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之城,石家庄的爱与痛
作者: 赵淑荷
7月28日下午,下班高峰时段,石家庄街头的交通略显拥堵,人们讨论起今年夏天最厉害的那场台风。
与此同时,石家庄内部也酝酿着一场文化飓风。
两周前,石家庄公布了将要创办“摇滚之城”的消息。这是第一个把“摇滚乐”作为名片的城市。
石家庄有自己的理由。
在这里诞生的乐队“万能青年旅店”是中国最优秀的摇滚乐队之一;从这里走出的旺财、相对论、昏热症、牙龈出血、Rustic、星球撞树等乐队,被全国乐迷熟知;Click#15的Ricky、盘尼西林的小乐都是石家庄人;被一代人视为摇滚文化“圣经”的杂志《我爱摇滚乐》在这里创刊并存活十余年;而“石家庄”的民间英译“rock home town”的另一个译法,是“摇滚乐的家乡”。
作为“开国第一城”,石家庄是一个“火车拉来的”移民城市,全国各地的小吃和谐共处:新疆的椒麻鸡、保定的驴肉火烧、西安的甑糕、山东的煎饼,以及“石家庄特色安徽正宗牛肉板面”(被当地人戏称为“石特安”)。
多数石家庄人说普通话,带着被泛称为“北方口音”的腔调。
就是这样一个因为海纳百川而失去特色、面目模糊的城市,被称为中国最没存在感的省会的城市,一鸣惊人地,正在进行一个名为“摇滚之城”的计划。
这背后,是几代石家庄人的爱与痛。
石家庄的“摇滚元老”
7月26日,我见到了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乐队”的创始人、主唱兼吉他手邢迪。
邢迪出现在石家庄第一批的地铁摇滚快闪活动中。他跟朋友张欣组成新乐队,进地铁为市民唱歌,参加激情夏夜的惠民演出,为石家庄率先造势。
邢迪把这看成一种责任,他知道可能会有人说自己做这事儿“不摇滚”,但作为石家庄的一个公民,他觉得,“需要我我就来了”。
40多年前,邢迪还在上初中,学美术。某天他在石家庄曾经的文化中心八一礼堂经过,看到一个流浪汉。那个人站在一个很高的墩子上,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歌。邢迪没见过这种乐器,更没听过那样轻灵奇妙的音乐。他一下子就开始崇拜这个弹吉他的人,把自己一学期的颜料钱倾囊相予,那是80年代的3块钱,“一笔巨款”。
邢迪逃课逃了一个星期,每个下午都来找他,那人就开始教他弹奏。1981年,石家庄还没有“琴行”这个说法,在中山路地道桥有一个“文体乐器部”,他们告诉邢迪,吉他这个乐器,没有库存,只能订货。邢迪的父亲也好文艺,全力支持邢迪的爱好,给邢迪订了一台“凤凰”牌吉他。
1984年,致力于普及瑜伽的“当代中国瑜伽之母”张蕙兰,应政府邀请把西方现代流行音乐介绍进中国,她带来了两支美国乐队—朝阳国际电子乐队和幸存者乐队(另译“悲惨星期五乐队”),将基于“四大件”(电吉他、电贝司、架子鼓、键盘)和插电演奏的摇滚乐,作为瑜伽冥想音乐引进中国。
邢迪的父亲当时在石家庄第一工人文化公司上班,对文化方面的消息很灵通。有天邢迪的爸爸从单位跑回家,喊上邢迪,“快去看,有美国人演出”。
这两支乐队在中国的大城市开展巡演,原定首场在北京,出于社会影响的考虑,选择先在石家庄“试水”。因此,石家庄成为了中国最早举办摇滚演出的城市。
从一开始,对石家庄人而言,摇滚乐与工作—甚至是体制内的工作—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80年代末90年代初,崔健、唐朝、黑豹在北京开启了中国摇滚乐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他们在这种“西方音乐”上所进行的探索振奋了邢迪,1992年,地平线乐队在石家庄成立。
乐队的转折点发生在1994年,崔健的经纪人王晓京邀请他们去北京发展,前提是要辞去工作。
其他乐队成员细加考虑之后都没有选择辞职,乐队里只有邢迪一个人真的辞去了省歌舞剧院的工作。
“地平线”没有闯到北京去。
后来邢迪在北京与新成员重组了地平线,在那里做了8年音乐。新加入的键盘手李志辉在石家庄也有个乐队,叫方月亮。
早期地平线为稳定放弃签约王晓京这件事,其实显示了很多信号。
比如,从一开始,对石家庄人而言,摇滚乐与工作—甚至是体制内的工作—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2021年,姬赓作为专家人才获石家庄政府特殊津贴;2023年,石家庄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文化体育公司演出分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在他们筹备建设“摇滚之城”的团队里,有一个年轻人,在石家庄是小有名气的乐手。
官办“摇滚之城”的消息释出之后,很多人首先觉得,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合流是不可思议的。
政府参与搞摇滚乐,到底是一件“不摇滚”的事情,还是一件“特摇滚”的事情?
答案还在风中飘荡。
但是对石家庄来说,最起码,这不算非常稀奇,摇滚乐在这里开端的时候就已经与体制密不可分。
除了邢迪的经历,能证明这一点的另一件事,发生在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一无所有》开启中国摇滚乐纪元的同时,在相距300公里的石家庄,启蒙一代人的音乐杂志《通俗歌曲》,作为官方刊物,在河北省艺术研究所这样一个事业单位里诞生了。
一代人的摇滚圣经
90年代末,石家庄人晓朱从军校退学。这在有军校教育传统、又无比看重体制内身份的石家庄,无异于一种极端叛逆的行为。
但这只不过是晓朱“摇滚人生”的开始。
退学回家的晓朱,在打口带和盗版唱片商贩当中找到了精神依托。后来,“文笔好,又懂点音乐”的他应聘了《通俗歌曲》的编辑工作。
在他加入之前,《通俗歌曲》基本上是一本刊登流行音乐曲谱的“歌词本”。后来晓朱丰富了内容,主动介绍摇滚乐、写乐评、采访乐队,后期甚至将之改版为《通俗歌曲·摇滚》。
1999年,晓朱决定从《通俗歌曲》里独立出来,做一个相对来说不受限制的音乐杂志,《我爱摇滚乐》(以下简称“《爱摇》”)创刊了,刊名取自摇滚歌手琼·杰特(Joan Jett)的歌曲《我爱摇滚乐》(I Love Rock’N Roll)。
杂志没有刊号,但每期封面粘贴的音乐光盘是正规出版物,于是杂志封面写上“随CD附送”,杂志作为光盘附属读物发行,这是《爱摇》的斡旋方式,主编晓朱称其为“出版界的法外之徒”。
石家庄这个城市有很多个侧面,《爱摇》的气质很像被淹没在小广告里的这个石家庄。如果说杂志前半本是真正的摇滚乐译介与评论,后半本则兼有地摊文学的趣味猎奇和青年读物的前卫混乱,离经叛道,胡说八道,自由地谈论文学、政治、哲学、玄学。
因为“后半本儿”的存在,有人说,与其称《爱摇》为一本“摇滚乐”的杂志,不如说这是一本“摇滚”的杂志。它在普及音乐的任务之外,开拓了一代青年的认识边界,启发了年轻人独立思考、探索世界。
这本杂志前所未有地把国内热爱摇滚乐的人“牵扯”在一起。
7月28日,台风来临前的傍晚,我来到中山东路488号,这里是《爱摇》最早的编辑部。
据说,这里曾经每天都会收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和稀奇古怪的礼物。在纸媒兴盛的时期,《爱摇》惊人地做到了不依靠广告盈利,仅靠订阅收入就可以存活。
2013年,纸媒走向没落,《爱摇》停刊。网络上读者挽留、等待,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评论是,“从中学读到大学”。那是一代人的青春。
2015年,停滞一年的《爱摇》转向新媒体,编辑段郎和几位同事开始主办微信公众号和微博。6年后,在“爱摇”的微博底下,有个网友回忆,当年出最后一期的时候,他听到消息说,杂志社表示如果这一期销量好,就还能再出下一期。
他一口气买了几十本,到处送人,6年了还没送完。
在纸媒没落、新媒体兴起的那几年,华北平原的冬季雾霾像一个枯燥得无法醒来的梦境,沉重地压在每一个石家庄人的身上。《爱摇》停刊之后,总编晓朱离开了石家庄,举家搬到云南。后来在某次采访当中,晓朱说:“我曾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说了一切我想说的,认识了一切我想认识的人,这都缘于我曾生活在那个城市。”
有人说,与其称《爱摇》为一本“摇滚乐”的杂志,不如说这是一本“摇滚”的杂志。它在普及音乐的任务之外,开拓了一代青年的认识边界,启发了年轻人独立思考、探索世界。
如今,石家庄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改善,城市不断发展,当年《爱摇》编辑部所在的小区现在挂上了拆迁的牌子,院里的房子露出红色砖墙,被判定为危房。
我在488号院中行走的时候,一楼平房里一个大爷探出身子,问我找谁。我说这儿原来有个编辑部。
大爷有点耳背,我重复多遍。然后他摆摆手,说没有编辑部了,这里的人基本上都走了,“这里要拆啦”。
万能青年旅店与被遗忘的城市
在拾萬当代艺术中心的展台,放着一本自出版书,在上面我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们是经济落后、文化枯萎的二线省会城市的居民,我们也无法在这块土地上种植生活的根脉。”
作为距离北京最近的省会城市,石家庄拥有北京无法想象的低物价,在这里,你可以轻松买到30块钱的T恤、6块钱一碗的凉皮、5块钱的肉夹馍。网传石家庄曾经被评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不知是否与低物价有关。
而低物价的表象之下,却是工业城市衰落、经济落后、消费乏力的暗流。
“东北文艺复兴”的说法已被提了四五年,人们却尚未意识到,与东北命运极其相似的华北,连衰落的历史都尚未得到真正的言说。
如此生活30年,石家庄等到了万能青年旅店乐队(以下简称“万青”)。
这支乐队早就成为了石家庄的文化名片,在政府行动之前,就已经在为石家庄贡献旅游消费。他们在歌曲当中提到的河北师大附中、药厂、有“八角柜台”的人民商场(现为“新百广场”),成为石家庄这个“缺少景点”的城市里,真正的文青打卡目的地。
与石家庄在网络的低存在感迥异,《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在中国摇滚乐史上的存在感令人难以忽视。
我跟邢迪聊天的时候,他提到了董亚千(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这孩子社恐,因为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音乐很专注”。
这个敏感的孩子,从小就闻到石家庄的空气里有一股药厂的味道,那可能来自青霉素的培养基。《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第一句歌词就写道:“傍晚六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
在新中国的布局当中,石家庄是纺织和制药重镇。1953年,华北制药落址石家庄,担负起研制国产青霉素的任务,它结束了中国依赖进口青霉素的历史,也让石家庄成为中国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
时间往前推,早在上世纪初,作为京汉铁路一部分的正太铁路,为了节省投入,将起点稍稍南移,建在了一个小村庄,它成为山西与京津冀沟通连接的交通枢纽,石家庄从此开始崛起。起于微末,这是政府认为石家庄“不宜更名”的历史原因。
1947年,石家庄是第一个被解放的大城市,“开国第一城”的荣光,照耀着这个“火车上拉来的城市”。时代变迁,2021年,石家庄的人均GDP在全国省会中落到了倒数第二。
重重困局当中的石家庄,在经济急遽变动的时代里,见证了一系列“魔幻”事件—这里产生了《征服》的原型,有一起震惊全国的爆炸案,出了三鹿奶粉,却没能等到经济的再次腾飞。
荣光逝去之后,石家庄人首先要面对的是生活,其次要面对的是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