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扣“以邻为壑”帽子

随着所有主要贸易国越来越多地采取单边行动，来推进自身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安全目标，世界经济迫切需要一个明确的规范框架来确定路径规则。而一个有用的起点就是，所有各方都同意在原则上不施行以邻为壑的政策。

这听起来很合理，但可行吗？那些经常依赖这类政策的国家，好像就没几个会在劝说下改变主意。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人们这种看法其实是在概念上，混淆了具有负面跨境溢出效应的政策和真正以邻为壑的政策。如果试图约束所有前一类政策，那确实是无望实现的，还会适得其反。所幸，以邻为壑的行为只占此类政策的一小部分。超全球化之所以陷入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其对具有国际溢出效应的政策进行过度监管的野心。

在这方面，请特别参照两项政策。首先，当中国政府通过补贴研发来提高本国高科技产品竞争力并降低其全球市场价格时，我们并不认为要求中国取消这种补贴是合理的，因为直觉告诉我们，即便其他国家会蒙受损失，支持研发依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合法手段。

但如果一项政策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好处是通过对其他国家造成损害实现的，那么这项政策就属于以邻为壑。琼·罗宾逊在1930年代创造了这个词来描述竞争性贬值等政策——这些政策在普遍失业的情况下，将就业从国外转移到国内经济中。以邻为壑政策通常对世界整体是负和的。

区分以邻为壑的政策在实践中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没有哪个国家会承认实施了这些政策。但明确哪些行为真正令人反感并相应缩小争端范围，很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经济结果。这也会带来更好的政治效果，因为政府会被鼓励就它们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更有成效的讨论。

将这一观点应用于现实世界，我们会发现，当今中国和美国的大部分产业政策都并非以邻为壑；事实上许多政策应当被视为以邻为善。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实施了广泛的绿色产业政策以降低太阳能、风能、电池和电动汽车的价格。这些政策对世界经济有着双重好处：它们产生了创新溢出效应，降低了全球生产者的成本，降低了消费者需要支付的价格。它们加速了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碳定价的缺失。

当产业政策恰好针对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状况时（就像绿色补贴一样），那它就并不值得担心。此外，虽然我们可以对不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提出合理的担忧，但事实上低效率产业政策的成本仍然主要由其国内承担，是国内纳税人和消费者以更高税收和价格的形式付出代价。可见，糟糕的产业政策与其说是以邻为壑，不如说是以己为壑。

当然，其他国家也会付出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伙伴就应当对此有发言权。而期望各国政府对其他国家关于什么对它们有利的说法予以更迅速回应，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它们总是享有自我保障的自由。比如，如果一国政府担心国家安全或对当地劳动力市场造成不利影响，那么它就应该有实行出口限制或增加关税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自由。理想情况下，这些应对措施应经过精心设计并严格针对既定的国内目标，而不是为了惩罚那些没采取以邻为壑政策的国家。

将少数以邻为壑的行为与大量具有跨境溢出效应的其他政策区分开来，是缓解贸易紧张局势的重要的第一步。这样做，可以让国际谈判聚焦于真正的问题，让各国政府自由地在国内追求合法的政策目标。而努力建立一个自助式的世界，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向善的经济学和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