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明暗》里，去找有光的地方

2020年4月，导演范俭在武汉封城期间拍摄纪录片，接到出版社的邀请：写写你的拍摄故事吧。

1999年，范俭大学毕业，进入山东电视台工作，拍了一个临终前决定捐赠器官的死刑犯。行刑前一天晚上，范俭所在的摄制组和死刑犯聊了很久，拍了他的家人，第二天拍了他去往刑场的过程，然后拍摄了他的肾脏被移植到一个患者身上。在范俭职业生涯早期，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拍摄经历，也成为他的创作起点，“如此近距离地审视生命的消逝和生命的延续，如此深入地思索善与恶之间的若干人性”。

此后，范俭进入央视，经历新闻评论部“最好的那几年”，而后又离开，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电影生涯。他以“为时代留切片”的信念，先后拍摄了纪录片《的哥》《活着》《摇摇晃晃的人间》《两个星球》《被遗忘的春天》。而一次非虚构写作的契机，让他重新梳理了自己这些年来拍摄的几大块内容：汶川地震后失独家庭的再生育和新生命的成长；武汉疫情；已经跟他成为亲密朋友的余秀华。

这些故事组成了他的第一本书《人间明暗》。

7月末的一个傍晚，南风窗记者在北京见到了范俭。他知无不言，聊了经验，也聊到挫折，我们谈了很久，直至饥肠辘辘。

吃土豆的人

范俭觉得，自己的时间好像比别人慢。

几年前，他搬离北京，定居重庆，希望过一种节奏更慢、更沉静的生活。在创作上，他也秉承一种他称为“长期主义”的创作哲学。他会用5年、10年甚至更久来拍一个片子，在汶川地震失独家庭这个大的题材上，他已经倾注了12年，并且仍在持续。

《人间明暗》的第一章，也是最长的一章，记录了三个震后失独家庭，其中祝俊生和叶红梅再生育的故事，范俭关注最久，着墨也最多。

纪录片《活着》开始的时候，叶红梅已踏上“再生育”的征途许久。她先是尝试自然受孕，总不成功，后来又尝试试管生育，经过半年多的治疗、胚胎培育，也失败了。纪录片结束的时候，又一次失败的祝俊生和叶红梅送走了同病房的夫妻，后者成功怀孕。陡然变空的病房里，祝俊生忍不住抹起眼泪，叶红梅在一旁嘲笑他。

范俭与这对夫妻相处多年，深知二人是互补而紧密扶持的，恰恰是这种深切的情谊与生命的韧性，让范俭感到自己在拍摄这个题材的时候，并没有“被悲情围困”。更打动他的，是“四川人即使在住板房的时候，也会给自家开辟一块小菜地”。

在书中，恰恰是这个最沉重的章节，有着一个非常平淡、轻巧的结尾，写的是另一个失独父亲吴洪。吴洪是范俭在接触汶川失独家庭过程中所结识的情绪最稳定的人，他有一种“强烈的与别人不一样的性格”。地震后，吴洪一直坚持为女儿写作。

一开始拍吴洪的时候，范俭其实特别苦恼，因为每天早上6点多去吴洪的小杂货铺拍他，后者总是准时地起床，误差不超过一分钟，然后就骑上自行车去游泳，日复一日，拍不出变化。后来范俭看了吉姆·贾木许的《帕特森》，这部电影讲述一个公交司机的一周，在重复里自有生命的秩序。这部电影启发了范俭。他把拍吴洪的上述片段放进了纪录片《十年：吾儿勿忘》，想借此表达：其实永恒就是重复，在重复中，生活有一种稳定性。

借助对震后失独家庭的拍摄，范俭才逐渐理解，受到创伤的夫妻们相信，再生一个孩子，能够把失衡的家庭重新拉回正常的轨道。

范俭提到梵高的一幅画，叫《吃土豆的人》，画里几个人坐在桌边吃土豆，身处的空间非常暗，但是房间上方吊着一盏油灯，灯在土豆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这片光就是我想去表现的东西，我先登上了一个晦暗的舞台，但是我试图在这上面去找一个有光的地方”，这就是范俭一直在干的事儿。

生活的螺旋

在失独家庭里有一个说法叫“生反了”，指生下来的孩子和之前的孩子性别不一样。剖宫产手术第二天，祝俊生回了趟家，喝了点酒，他看着女儿的照片说：“幺儿，你回不来了！”

2020年1月，武汉封城。2个月后，范俭深入历史现场。在场，是纪录片创作者的责任感，也是这份工作最让范俭着迷的地方。

拍摄纪录片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交际的艺术。“我们（摄制团队）的存在如果能让对方感到舒服，工作就比较好开展”，而他现在能做到，在很短的时间里让相处对象觉得舒服。

他尽可能地理解和共情自己的拍摄对象。武汉故事里的蔡大姐，当时是整个小区里最焦虑的一个人，因为她的家庭里有病例，她处在危机之中。范俭发现，有些人的焦虑是拒斥交流，有些人的焦虑是找人倾诉，他敏感地察觉到蔡大姐的情况属于后者。

当时，整个小区的人都躲着她，社区干部也只会隔着门跟他们交流。对蔡大姐来说，有人相信她、愿意接近她，是她当时最直接的情感需求。

范俭还觉得，蔡大姐的性格里有一股朴实劲儿。知道范俭要拍她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惊讶：“为什么你胆子这么大？”

范俭不仅仅是出于拍摄的功利性需要而接近蔡大姐，他同样认为自己应该缓解蔡大姐的焦虑。“我把它叫作一种心理上的按摩，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多时候我其实是一个心理工作者，虽然我没有什么技巧，我只是理解和接纳我的拍摄对象。”

这是范俭一直在做的事。2009年，范俭到四川后接触到一个民间心理援助团队，在他们的帮助下拍摄失独家庭。当时的很多家庭对媒体抱有怀疑，因为这一年里有太多记者来过这里，有太多镜头对准过他们，他们大多对这种短暂的、浅层的连接非常谨慎和警惕。

范俭知道，纪录片的工作方式跟媒体记者有相似之处，然而真正的不同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磨合期才能被拍摄对象感知到。他花了很多时间跟那些夫妻“交心”，而不是“提问”。但最后也只是有一部分家庭能够接纳他。

祝俊生和叶红梅夫妻就是这样一个家庭。从范俭走进他们的生活至今，已经过去了15年。逢年过节，他们会互相寄点东西，“不如说更像亲戚”。2010年，范俭拍完了《活着》，四个多月后，他接到电话：叶红梅怀孕了，而且是自然怀孕。

次年5月，祝家有了一个儿子，但祝俊生有些不太高兴。在失独家庭里有一个说法叫“生反了”，指生下来的孩子和之前的孩子性别不一样。剖宫产手术第二天，祝俊生回了趟家，喝了点酒，他看着女儿的照片说：“幺儿，你回不来了！”

很多新的问题在范俭心里拱上来：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会遇到怎样一种家庭处境？这个孩子未来怎么理解自己来到世界的缘由？他如何建立自己与父母、世界的关系？范俭知道，摄影机还不能停。

在祝俊生的家里，女儿的照片摆得到处都是。妈妈会跟儿子说：“你是因为你姐姐去世，才来到这个世界上。”

背负了生命前史的孩子，让范俭意识到，记录后汶川故事的时机到了。2017年，祝俊生的儿子祝叶桂川（小名川川）6岁，范俭和团队再次走进祝家，拍摄了纪录片《两个星球》。

在这一阶段，范俭在纪录片的创作方法上，开始更多地关注叙事之外的东西。

叶红梅常常在跟川川的相处中，回溯与女儿在一起的时刻。一种人为的轮回，也是一种心理补偿。然而祝叶桂川8岁之后——也就是超过姐姐去世的年纪之后，叶红梅常常会感到困惑，她越来越不知道应该怎么教育和对待这个孩子，因为这是她没有过的经验。在川川和祝俊生之间，生活处在一种复杂的变量影响下，因此这对父子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条平滑的直线，而是在绕圈，但又不是回到原点，而是螺旋式地发展。

比起梳理一个线性的故事，范俭更为关注和审视题材中的“张力”，“就是人物跟外在环境的对抗，跟自己内心的对抗”。

在这个创作时期，他拍摄了《摇摇晃晃的人间》。这部纪录片并非简单勾勒一个女诗人的生平，而是真正走进了余秀华内心的风暴。

站在一起

范俭跟自己的很多拍摄对象都成了朋友。

范俭走近余秀华的方式，是跟她聊作品，把她当成一个诗人，而不是脑瘫者，也不是农民，甚至不是女性。

拍纪录片的开始，他以外人的身份走进他人的生活；在拍摄中，他不断认知他们，也扩大了对世界的认知。这个过程让他与拍摄对象的距离不断消弭，“直到最后我们站在一起，彼此接纳”。对范俭来说，这个走到一起的过程更重要，相比之下，最后拍成的那个片子，只是结果里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站在一起”的努力并不总是成功，比如在接触余秀华的某些时候。

《人间明暗》的第三部分记录了余秀华离婚前后的故事，以及她那场众人关注下的恋爱。

2015年初，余秀华的家里到处都是背着长枪短炮的记者，“来自大城市的精英排队等着见余秀华”，很多问题重复、刻板，甚至冒犯。范俭走近余秀华的方式，是跟她聊作品，把她当成一个诗人，而不是脑瘫者，也不是农民，甚至不是女性。

我问范俭，现在还会通过余秀华的作品来了解她吗？他发出爽朗的笑声：“当然不会了！”因为他们已经太熟了，熟到范俭会以一种与余秀华极为相似的狡黠对我说：“你千万不要被她的语言蒙蔽，她说话是一套，内心是另外一套。”

在一篇关于范俭的文章里，余秀华提到“我对他（范俭）敞开了心扉，这也不稀奇，我对谁都敞开心扉”。范俭说，她当然不是对所有人都敞开，当然不是。而这个属于他的“敞开时刻”，大概发生在第一阶段拍摄的第十几天时，那时范俭陪同余秀华来到北京，举办她的新书发布会。发布会之前，他对余秀华做了一次采访，有意想要触碰和试探一下她的边界，于是他跟她提到，“你妈妈告诉我，你曾经乞讨过”。

余秀华没有回避跟他聊这件事，反而可以跟他开玩笑。为了活下去，她打过工，乞过讨，现在她出了名，因为她的才华——这都是她，真诚，敞开。对范俭来说，这是一个临界点，在那之后，他们的关系不断变化发展，直至今天，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范俭与余秀华已成为好朋友，他们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相互给对方的作品吆喝，偶尔一起嘲笑网友。

《摇摇晃晃的人间》结束于余秀华成功离婚，后来余秀华在文章里提到，她认为范俭帮助推进了这件事的完成。

“但其实他们最后离婚也没通知我，余秀华都到了民政局才给我打电话。”总的来说，范俭不愿意介入拍摄对象的生活，但是如果他们需要帮助，范俭也不会回避。

对一个长期主义的创作者来说，生活与创作会发生隐秘而微妙的重叠。比如，祝俊生在儿子走向青春期的过程中，对于父子关系产生了困惑，他可能会问：“老范，这该怎么办？”对此范俭随时准备着，在一个可被允许的范围内，以朋友的身份向拍摄对象伸出自己的手。

2015年跨年夜，范俭在广州见证了余秀华的一次失恋，那天她胃痛严重到吐血，范俭陪伴她，听她倾诉和哭泣。那天晚上他带了摄影机过去，但最终没忍心拍她。后来范俭检讨了自己的“优柔”，因为从故事出发，他觉得其实那个时刻应该记录下来。但是当时他感受到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只有他们两个在场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朋友，也是拍摄者。他选择了前者，“我想她此刻需要的只是我的陪伴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