慌；但如果不明白自己珍视什么价值，又没有体验到威胁，就会漠然；如果对一切都漠然，就是麻木；不知道自己珍视什么价值，但是清楚地感知到面临威胁，那就会焦虑不安，以致痛苦不适。”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的论述，恰如其分。

现代那些孤独而无助、忙碌而异化的人们，对意义不知所措，又能感受到生活空间的逼仄、生存秩序的粗陋，若无法配合它、加入它、适应它，自然产生排异反应。“毁灭吧”和“发疯文学”作为一种流行语言的诞生，预示着许多人在精神上的枯萎。

对于人的脆弱性，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干脆选择回避，“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回避态度结合“迷信”，使“死”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忌讳。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比起老一辈忌讳在言谈中提及死亡，更年轻一代好像在语言上将死亡去神秘化、去迷信化，从而脱敏了，以至于随口而出得那么轻飘。但这不是一句轻松的自嘲自讽，它是怀疑主义的普遍弥漫，是存在状态的疲惫孤寂，是伴随意义感缺失的厌倦。

古典与现代中的存在之义

对死亡的态度关乎人如何活着。好比那个我们都不陌生的问题：假如还有最后一天的生命，你要做什么？

这时候的选择，最能看出哪些是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人和事，标记着我们精神上的价值排序和情感归属。

所以，死生勾连，面对死亡，无比凸显生的意义。死亡也远远超出生物学和医学问题，关乎人心秩序的安排、社会政治的建构，关乎我是如何存在的。

孤独地死，意味着孤独地生，而孤独，是一个相当现代处境的问题，是生存秩序和意义系统裂解的后果。

以现代和前现代的对比来解释。尽管在不同的文明中，对死生的态度和理解不尽相同，但是在前现代有某些文化上的共性。

第一，死亡是必然的，这是人和神的区别。人作为生物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会死的，这使人成为脆弱的东西，尽管有帝王总是僭越，自视为神，寻求长生，但从来不能不臣服于死亡，从而更加确认自己的渺小。

对于人的脆弱性，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干脆选择回避，“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回避态度结合“迷信”，使“死”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忌讳。大谈死亡，很少见，它总是沉重的。

对脆弱性和有限性的充分体认，也让人变得谦卑。如在一神教传统下，人习惯于祈求原谅，祈祷福慧，倡导怜悯与互爱，非如此，难以度过痛苦的此世。

比如宣告了“上帝已死”、现代人诞生的尼采，就将基督教下的人类品德斥为奴隶道德，它使人自视弱小，将自己隐身在群体之中，推崇爱与同情。尼采痛恨基督教站在所有软弱者、失败者、卑贱者一边，将这些人美化为善人和好人，生命本身的力量感却被弱化了。而他所推崇的强者，则要拥有丰沛的生命意志、强健的体魄。

尼采的区分，提示了人类对死亡的传统理解。虽然人很脆弱，但也正是因为脆弱，人把自己附着于群体中，寄托于某种更强大更稳定的存在，那么生或死，不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都需要在群体联系和神秘化仪式中进行和完成。孤独地死是一种例外，也是一种可耻，宗教徒死前都要受到祝福，如此才可安然离去。

第二，死亡不必是一个要远离、要避免的坏东西，相反，它代表着生命向某种更高价值的过渡和实现。

《左传》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晋灵公在位时，行不似君，世卿赵盾直言劝谏，晋灵公大怒之下派鉏麑前去暗杀。凌晨时分，鉏麑到赵盾家埋伏，发现赵盾家中房门早已打开，赵盾也穿好官服，庄重地等待上朝。

见此情状，鉏麑大为感动，旋即陷入矛盾：“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也就是说，杀害为民做主的好官，违背了忠，放弃君主的命令，违背了信。在命令与良心之间，鉏麑最后撞树自杀。

这绝不会是一个现代故事。这道选择题，交给如今的人来做，大多数哪怕能如鉏麑一样，会感到两难，也不会就此自杀，保全生命是更有价值的事。

所以现代人拍《赵氏孤儿》的故事就会变成彻底的权谋之争，而失却了古典感，即道义是比生命更值得守护的。

在荷马史诗中，我看到了相似的故事。英雄大多必有一死，并且死得轻而易举，但他们简直就是在主动奔赴自己的死亡。

“神样的”阿基琉斯，全身上下只有脚踝一个弱点，他本不欲参加希腊主帅阿伽门农领导的征讨特洛伊之战，可是他最终被劝服，是因为他被告知了一个预言。如果参战，他将成为一个人人称颂的英雄，但是他也会死，而如果不参战，他可以长寿地安享荣华富贵。

他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去死。荣誉比生命更高贵。

唐·吉诃德之所以被喻为站在现代世界的开端，也是因为他为摇摇欲坠的骑士精神表演了最后的哀悼。正如昆德拉在描述唐·吉诃德作为一个脱节了的人，面对一个裂解的新世界时所说的，“当上帝慢慢离开它的那个领导宇宙及其价值秩序，分离善恶并赋予万物以意义的地位时，唐·吉诃德走出他的家，他再也认不出世界了。世界没有了最高法官，突然显现出一种可怕的模糊。唯一的神的真理解体了，变成数百个被人们共同分享的相对真理”。自此之后，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将在大众时代暗淡退场。

如果没有这些信念，活着就会成为唯一的美德。

最后，死亡不是终点。浸淫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文化中的中国人最懂，家族的延续、血脉的保存，远比个人选择和个人生活重要得多。在无穷尽的子子孙孙中，个人生命有终时，但某种集体的意志得到了传递和维护。

死亡也远远超出生物学和医学问题，关乎人心秩序的安排、社会政治的建构，关乎我是如何存在的。

在二元论传统的西方，死亡也只意味着身体机能的停止和肉体的腐坏，灵魂不受死亡的影响，而会永生。苏格拉底在死前花了很大工夫证明灵魂的不朽，只要灵魂是不朽的，那么在轮回和传承中，死亡也就不是终点，甚至在死后，灵魂还可以摆脱脆弱肉体的限制，而获得纯净。所以苏格拉底才会那么坦然甚至欢欣地接受自己的死亡，他相信，对智慧的追寻，将使他的灵魂飞向美善的诸神。

这对肉体凡胎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慰藉和希望啊。

科学与医疗的重塑

现在人类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大不一样了。因为相比于传统处境，我们如今的生存状态已经相当个人化，打碎了原来宗教的、宗族的牢固社会网络，祛除了神性的光辉色彩，也消解了由身份所带来的价值感和意义感。神性褪去后，在此时此地，“充满人性的光辉”已是一种至高的褒奖。

现代处境下的人性首先是个人性。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中的英雄，是自己故事的唯一主角。“我命由我不由天”，人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整全的意义系统和生存秩序中的一个位置性的存在，而是独立的、自由的个体。他自信、他享乐、他成功，他的自我意识旺盛。但同时，人的生与死都将变成碎片的，死亡也只是个体的消亡，而不再具有任何神性意义，人类已经失去了天堂。

在死亡也变得个人性的同时，医学干预介入以延长生命，成为一个非常典型而普遍的现代性现象。通过现代科技与医疗术，人类治愈疾病、发明疫苗、干预生命、延缓死亡。死亡仍然是必然的，但人可以利用科学技术挑战它，这使人变得前所未有地自信。现在，甚至可以通过数据化AI模拟，让一个人在死后，复原音容笑貌，仿佛他还没有死。而科幻作品在上载意识、人造人、机械增强等上面大做文章，也无异于一场自己成为造物主、庆祝再生的狂欢。

由于对生与死的认识在医学条件下都更加充分，现如今的人也可以更为坦然地面对死亡，谈论死亡，把死亡当作一件客观的事情来对待。死亡变成了一种技术性的身体和心理关怀。一个例子是，若去搜索关于死亡的资料，相当大一部分的结果都来自医学工作者，与健康高度相关。

同时，死亡也是一个需要竭力避免的事情。对人之罪恶最严厉的惩罚——死刑也随之被审慎对待甚至被废除，这在某些地方成为了判断文明与否的标志。

对死亡的确认现在无关灵魂，只剩下了一件事——身体。但是这也不足够了。是以身体的具体哪个部分失去机能为节点呢？是脑死亡、心脏停止跳动那一刻，还是呼吸停止的那一刻？大量的技术细节牵涉具体的法律判决。死亡成了一件非常专业的事。

但对于一个将要面临死亡的人来说，现在，他很难再相信自己死后，不朽的灵魂依然存在，生命将回归某种更高的价值。若死后一切皆是虚无，死亡也就不是生命轮回中的一种过渡，将是最后的终点。当人不得不独自面对黑夜和虚无，一切残酷都会赤裸裸地出现，他们“充满了忧虑和恐惧，以至于不知道它指向什么”（荣格）。

由于对生与死的认识在医学条件下都更加充分，现如今的人也可以更为坦然地面对死亡，谈论死亡，把死亡当作一件客观的事情来对待。死亡变成了一种技术性的身体和心理关怀。

对于人这种精神性存在，活着便需要意义，死亡不是从心脏停止跳动那一刻开始的，它意味着失去一切联系（和周围的亲友、和他人的记忆、和永恒性的精神、和稳固的秩序），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死亡将会发生。

并不是说，传统境况就好于现代。现代人的处境，就像韦伯说的，不再有统一的十字架，每个人要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而许多的痛苦，来源于人不被允许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又或是背错了别人的十字架，更可能是找不到自己的十字架。

可是，一个暂时找不到自己十字架的人也不一定会死。人类长久的生存实践说明一件事，孤独的人最为脆弱。一个人不会轻易死于困境，却会被孤独和绝望杀死。无论是亲友还是自我选择的家人，是精神上的友人还是现实里的同伴，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共同体，我们需要在某个群中——在群中获得支持，在群中共享情感，在群中好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