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OPE学堂，看到职校生

7月中旬的广州，百来名观众聚集在广东时代美术馆内，共同观看一出由职校学生出演的戏剧。

演员们戴着白色的面具，灯光照耀他们的脸，巨大的影子被投射到灰白的幕墙上。观众挤满了略显促狭的场地，演员们没有麦克风，只好提高音量。在舞台上，借由学生自己创作的剧本，他们高声讲述作为职校学生的角色处境。

在原生家庭，在校园，在工厂，他们不断与奚落、排挤、歧视相逢。

在这出亦真亦假的戏剧中，父母可能会说，“技校出来的就是没有高中的有出息，在这种学校浪费时间，还不如去跟你爸干活儿”。他们对于自己的认知，或许会是“一颗螺丝钉”，“在机器里面可以被称为零件，缺一不可，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它也可以被称为垃圾”。人生的意义有些虚无缥缈，有学生在剧本里写道：“有时候人活着不知道为了什么。难道是把生命交给生命，把自由还给自由？”

舞台是一个奇妙的所在。在这群学生此前的人生中，他们几乎从未得到过类似的机会，同时让一大群人看见他们，并且听他们讲话。

而为他们创造出这个舞台的，是广东省岭南教育慈善基金会·HOPE学堂专项基金（下称“HOPE学堂”）。在创立至今的七年时间里，为了帮助职校学生更好地照顾自己的心灵，“HOPE学堂”一直在付出看似微小，实则深刻的努力。

“人群很拥挤”

社工梓雪刚来学堂工作时，主要负责去职校里做心理健康团体辅导活动。每场团辅活动最多容纳30名学生，而旺才就是梓雪最初团辅的学生之一，一个彼时正在高职阶段就读机电专业的男生。

梓雪记得，起初旺才来找她的时候，一口气讲了很多话给她听，但她却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她向我描述当时的感受，是“懵的”，因为旺才的表达是“一块一块的”。“他的表达很碎片，可能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没讲清楚，他又跳到另外一个事情。”

为了理解旺才的话，梓雪会向他反复确认他叙事中的各个重点。在帮助他梳理信息的过程中，梓雪一直想搞清楚，这个主动跑来找她讲了很多话的男生，到底想获得怎样的帮助？

在迄今为止的两年多时间里，答案似乎变得清晰起来。梓雪说，她现在认为当时的旺才不一定是想要获得某种具体的帮助，而只是拥有一种“被关注、被关心的需求”。

至于他那时为什么只能进行碎片化的表达，梓雪猜想，是因为从前没有什么人会听他讲话。

而旺才所身处的，正是一个长期失语的青少年群体。

根据2022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有近3000万与旺才同样就读于职校的学生，其中包括1311万中职在校生、1603万高职在校生。他们七成以上都来自农村。

梓雪告诉我，她在工作中接触到的职校学生，很多都拥有流动的经历，不断往返于老家与广州之间。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大都不是特别好，因此学生们常常需要兼职赚取生活费，甚至是学费。在家庭中，父母往往没有精力顾及他们的情感需求，孩子和家长之间普遍欠缺交流。

流动的经历和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往往会给成长中的孩子蒙上一层层内心的阴影。

HOPE学堂的社工扶雨告诉我，在她的观察中，就读于职校的孩子自信和自尊相对较低，主要会表现为“不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某件事”和“不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人”。

那天，陌生的同学中有人向他的凳子吐了一口痰，他记得自己因此哭起来，而那也是他遭遇校园霸凌的开端。十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说，当时，“我觉得人群很拥挤”。

在一些更为尖锐的表达中，曾有学生直截了当地向梓雪提问：“你们为什么来关心我们这些垃圾？”

旺才的老家在江西。从小学到初中，他都在老家就读，直到进入中职阶段，他才来到了父母工作所在的广州，并且紧接着在广州继续就读于高职院校。最近，他已经离开学校，开始从事他在工厂维修模具的工作。工资似乎很体面，他打趣说“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总的来说就是完全足够他生活。但工作的环境让他感到“落差很大”，因为和学校不同，那里没有空调，工友们的鞋子全都脏兮兮的。

他讲话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要轻轻地笑，似乎可以用笑声来打趣一切。但在我们的对话间隙，他突然说：“觉得自己（也）脏兮兮的，瞧不起自己。”

随后，就像是掀起旧报纸的一角那样，他提起自己刚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时候有多胆小。因为普通话讲得不标准，他不敢说话；出门在外不会坐公交车；过马路的时候看不懂红绿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走，也不知道要走多快才能及时通过。

他说，有时面对同学也很紧张。在学生轮值的例行检查中，他要走到别人的班级里面考察卫生和纪律情况，检查结束需要班长签字，他把笔递给班长的时候，对方笑着说：“（你）手不要再抖了。”

而那些与旺才相似的职校学生，他们性情中的卑怯，时常是多重创伤的叠加。

除了来自父母的否定之外，扶雨接触过的不少职校学生还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受到过来自老师的攻击。被老师攻击的原因可能是上课不小心的走神、身材长得胖、讲话口齿不够清楚。也有学生边哭边跟扶雨说：“我真的很想学习，但是我跟不上，老师就当堂骂我。”

而校园霸凌是创伤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霸凌又分为身体的暴力与集体孤立形成的冷暴力。有些时候，不曾被有效遏制的校园霸凌会导致学生成绩滑坡，使得他们在考试失利后进入职校。

扶雨和梓雪也曾在团体辅导中引导学生们去演绎一个角色如何应对校园霸凌的片段。在那些伤疤已然结痂的时刻，学生们常常演绎出非常强势的受害者形象，面对扮演霸凌者的人，他们会质问对方，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但当扶雨和梓雪在私下去和他们聊天的时候，问起那些曾经真实遭遇过霸凌的学生：“你们是否真的这样反驳回去过？”他们却大都回答，没有。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怼回去？”

他们会说：“因为怼回去也没用。”

能怎么办？为了避免痛苦，他们会选择睡大觉，不理那些人，或者索性休学，不再参加升学考试。

旺才也回想起自己被校园霸凌的时刻。

那是在江西，他转学到城镇里上六年级的第一天。之所以在五年级结束后转学，是因为此前他就读的村小没有六年级，因而才去往城镇上小学。那天，陌生的同学中有人向他的凳子吐了一口痰，他记得自己因此哭起来，而那也是他遭遇校园霸凌的开端。

十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说，当时，“我觉得人群很拥挤”。

“不是你的错”

2010年前后，HOPE学堂的创办人梁自存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曾前往广东的工业区做调研，发现来往于工厂的有大量来自职校的青少年，年纪小的工人只有十五六岁，在一个尚未充分认识社会的年纪就开始闯荡于信息芜杂的工业区。

当时他在工厂看见过很多充满色情意味的传单，也遇见过许多“三分钟无痛人流”小广告。在工厂附近的小诊所进行人流的，大部分也就是那群年龄偏小的职校学生。

那是他开始关注职校学生处境的契机，在当时的梁自存内心里，存在一个朴素的念头，就是想让这些孩子拥有更多辨别信息、保护自我的能力。但当他对这个群体了解得越来越深入，他才意识到，事情没这么简单，职校学生面临的困境，根本不是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就能解决的。

如今，职校生们时常在这里来往穿梭，有时候是找社工聊天，有时候什么也不为，只是坐在屋子里画画，或者捯饬些吃的，就这样度过一个自由且平静的下午。

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梁自存曾提到，职校学生的困境，其实并非职业教育带来的，而是从小学、初中阶段就开始累积形成的。比如他们时常感到前途黯淡，这通常是老师的漠视、同学的嘲讽、父母的不理解叠加在一起造成的，而“职业教育恰恰承接了这些来自义务教育阶段的伤痕”。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跟教育有关的问题，不仅仅是打破信息壁垒的事情。而这个“教育问题”，直接关乎这群为数众多的学生的内心。

2016年，梁自存成立HOPE学堂，它立足于一间藏身在广州旧楼里的普通民居，就像漂浮在海上的一座孤立的岛屿。如今，职校生们时常在这里来往穿梭，有时候是找社工聊天，有时候什么也不为，只是坐在屋子里画画，或者捯饬些吃的，就这样度过一个自由且平静的下午。

在学堂成立七年的时间里，梁自存与同事们不断地走进职校，与越来越多的职校学生建立联系。

他们会在校园里开展心理健康团体辅导，每学期12节课，每堂课90分钟，让学生在一个朋辈参与的环境里共同进行自身处境的思考和表达。同时，他们会以心理社团的形式开展活动，也接纳那些如同旺才一样找上门来的学生。他们会在周末一起走出校门，参观不同的工作场合，打开他们对于职业和人生的想象。也会在寒暑假以冬夏令营的方式，或者以戏剧排演的方式，不断地在行动中去拓展他们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

扶雨说，每次结束90分钟的团辅课，她都觉得自己“饿得要死”。因为在课上，她必须使注意力高度集中，让自己时时刻刻留意到在场30名学生的言行，以便于她做出最及时的反馈。

她记得，曾有一个非常内向的学生选择走进她的团辅课教室，并且停留下来。后来学生告诉她，当时自己其实非常紧张，但之所以愿意留下来，是因为“我发觉你总是在看着我，总是在关注着我”。

扶雨紧接着问，你是怎么发现我在关注你的？

学生说，比如做游戏两两分组，当你看到我落单的时候，你会赶紧就来我身边，你会迅速记住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当我没有怎么发言的时候，你会主动叫我发言。“我会觉得你在看着我，而被人看着的感觉是好的。”

如果学生们在活动结束后，跟扶雨讲，觉得自己什么地方又做得不好。在这种时刻，对ta说，“但我觉得你做得很好”是没用的，她必须立马调动出自己在现场得到的所有观察，非常具体而微地跟学生一起分析ta的行为拥有哪些ta自己未曾注意到的闪光点。

扶雨还曾在翻看访谈记录的时候，发现参加过梓雪的团辅活动的学生说，他觉得自己在团辅里的表达能力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敢于发言。究其原因，是他觉得，在团辅活动里，“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比如做故事接龙的游戏，无论你怎样天马行空地想象，每个人都需要接龙，每个人都共享发言权，其他人都愿意听你讲话。

当学生和社工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他们会向社工袒露更多内心的伤痕，比如曾经遭遇性骚扰、曾经被嘲笑身材、曾经受到校园霸凌。很多时候，他们都从未让其他人看见过这些记忆的沉渣，并且倾向于认为，之所以他们经受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自身存在某种缺陷。

而扶雨说，在这些情况下，他们所做的事情有时候就很像是在为这群学生提供一种新的看待自己的视角、一个新的理解事情的角度。

“他可能不断地在内心去想，这就是我的错。我被家里人骂是我的错，我被打是我的错，被骚扰是我的错，被嘲笑是我的错。我就是不应该放任自己长这么胖，我应该要减肥，我应该要跑掉，我应该要更阳刚……但是你要反复地告诉他们，这不是你的错。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老生常谈，但是它特别重要。”

在团辅活动里，“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比如做故事接龙的游戏，无论你怎样天马行空地想象，每个人都需要接龙，每个人都共享发言权，其他人都愿意听你讲话。

在周末进行的职业探索项目里，他们会带学生到视障群体的创业咖啡馆、流浪动物保护站、手机维修店等地方去，听那些坚持在做好一件事的人们怎样看待自己的事业。哪怕这些事业看上去并不是非常“主流”，但它们实际上构成了我们庞大且丰富的社会生活。那或许并非符合主流想象的人生，但其中却蕴含着非常宝贵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