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创始人被捕，加密科技的宿命？

8月24日晚，帕维尔·杜罗夫刚走下私人飞机，就在巴黎勒布尔热机场被法国警方逮捕。

杜罗夫是全球最大社交媒体之一、即时通信平台“电报”（Telegram）创始人，拥有俄罗斯、法国和阿联酋多重国籍。

被捕时，杜罗夫说，他前来与法国总统会面。

8月2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表示：“我完全不知道杜罗夫先生来法国。”

法国警方指控杜罗夫犯有十余项罪行，包括共谋洗钱、分发儿童色情图片……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杜罗夫已于8月28日获保释，但他被禁止离开法国，需要每周去警察局报到两次，等待进一步调查。

“电报”属于加密信息应用。它通过数学模型对数据进行干扰，让只有拿到相应密钥的一方才能访问数据。最常见的加密算法是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前者共享相同的密钥，而后者使用两个单独的密钥。

“电报”用的是基于256位对称AES加密、RSA 2048加密和Diffie-Hellman的安全密钥交换协议——总之，该加密模式兼具数学和工程学之美，堪称优秀作品。

精通数学的杜罗夫桀骜不驯，是各国政府的眼中钉——不像脸书的马克·扎克伯格，能在国会山公开道歉；也不像TikTok的周受资，经议员5小时责难面不改色；更不像X的埃隆·马斯克，四处留下令人尴尬的合影。

相反，杜罗夫与“电报”一贯拒绝和政府合作。其网站公然挂着“直至今天，我们向政府在内的第三方披露的数据为0字节”通告。

杜罗夫被捕引发了轩然大波。

言论自由的拥趸马斯克、爱德华·斯诺登都为其辩护，“释放杜罗夫”（#FreePavel）的标签也在X上大肆传播。然而，科技和言论自由之间的模糊争议，并不是这位39岁科技大亨“失去自由”的核心原因。

“电报”的诞生

“电报”在全球拥有近10亿用户，规模超过X。它是即时通信应用，也有群组及广播功能。从第一个功能看，其类似于WhatsApp、iMessage或微信；从第二个功能看，Discord是它优秀的模仿者。

乌克兰、巴西、印度尼西亚、印度和俄罗斯用户喜欢“电报”。

也有人厌恶“电报”，说它是“口袋里的暗网”——毒品和色情服务泛滥；假信息在群组中迅速传播；阴谋论者、新纳粹主义者、恋童癖和恐怖主义者流连其中。

在韩国，有犯罪者利用深度伪造（Deepfake）机器学习技术，“换脸”合成色情照片和视频，通过电报销售、传播。该行为波及超200所学校、数百位未成年人，几乎是韩国“N号房”大规模犯罪丑闻的重演。

理论上，“电报”可以读取服务器中的内容，并上交警方，但它不愿意。

“电报”使用两种加密方式：一种是服务器—客户端加密，用于普通聊天，保护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另一种是端到端加密，专用于“秘密聊天”模式，确保只有对话的参与者能够访问消息内容，即使“电报”的服务器也无法读取。这种加密使用的是自研的MTProto协议。

该协议由几个关键组件构成，包括密钥交换、数据加密和数据验证。这三部分共同工作，确保消息的安全传输。

杜罗夫颇以该协议的安全性为傲。他曾经承诺，只要有任何人成功破解已拦截的内容，就提供10万美元的奖金。目前只有一个人拿到过这笔奖金，不过这个人发现的也仅是一个可能会导致问题的隐患。

总结起来，“秘密聊天”模式下，“电报”无从得知用户说了什么。而“普通聊天”模式下，服务器里的内容，它也不想告诉第三方。“所有参与者之间的聊天和群聊都是私人的。我们不处理相关任何请求。”电报的法律条款写道。

鉴于此，有31个国家表示临时或永久封禁“电报”。

密钥交换、数据加密和数据验证。这三部分共同工作，确保消息的安全传输。杜罗夫颇以该协议的安全性为傲。

自打2013年“电报”问世以来，杜罗夫一直将其视为政治中立的避难所、言论自由的避风港，不受政府控制。他本人狡兔三窟——持三国护照，游走在政府监视之间。

1984年，杜罗夫出生于苏联，4岁随家人移居意大利北部。1991年，苏联解体，杜罗夫一家回到圣彼得堡。

在圣彼得堡读大学时，杜罗夫发现了马克·扎克伯格脸书的早期版本，于2006年推出仿品“对话中”——很快席卷俄罗斯，主要因为用户可以自由分享和传输盗版音乐、电影以及色情内容。

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压力，最初发生在2012年。杜罗夫拒绝关闭上街游行的反对派的页面。随后，在2013年至2014年乌克兰广场游行期间，他又拒绝向俄罗斯当局提交乌克兰用户数据。

杜罗夫收到最后通牒：要么交出“对话中”所有数据，要么放弃公司、离开俄罗斯。

“我选择了后者。”杜罗夫说。“对话中”的控制权拱手交给与Mail.ru有关联的投资者，该公司是俄罗斯两大互联网巨头之一，归亲克里姆林宫的寡头所有。

“电报”也从此诞生：融可用性和隐私性为一体，允许信息快速传播给大量人群，吸引了不少广告商和反对派，在日后伊朗、白俄罗斯、俄罗斯的示威活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可以这么说，“电报”是距离政治最近的科技产物，加密类应用都有这样的特征——加密币觊觎的是政府的钱袋子；而主打信息加密的“电报”，挑战的是政府的合法性。

说谎的“先知”

十几岁的杜罗夫就知道自己肩负着“先知”使命，这不奇怪。在他15岁时，电影《黑客帝国》上映，他迷上了基努·李维斯饰演的救世主尼奥。直到今天，杜罗夫依然喜欢身着尼奥的黑色套装示人——中山装加马褂的结合体。

然而，“加密先知”可能说谎了。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密码学教授马修·格林撰文指出，杜罗夫多年来对“电报”的安全性和“端到端加密”进行虚假宣传，不仅欺骗了用户，连自己都给骗了。

马修·格林在博客上分析，即便“端到端加密”是防止数据泄露的最佳工具之一，它也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终极方案。信息传输中的元数据仍然有巨大的暴露风险——有关谁在使用服务、他们与谁交流、何时进行交流的数据，这些元数据通常不受“端到端加密”的保护。

目前，这些元数据很可能都存在于“电报”的服务器上，随时供任何有意者“获取”。

“很多‘电报’用户认为房东没有他们公寓的钥匙，”多伦多大学网络安全监督机构公民实验室的安全研究员约翰·斯科特-莱尔顿说，“他们现在发现，这位‘房东’实际上有五个房间中四个房间的钥匙。”

外人不知道杜罗夫私生活的一丁点细节。偶尔，他在Instagram上发布“生活规律”的帖子，建议数百万粉丝过孤独的生活，不喝酒、咖啡，禁止暴饮暴食。

他以最少的财产自傲，连公司也仅有30名全职工程师。这让他感觉无拘无束。

但令人震惊的是，他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作为精子捐献者，他曾在12个国家捐赠，已经有100多个孩子。他计划将自己的DNA“开源”。

“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你应该准备好为自由冒一切风险。”杜罗夫在Instagram上声称，配图是在沙漠中骑马的照片。

自由转瞬即逝。被捕时，杜罗夫身边由来自迪拜、24岁的加密讲师兼主播朱莉·瓦维洛娃陪同。有消息指出，瓦维洛娃近期发布的帖子，泄露了杜罗夫的位置，包括他们在阿塞拜疆出现。

就算没有瓦维洛娃，杜罗夫也早已被各国间谍盯上。媒体指出，2017年法国和阿联酋间谍已经对其展开监视。

在战争中心

杜罗夫突然被捕，循例引发的是围绕政府管控、言论自由以及科技巨头责任的激烈辩论。

加密一直是各国政府和科技公司之间长期存在的摩擦点。数十年来，科技公司相信加密技术能够维护人们的隐私，保障个人自由；而政府苦恼于犯罪分子用该技术隐藏犯罪活动。

硅谷高管们正在密切关注杜罗夫的案子，看看法国当局会在加密技术上如何采取行动。不少科技公司大感惊讶，本来加密技术在法国一直模棱两可。

近期欧盟的步子较大，一直努力给美国互联网企业如脸书、Instagram、X等社交媒体平台套上“枷锁”，划清言论自由和非法内容之间的界限。

随着加密信息应用程序流行，争论更加激烈。2018年成立以来，Signal用户增加上千万。Apple的iMessage安装在每年销售数亿部的iPhone上。全球有超过20亿人使用WhatsApp。

加密一直是各国政府和科技公司之间长期存在的摩擦点。数十年来，科技公司相信加密技术能够维护人们的隐私，保障个人自由；而政府苦恼于犯罪分子用该技术隐藏犯罪活动。

由于用户数量巨大，监管力度也跟着“水涨船高”。很多时候，政府还想突破WhatsApp和Signal等端到端加密功能，理由是必须监管“潜在的”非法内容。

“电报”几乎没有内容审核，宁愿接受政府罚款也不肯提交数据，也就处在被管制的风口浪尖——但这也犯不着法国总统亲自设陷阱。

一位政治分析人士公开表示：“所有对杜罗夫的指控都很荒唐。因为他的平台上的犯罪行为而指控他，相当于因为法国发生的犯罪行为而指控马克龙。这是同样的逻辑。”

非法内容云云，只是幌子。杜罗夫和“电报”的风险是处在俄乌战争中心，有改变局势的地位。

就在8月中旬普京国事访问阿塞拜疆的同时，杜罗夫也“恰巧”在阿塞拜疆。

杜罗夫被捕后，俄罗斯最先表示反对和担忧。“‘电报’会成为北约的工具，” 《莫斯科共青团报》称，“‘电报’聊天里充斥着大量重要的战略信息。”

俄罗斯当局曾于2018年封锁“电报”，但2020年就解封了。如今，不仅俄罗斯官员使用这款通信软件，俄军甚至“特别军事行动”战场上的官兵也在使用。

《莫斯科共青团报》说：“如果‘电报’倒下，军队该怎么作战？”

观察人士表示，在没有现代战场管理系统的情况下，俄军的日常行动也逐渐依赖“电报”——从情报传输到纠正航向炮击、引导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根本离不开该加密程序。

也许事实正如英国《独立报》所称，打击“电报”就是在威胁打击俄罗斯。“杜罗夫被捕，西方情报机构可以获取这款通信应用的密钥。”

也难怪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立刻下场喊话。他是俄乌战争的主要理论支持者。

“有两个不可调和的世界彼此不和：我们和他们。我们之间有一道鸿沟。双重国籍、模糊的忠诚度、在阵营之间周旋——所有这些都已成为过去，”杜金在电报上说，“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

这些言论，与苏联特使向1917年十月革命后逃跑的俄罗斯人的呼吁几乎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