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产业链重构之玄机
作者： 钟飞腾
据韩国海关总署披露的数据，2023年4月韩国出口额为49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4.2%。这是自去年2月出现贸易逆差以来，韩国连续第14个月录得贸易逆差。这是非比寻常的现象！历史上，韩国有两次较大规模的贸易逆差，分别出现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但就规模而言，目前这一轮贸易赤字是史无前例的。
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贸易赤字达到478亿美元，而2008年贸易赤字规模为133亿美元。去年的贸易赤字是14年前的3.6倍。今年第一季度，韩国贸易赤字额已达到224亿美元！显然，照此速度发展，2023年韩国贸易赤字规模仍将创新高。这对依赖出口创造了“汉江奇迹”的韩国而言，无疑是令人担忧的。
从韩国的角度看，贸易赤字增加被归因于能源和原材料进口成本上升、芯片等主要出口品的下跌。韩国方面认为，乌克兰危机导致能源价格暴增，是韩国贸易赤字上升的重要原因。同时，乌克兰危机以及新冠疫情也冲击了全球经济，导致对芯片的需求下降，因而韩国外贸表现不佳。根据笔者的研究，对韩国外贸格局更深层次的影响，来自中美战略博弈。
贸易之变的韩国样本
从韩国的贸易伙伴看，近些年也有一些大的变化。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韩国前10大贸易伙伴分别是中国、美国、日本、越南、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其中，中美日越四国分别占韩国对外贸易额的24.3%、13.5%、7.3%和6.6%，其余贸易伙伴均在5%以下。2022年，韩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分别为中国、美国、越南、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台湾、沙特阿拉伯、德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中美越日分别占韩国的外贸21.9%、13.5%、6.2%和6.0%，其余贸易伙伴的占比均在5%以下。
2019年至2022年间，韩国贸易伙伴的位次及比重发生了很大的调整。一是中国占比下降1.3个百分点，美国占比上升0.6个百分点，但中美仍是韩国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二是越南占比上升0.6个百分点，跃居第三位，而日本下跌1.1个百分点，退居第四位；三是澳大利亚的占比上升1.8个百分点，从第8位跃居第5位，沙特的占比上升了0.8个百分点，位次从第9位升至第7位，新加坡的占比上升0.3个百分点，位次从第12位升至第9位；四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俄罗斯以及德国的占比分别下降1.2、0.8、0.7和0.4个百分点。
贸易比重和位次的变化，往往反映出重大的地缘政治危机的冲击。俄罗斯在韩国外贸中的位次从2019年的第10位下跌至2022年的第15位，是这三年中位次移动最显著的伙伴；德国的位次从第7位下滑1位，德国也因乌克兰危机而降低了全球竞争力。韩国对俄罗斯和德国贸易额的下降，首当其冲的原因是乌克兰危机。
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占比的下降，要比俄罗斯和德国更严重，显然受到中美战略博弈的影响，尤其是中国香港的位次已经从第6位下跌至第10位。随着美国对华遏制、围堵和打压的力度持续加大，韩国企业在与中国相联系的企业做贸易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在拜登政府接连出台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措施之后，在芯片领域拥有强势地位的韩国企业，也面临着美国日益加大的压力，再加上韩国新政府极力取悦美国政府，韩企的选择空间未来还将被进一步压缩。可以说，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韩国对“中华经济圈”贸易额的大幅度下降，三地合计下跌了3.3个百分点。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从下降幅度看，中美战略博弈对韩国外贸格局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乌克兰危机的冲击。
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韩国对“中华经济圈”贸易额的大幅度下降。
另一方面，在韩国的贸易伙伴中地位上升的主要有美国、越南、沙特、澳大利亚、新加坡等。除了沙特和澳大利亚是因为原油、煤炭等价格上升所致，其他几方均可以被视作韩国主动调整外贸战略的结果。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和越南占比的上升幅度是一样的，尽管前者的分量要重得多。
在韩国看来，将部分贸易从与深受中美战略博弈影响的香港地区、台湾地区转移到东南亚，可能是一种靠谱的避险策略。因此，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韩国外贸格局出现了明显的向东南亚转移的态势。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将文在寅政府提出的“新南方政策”改为“东盟政策”，也强化了这种趋势性变化。
东南亚为何重要
东南亚在国际经济中具有独特性。一方面，东南亚各国联合自强，在地区一体化中生成了独特的“东盟方式”，强调和平、合作和协商一致；另一方面，东盟不少成员国还是中低等收入国家，在工资水平上具有竞争力，且劳动力规模巨大。东盟总人口即将达到7亿，陆地国土面积超过450万平方公里。当然，全球低工资、倡导一体化的区域也不少，东盟成功的奥秘还有不少。如开放性，以及邻近地区也是追求经济增长的国家，区域内国家共同创造了推动共同发展的良好氛围。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东南亚地位似乎一直在上升。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与东盟率先建立自贸区，引领了东亚自由贸易发展趋势。最近几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接连升级。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宣布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希望全面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作用，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2022年11月，时任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柬埔寨金边出席第25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时宣布，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正式启动，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水平和质量，特别是希望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安全性。在政策变革的背后，其蕴含的基本动因是中国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
2020年以来东盟超过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2年间，中国东盟贸易额已从6414亿美元增长至9753亿美元，而中美贸易额从5414亿美元增长至7592亿美元，目前两者的差距约为2200亿美元。
传统上，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占了中国与邻国贸易额的一半。从2020年至2022年，中日贸易额从3150亿美元增长至3574亿美元，中韩贸易额从2846亿美元增长至3623亿美元。中国东盟贸易额也超过日韩对华贸易额。对中国来说，贸易布局转向东盟是一个全新的态势，与以往很大不同的是，并非只是中国重视东盟。
韩国取代日本，成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反映出两个态势，一是韩国追赶日本的速度加快。无论是韩国的产业水平还是经济发展，其与日本的差距大幅度缩小，取代了一部分日企在华的市场份额。同时，中国也加大与韩国的合作力度，例如中韩之间达成了自贸区，而中日之间并没有。
二是一定程度上，日本要比韩国更加紧密地追随美国，因而更为担心地缘政治的冲击，提前做出了预防。日本企业早在中日钓鱼岛争端时期就已经开始实施“中国+1”战略，即在不舍弃中国市场的前提下，在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布局，以便“对冲”中国市场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
因此，中日韩三国均显著加强了和东盟的产业合作，除了东盟自身地位的上升之外，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美关系的变化。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企业就开始将东南亚作为规避美国贸易壁垒的重要基地。
其中，越南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越双边贸易额从2017年的约1200亿美元跃升至2022年的约2350亿美元，几乎翻了一番。令人惊奇的是，2022年的中越贸易额甚至超过了中国与德国的贸易额，而德国经济规模是越南的10倍以上。显然，中越贸易的激增无法用经济规模来解释，其背后的动力是价值链贸易，它可以有效规避关税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于应对地缘政治冲击。
价值链贸易，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显著的国际贸易形式。教科书上在讲授传统的贸易知识时，多数时候以“南北”模式体现的，即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出口原材料。这个传统的贸易模式主导了几百年，也构成了很多人认识国际经济的基础，导致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发达国家主导国际贸易，只有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才能致富。
然而，价值链贸易与大多数人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认识到的贸易形式不同，虽然发达国家在产业链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但并非唯一，也不完全是主导性的，否则很难解释美国政府经常说的“过于依赖中国”。
东亚地区由于拥有良好的劳动力、善于治理和执行融入国际市场政策的政府，以及大量善于经营的（华人）企业家，成为“世界工厂”，生产了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制成品。
一方面，价值链贸易的主导者当然还是大型的跨国公司。在美国学术界，以这些大公司为原型总结的贸易理论，被称为“新新贸易理论”，基本上兴起于21世纪初，以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贸易理论（也被称为战略性贸易政策）。新新贸易理论通过对大型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行为的分析，试图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融合起来，认为国际贸易大部分都是由大型跨国公司完成的，具体体现为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
另一方面，在大型公司主导的同时，很多中小企业通过现代通信信息技术，以及改善了的交通基础设施，很便捷地加入了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链，从而在没有国际知名的品牌和先进技术的前提下，就参与到更大的市场中，有效地促进了本地的发展，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政府为企业融入国际市场提供优惠和便利政策的正当性。东亚地区由于拥有良好的劳动力、善于治理和执行融入国际市场政策的政府，以及大量善于经营的（华人）企业家，成为“世界工厂”，生产了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制成品。
东亚产业链的中国因素
东亚的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很快地加入地区生产网络，也离不开中国的作用。无论是从地区和平环境的塑造，还是为地区国家提供有助于融入地区生产网络的基础设施等，过去20多年中国都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例如，1997年东亚危机期间中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率先稳定和扩大国内市场，并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国际合作平台和国际公共品，为中小国家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很多机会。
东亚地区这种勃勃生机已经持续数十年，其背后的原因不仅是美国执行开放的政策，为亚洲很多国家提供了市场，也在于东亚拥有一种鼓励勤劳致富的文化和制度，这种文化的发源地显然是中国。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何世界上其他地区没有像东亚这样获得好的发展，接连出现几波经济奇迹。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还是80年代的东亚“四小龙”，在当时那个阶段都可以被称为“经济奇迹”。不过，其影响力无法与中国经济崛起相提并论。
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超过18万亿美元，庞大的市场规模正在打破美国对自由贸易解释的“垄断”。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不仅可以改变世界市场的价格，而且以其主权独立性和绵延数千年的文明传统，具有与前几轮东亚经济奇迹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的政治影响力。
在这种情势下，美国相当一部分人士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因而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种“去中国化”的措施。英国的《经济学人》甚至提出了一个“亚洲替代供应链”的新名词，试图制造分裂亚洲的舆论。但事实上，将中国从亚洲生产网络中踢出去是很难的。
今年5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韩国首尔发布新一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时表示，2023年亚洲经济增速有望达到4.6%，比2022年提高0.8个百分点，也要比2022年10月的预测提高0.3个百分点。IMF预测上调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再度开放和经济重启。
IMF还强调，今年亚太地区（不包括美国）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70%，这一比例要显著高于前几年。IMF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5.2%。通常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亚洲其他地区的年均增长会提升约0.3个百分点。
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将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不仅是中国产业升级的需要，也有助于拉近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塑造东亚的产业链。
需要注意的是，IMF还特意强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带动的溢出效应与以往有所不同—以往靠的是投资品需求，而今年主要是中国国内消费需求的增加。换句话说，IMF的这一表述，事实上承认了中国政府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效果。
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1.2万美元，东部沿海地区不少城市的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中国拥有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口，加起来要比东亚地区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总人口还多。因而，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可以带动更多人口进入经济圈，从更深、更广的分工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将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不仅是中国产业升级的需要，也有助于拉近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塑造东亚的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