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族村寨里，一名教授的乡村公益实验

在停水停电的灾民安置点，比起万元珍珠，一元钱的矿泉水更能解生存之急；在边远的山村学校，相比教出一个好学生，培养一名好老师能让更多学生受益。

善意是公益的起点，但善意是否结出了善果，公益资源投入在多大程度上助力解决共性问题，帮扶对象是否平等受益，理当成为捐赠人、公益人、受助人、大众共同的追问。

“公益怎么做才是有效的？”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不同的公益实践者，他们几乎都需要用更长的思考时间、更谨慎的措辞、更多的解释，才能给出回答。

这的确不好回答。公益被寄予参与社会财富和资源第三次分配的使命期待，行动过程中，公益面对的社会问题又是长久以来形成的系统性难题，而中国公益的力量仍然有限。在此之上，公益人对公益精神、发展理念的理解分歧，所选参照物的不同，也让效果评价缺乏共识。

但公益实践者们向我确认，追问效果是重要的，这个问题并非刁难而是反思的契机。我们纠结的难点在于，我们该怎样评估一个公益项目的效果。它当然不能停留在数据和指标上。

在云南西双版纳有个河边村，这里地处边境，2015年之前，它曾是中国最贫困的农村之一。2015年该村村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4000元，而人均年支出超过5000元，几乎家家负债。8年过去了，村民住进了高大靓丽的干栏式木楼，好些人新买了小轿车。

实事求是地说，河边村的变化是政府、公益、村民协作的结果，但公益力量的集中介入将三者的资源整合起来，形成改变村庄的合力，这个边远小村庄由此成为乡村公益领域的一个突出案例。

让我们从河边村的故事开始，它将显现公益项目效果评估的多重维度—关于公益如何超越“钱的搬运工”，怎样回应弱势群体对美好生活的不同期待，以及发展如何面向现代性的张力。

一场乡村公益实验

河边村是个瑶族村寨，村子往外不到50公里就是老挝。

村子很小，50来户人家，也就200多人。30多年前，他们集体搬过一次家，从更偏僻的山上搬到了勐伴镇，在河边和雨林中间安了家。

上世纪90年代，通往村外面的土路，村民挖了三年才挖通；2002年，他们用1200亩地跟一家公司换，村里才通了电；他们上山的生产路，还是通过种甘蔗，借糖厂推土机开出来的。

即便每天早出晚归、辛勤劳作，采砂仁果、种甘蔗挣来的钱也还是不够用，几乎家家都要借钱度日，还不上钱的人多了，连银行都不愿意再给村民放贷。资源匮乏至此，河边村似乎无力自行扭转困境。

2015年，村里来了一个陌生面孔，但直到第二次见面，当时接待的村支书李福林才知道，那是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这位北京来的学者提出，要留下来帮河边村发展。

李小云注意到，村民的房子没有窗，大家都到野地里上厕所，也很习惯随时和鸡狗猪狭路相逢，同住一个屋檐下。他去过很多贫困的村子，类似的画面和他在大城市、欧洲乡村所见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反差，也和他脑海里关于发展的理念格格不入。

相比于直接救助，李小云想探索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方案。两次进河边村的间隙，李小云想在河边村做一个乡村实验，他需要人和资金，最终想到了公益。他给“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发了邮件，说自己想注册一个公益组织，在河边村做一个乡村公益实验，需要支持。

看到李小云在邮件里说“要辞去农大发展学院院长来做这个实验”时，徐永光的胸口像被撞到了，他认为这事成功的概率很低，但他知道，为社会创新承担风险，是公益组织的应有之义，他当即决定支持这个实验。

2015年该村村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4000元，而人均年支出超过5000元，几乎家家负债。8年过去了，村民住进了高大靓丽的干栏式木楼，好些人新买了小轿车。

公益项目都需要特定的目标，一切公益活动将围绕它展开，也将成为衡量项目效果的基准。李小云不止一次地回答过这个问题：这场乡村公益实验的目标是什么？

2020年，王石来河边村考察，李小云给他的回答是：人和财富都往城市流动，中国乡村的价值流失了。财富仅仅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人的生活实际上是受多元价值驱动的，如果把一个地处热带雨林的贫困村庄建设好，乡村的价值就可以回流。

至今这个目标的内核没有变。“我今天做的所有的乡村都是要探索一个方案，怎样让农民成为乡村的主体。”在昆明的一个村庄，李小云对南风窗解释，那意味着，“农民是决策主体、建设主体、受益主体、经营主体”。

这是一个艰巨的目标，但李小云盯住了问题要寻找解决方案：“得让农民自己的资源能够不断产生收益和附加价值并且留在他自己的口袋里，如果都被别人拿走了，村庄建起来农民不受益，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这个就是问题。”

为此，注册了公益组织“小云助贫中心”之后，从2015年开始，李小云住进了河边村，以公益为杠杆，开始了一场乡村公益实验。

一座房子的附加价值

李小云从没想过，自己在河边村做的第一件事会是教村民建房子。在农村，盖房子可是件大事。

副村长黄志成还记得，当年李小云到他家里就问了两个问题：想不想盖房子？想盖什么样的房子？改善住房是村民的需要，要不是没钱，谁不想摆脱矮小破旧、四处透风漏雨的老房子呢？

当时，全国的脱贫攻坚工作已经开始，河边村也得到了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政策的支持，有近千万元的扶贫资金投入，政策帮扶的其中一项，就是改善村民的住房。

基于此，李小云想的是，政府这笔公共资源投入的效果自然立竿见影，如果这个房子还能成为村民提高收入的资产，嵌入一间对外的民宿客房，延伸产业，脱贫将更加可持续。但政府资金有严格的使用限制，很难在资金上给客房提供足够支持，政府也缺乏具体规划的能力，村民也没有能力和动力主动投入，于是更具灵活性的公益力量就有了用武之地。李小云和勐腊县政府协商，由他的团队承担规划工作，通过公益为客房项目筹款，公益项目“瑶族妈妈的一间客房”就此产生。

但房子要规划建成什么样的？大家有了分歧。有村民提出，想要建城里那样的砖头房，另一些村民则倾向于通风好、更适合热带雨林环境的传统干栏式木楼。当时，李小云就跟着李福林挨家挨户走访，和傣族镇长去看附近村庄的干栏式建筑，他想找到一个既能满足村民改善住房的需求，又能把瑶族村寨文化保存下来的方案。

最后的设计方案保留了干栏式木楼的框架，但它比老房子更高大，有敞亮的窗户、严密的屋顶、平整的地板，有砖头砌成的卫生间和厨房。但这样的房子，村民想象不出来，李小云就找志愿者画了设计图，还强调一定要做成“有颜色的、好看的房子”，再放大打印出来，找村民开会来看。

对图纸，大家还是半信半疑，房子设计得那么高大，村民担心建不起来。团队就先来示范建房，让村民眼见为实，再决定是不是接受—为说服而示范，温和推进，这是公益的伦理要求，也是有效的工作方法。

王石来河边村考察，李小云给他的回答是：人和财富都往城市流动，中国乡村的价值流失了。财富仅仅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人的生活实际上是受多元价值驱动的，如果把一个地处热带雨林的贫困村庄建设好，乡村的价值就可以回流。

邓雪梅家是第一个示范户，团队聘请了专门的建房师傅来教，把关质量。大约3个月的时间里，村里人一起当学徒，在村民相互帮工、围观学习的过程中，愿意效仿的村民也越来越多。学盖房子不仅节省了人工费用，建木楼、砌墙灌水泥、做装修，后来还成了一些村民的谋生技能。

黄志成起初也不知道怎么建，但他告诉南风窗，他爸他姐家的房子，都是他出力把房子立起来的。他的老房子只有40多平方米，新房子占地120平方米，后来见了其他地方由政府提供的人均27平方米的易地搬迁标准房，他觉得还是自己的大房子住着舒服。

董强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小云助贫中心理事长兼总干事，全程参与了河边村公益项目的具体执行。他告诉南风窗，不仅是干栏式木楼，之后的卫生间、厨房、“瑶族妈妈的客房”，都是通过先示范和学习，村民愿意了才推广开来，还要培训技能、提供工具。

拿到了无息贷款和政府的补贴资金，办到了伐木证，村民陆续到村子的集体林里去砍树备料、拆老房子；政府的施工队也来了，推平土地做挡土墙、给村里做道路硬化，对外的主路也铺成了水泥路，网络通信信号也有了，大家再也不用跑到山头上去找信号；腾讯公益平台，敦和、南都、招商局、友成等基金会，各路公益力量提供的资金、材料、设计方案也进来了—资源汇总到河边村，改变的势头从未如此强劲。

那是村里建设最火热的两年。黄志成说，那时候大家都有用不完的力气，每天5点起床，有时候一干就到夜里12点。木头很沉，要七八个人一起抬下山；连续抬了一年的木料，他的背都驼了；油锯推刨的轰鸣声常常天不亮就作响，持续了一年多。

“90后”周志学是2015年盘王节那天回到村里的，当时他已经在深圳打了5年工。见他姗姗来迟，村里的同伴喊他回来建房子：你再不回来就不是河边村人了。

枕头下的外币小费

河边村焕然一新，远远望去，热带雨林里统一的蓝色大屋顶很是醒目；村里年轻人搭建的阶梯式步道连通家家户户；猪舍统一移到了村子边上，主干道旁有花丛和果树，结果的时候，村里的孩子随手摘一个杨桃就吃。

李小云提供的方案，是把河边村打造成一个集相对高端的会议经济与休闲自然教育于一体的新业态产业村。热带雨林的资源得天独厚，瑶族的文化背景是特色，公益捐赠下，村子里有了一间现代会议厅，47户村民开辟出了客房，但最现实的问题是：客人从哪里来，村民能不能接得住？

2017年底，“瑶族妈妈的客房”还在建设中，李小云请朋友来住了2晚，黄志成收到了1000元钱，这也成为村民愿意参与这个项目的一个推动力。但很大程度上，河边村是在依靠小云助贫中心的人脉来牵引客源。

刚开始，客房陈设和装修很简单，黄志成也不知道怎么做服务，即便是在深圳待了5年的周志学，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解从外地进村的路线，沟通起来也很生涩，村民也不会开发票。早期，这些工作都是小云助贫中心的团队和学生志愿者来接手。

村民的确缺乏经验，也曾经有企业来接洽，提出想要承包河边村的客房来运营，李小云不同意。“李老师跟村民说，如果公司进来，会把大部分的利益拿走，留在村里的就一点点。”周志学说。

李小云之所以拒绝，源于两个信念。他不希望河边村建起来了，农民却不受益；他还想要破除一个偏见：不要假设农民没能力。

这两个信念真实践起来难度很大，但河边村给过李小云信心，从早年间村民集体种甘蔗开路，到后来的互助盖房，村民展现出来的自助和团结协作，显现出巨大的能量。“贫穷并不是因为穷人自身的不作为，他们缺乏的可能只是组织和引导，缺少的是来自外界的技术性支持。”李小云总结。

小云助贫中心带村民去其他民宿参观学习，请五星级酒店的人来村里做客房服务培训；请外面的厨师来村里教，让几个定点餐厅能做些更亮眼的菜；几个年轻人也学着用电脑和办公软件，客人常问到的问题，列出答案挨个记，边学边做。

“农民也有学习能力，提供支持很重要，要让他有信心去干这件事，如果你抱着农民啥都不懂的心态，他不可能跟着你干。做事的过程中，他不觉得吃亏，能得到好处，他就会学，快点慢点没关系。”董强说。

2019年，是客人最多的一年，还是依靠小云助贫中心牵引过来。最热闹的一回，是东盟村官交流会带来的人气。客人来头不小，有东盟和中日韩减贫领域的地方基层官员代表、东盟秘书处和中国—东盟中心、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代表，一下来了8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