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之城，石家庄的爱与痛

7月28日下午，下班高峰时段，石家庄街头的交通略显拥堵，人们讨论起今年夏天最厉害的那场台风。

与此同时，石家庄内部也酝酿着一场文化飓风。

两周前，石家庄公布了将要创办“摇滚之城”的消息。这是第一个把“摇滚乐”作为名片的城市。

石家庄有自己的理由。

在这里诞生的乐队“万能青年旅店”是中国最优秀的摇滚乐队之一；从这里走出的旺财、相对论、昏热症、牙龈出血、Rustic、星球撞树等乐队，被全国乐迷熟知；Click#15的Ricky、盘尼西林的小乐都是石家庄人；被一代人视为摇滚文化“圣经”的杂志《我爱摇滚乐》在这里创刊并存活十余年；而“石家庄”的民间英译“rock home town”的另一个译法，是“摇滚乐的家乡”。

作为“开国第一城”，石家庄是一个“火车拉来的”移民城市，全国各地的小吃和谐共处：新疆的椒麻鸡、保定的驴肉火烧、西安的甑糕、山东的煎饼，以及“石家庄特色安徽正宗牛肉板面”（被当地人戏称为“石特安”）。

多数石家庄人说普通话，带着被泛称为“北方口音”的腔调。

就是这样一个因为海纳百川而失去特色、面目模糊的城市，被称为中国最没存在感的省会的城市，一鸣惊人地，正在进行一个名为“摇滚之城”的计划。

这背后，是几代石家庄人的爱与痛。

石家庄的“摇滚元老”

7月26日，我见到了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乐队”的创始人、主唱兼吉他手邢迪。

邢迪出现在石家庄第一批的地铁摇滚快闪活动中。他跟朋友张欣组成新乐队，进地铁为市民唱歌，参加激情夏夜的惠民演出，为石家庄率先造势。

邢迪把这看成一种责任，他知道可能会有人说自己做这事儿“不摇滚”，但作为石家庄的一个公民，他觉得，“需要我我就来了”。

40多年前，邢迪还在上初中，学美术。某天他在石家庄曾经的文化中心八一礼堂经过，看到一个流浪汉。那个人站在一个很高的墩子上，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歌。邢迪没见过这种乐器，更没听过那样轻灵奇妙的音乐。他一下子就开始崇拜这个弹吉他的人，把自己一学期的颜料钱倾囊相予，那是80年代的3块钱，“一笔巨款”。

邢迪逃课逃了一个星期，每个下午都来找他，那人就开始教他弹奏。1981年，石家庄还没有“琴行”这个说法，在中山路地道桥有一个“文体乐器部”，他们告诉邢迪，吉他这个乐器，没有库存，只能订货。邢迪的父亲也好文艺，全力支持邢迪的爱好，给邢迪订了一台“凤凰”牌吉他。

1984年，致力于普及瑜伽的“当代中国瑜伽之母”张蕙兰，应政府邀请把西方现代流行音乐介绍进中国，她带来了两支美国乐队—朝阳国际电子乐队和幸存者乐队（另译“悲惨星期五乐队”），将基于“四大件”（电吉他、电贝司、架子鼓、键盘）和插电演奏的摇滚乐，作为瑜伽冥想音乐引进中国。

邢迪的父亲当时在石家庄第一工人文化公司上班，对文化方面的消息很灵通。有天邢迪的爸爸从单位跑回家，喊上邢迪，“快去看，有美国人演出”。

这两支乐队在中国的大城市开展巡演，原定首场在北京，出于社会影响的考虑，选择先在石家庄“试水”。因此，石家庄成为了中国最早举办摇滚演出的城市。

从一开始，对石家庄人而言，摇滚乐与工作—甚至是体制内的工作—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80年代末90年代初，崔健、唐朝、黑豹在北京开启了中国摇滚乐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他们在这种“西方音乐”上所进行的探索振奋了邢迪，1992年，地平线乐队在石家庄成立。

乐队的转折点发生在1994年，崔健的经纪人王晓京邀请他们去北京发展，前提是要辞去工作。

其他乐队成员细加考虑之后都没有选择辞职，乐队里只有邢迪一个人真的辞去了省歌舞剧院的工作。

“地平线”没有闯到北京去。

后来邢迪在北京与新成员重组了地平线，在那里做了8年音乐。新加入的键盘手李志辉在石家庄也有个乐队，叫方月亮。

早期地平线为稳定放弃签约王晓京这件事，其实显示了很多信号。

比如，从一开始，对石家庄人而言，摇滚乐与工作—甚至是体制内的工作—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2021年，姬赓作为专家人才获石家庄政府特殊津贴；2023年，石家庄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文化体育公司演出分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在他们筹备建设“摇滚之城”的团队里，有一个年轻人，在石家庄是小有名气的乐手。

官办“摇滚之城”的消息释出之后，很多人首先觉得，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合流是不可思议的。

政府参与搞摇滚乐，到底是一件“不摇滚”的事情，还是一件“特摇滚”的事情？

答案还在风中飘荡。

但是对石家庄来说，最起码，这不算非常稀奇，摇滚乐在这里开端的时候就已经与体制密不可分。

除了邢迪的经历，能证明这一点的另一件事，发生在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一无所有》开启中国摇滚乐纪元的同时，在相距300公里的石家庄，启蒙一代人的音乐杂志《通俗歌曲》，作为官方刊物，在河北省艺术研究所这样一个事业单位里诞生了。

一代人的摇滚圣经

90年代末，石家庄人晓朱从军校退学。这在有军校教育传统、又无比看重体制内身份的石家庄，无异于一种极端叛逆的行为。

但这只不过是晓朱“摇滚人生”的开始。

退学回家的晓朱，在打口带和盗版唱片商贩当中找到了精神依托。后来，“文笔好，又懂点音乐”的他应聘了《通俗歌曲》的编辑工作。

在他加入之前，《通俗歌曲》基本上是一本刊登流行音乐曲谱的“歌词本”。后来晓朱丰富了内容，主动介绍摇滚乐、写乐评、采访乐队，后期甚至将之改版为《通俗歌曲·摇滚》。

1999年，晓朱决定从《通俗歌曲》里独立出来，做一个相对来说不受限制的音乐杂志，《我爱摇滚乐》（以下简称“《爱摇》”）创刊了，刊名取自摇滚歌手琼·杰特（Joan Jett）的歌曲《我爱摇滚乐》（I Love Rock’N Roll）。

杂志没有刊号，但每期封面粘贴的音乐光盘是正规出版物，于是杂志封面写上“随CD附送”，杂志作为光盘附属读物发行，这是《爱摇》的斡旋方式，主编晓朱称其为“出版界的法外之徒”。

石家庄这个城市有很多个侧面，《爱摇》的气质很像被淹没在小广告里的这个石家庄。如果说杂志前半本是真正的摇滚乐译介与评论，后半本则兼有地摊文学的趣味猎奇和青年读物的前卫混乱，离经叛道，胡说八道，自由地谈论文学、政治、哲学、玄学。

因为“后半本儿”的存在，有人说，与其称《爱摇》为一本“摇滚乐”的杂志，不如说这是一本“摇滚”的杂志。它在普及音乐的任务之外，开拓了一代青年的认识边界，启发了年轻人独立思考、探索世界。

这本杂志前所未有地把国内热爱摇滚乐的人“牵扯”在一起。

7月28日，台风来临前的傍晚，我来到中山东路488号，这里是《爱摇》最早的编辑部。

据说，这里曾经每天都会收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和稀奇古怪的礼物。在纸媒兴盛的时期，《爱摇》惊人地做到了不依靠广告盈利，仅靠订阅收入就可以存活。

2013年，纸媒走向没落，《爱摇》停刊。网络上读者挽留、等待，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评论是，“从中学读到大学”。那是一代人的青春。

2015年，停滞一年的《爱摇》转向新媒体，编辑段郎和几位同事开始主办微信公众号和微博。6年后，在“爱摇”的微博底下，有个网友回忆，当年出最后一期的时候，他听到消息说，杂志社表示如果这一期销量好，就还能再出下一期。

他一口气买了几十本，到处送人，6年了还没送完。

在纸媒没落、新媒体兴起的那几年，华北平原的冬季雾霾像一个枯燥得无法醒来的梦境，沉重地压在每一个石家庄人的身上。《爱摇》停刊之后，总编晓朱离开了石家庄，举家搬到云南。后来在某次采访当中，晓朱说：“我曾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说了一切我想说的，认识了一切我想认识的人，这都缘于我曾生活在那个城市。”

有人说，与其称《爱摇》为一本“摇滚乐”的杂志，不如说这是一本“摇滚”的杂志。它在普及音乐的任务之外，开拓了一代青年的认识边界，启发了年轻人独立思考、探索世界。

如今，石家庄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改善，城市不断发展，当年《爱摇》编辑部所在的小区现在挂上了拆迁的牌子，院里的房子露出红色砖墙，被判定为危房。

我在488号院中行走的时候，一楼平房里一个大爷探出身子，问我找谁。我说这儿原来有个编辑部。

大爷有点耳背，我重复多遍。然后他摆摆手，说没有编辑部了，这里的人基本上都走了，“这里要拆啦”。

万能青年旅店与被遗忘的城市

在拾萬当代艺术中心的展台，放着一本自出版书，在上面我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们是经济落后、文化枯萎的二线省会城市的居民，我们也无法在这块土地上种植生活的根脉。”

作为距离北京最近的省会城市，石家庄拥有北京无法想象的低物价，在这里，你可以轻松买到30块钱的T恤、6块钱一碗的凉皮、5块钱的肉夹馍。网传石家庄曾经被评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不知是否与低物价有关。

而低物价的表象之下，却是工业城市衰落、经济落后、消费乏力的暗流。

“东北文艺复兴”的说法已被提了四五年，人们却尚未意识到，与东北命运极其相似的华北，连衰落的历史都尚未得到真正的言说。

如此生活30年，石家庄等到了万能青年旅店乐队（以下简称“万青”）。

这支乐队早就成为了石家庄的文化名片，在政府行动之前，就已经在为石家庄贡献旅游消费。他们在歌曲当中提到的河北师大附中、药厂、有“八角柜台”的人民商场（现为“新百广场”），成为石家庄这个“缺少景点”的城市里，真正的文青打卡目的地。

与石家庄在网络的低存在感迥异，《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在中国摇滚乐史上的存在感令人难以忽视。

我跟邢迪聊天的时候，他提到了董亚千（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这孩子社恐，因为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音乐很专注”。

这个敏感的孩子，从小就闻到石家庄的空气里有一股药厂的味道，那可能来自青霉素的培养基。《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第一句歌词就写道：“傍晚六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

在新中国的布局当中，石家庄是纺织和制药重镇。1953年，华北制药落址石家庄，担负起研制国产青霉素的任务，它结束了中国依赖进口青霉素的历史，也让石家庄成为中国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

时间往前推，早在上世纪初，作为京汉铁路一部分的正太铁路，为了节省投入，将起点稍稍南移，建在了一个小村庄，它成为山西与京津冀沟通连接的交通枢纽，石家庄从此开始崛起。起于微末，这是政府认为石家庄“不宜更名”的历史原因。

1947年，石家庄是第一个被解放的大城市，“开国第一城”的荣光，照耀着这个“火车上拉来的城市”。时代变迁，2021年，石家庄的人均GDP在全国省会中落到了倒数第二。

重重困局当中的石家庄，在经济急遽变动的时代里，见证了一系列“魔幻”事件—这里产生了《征服》的原型，有一起震惊全国的爆炸案，出了三鹿奶粉，却没能等到经济的再次腾飞。

荣光逝去之后，石家庄人首先要面对的是生活，其次要面对的是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