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司法社工，陪孩子们走过漫长黑夜

“他们大部分都不是哭，而是呆住了。虽然他们也能和你交流，但整个人的状态是呆滞的，也没有太多激烈的情绪流露。”

大多数时候，这是社工李涵对自己服务对象的第一印象。“他们”是一群未成年人，是强奸、强制猥亵等性侵案件的受害者。

近三年，我国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据最高检2023年6月1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去年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36957人，同比上升20.4%。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一数据同样呈现增长趋势。

公益组织“女童保护”于同一天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指出，过去十年，我国儿童性教育、性侵预防等项目取得较好的进展，但被性侵儿童的救助和权益维护方面，却存在空白地带。

随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不断完善，作为专为未成年人服务、能够介入案件司法流程的社工，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在过去20年中，不断摸索救助与保护被性侵未成年人的方法。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也使社会工作服务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的法律地位得到确立与承认。

他们正尝试用自己的专业力量与人文关怀，填补这一片空白。自2013年以来，李涵作为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以下简称“北京超越”）的一名未成年人司法社工，一直在向遭受性侵的孩子们提供救助保护服务。

作为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李涵的工作就是围着受侵害的孩子们打转。在办案场所，孩子和家长常常不知所措，李涵会向他们介绍办案取证流程，让他们有更多安全感；警察询问孩子时，她得在一旁观察，避免孩子因询问而再次受伤；案件之外，很多孩子面临心理创伤，或者需要转学、搬家，李涵会给他们提供心理干预、链接外界资源，帮助他们更好地回归生活。

对于孩子们而言，创伤的愈合往往是漫长的，而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希望能陪伴他们，走过漫漫长夜。

面对创伤

2023年7月，小天独自在村里的小卖部买东西时，作为店主的邻居性侵了她，事后还给了她一百块钱。

回到家后，小天爸爸看着女儿手里的钱，问她：“这钱从哪儿来的？”小天没有回答，只有崩溃大哭。

一个12岁广西农村女孩的日常生活，出现了难以平复的创伤。

先是父母意见的分歧。女儿遭到性侵，妈妈坚持要报警。但在农村“熟人社会”的压力下，爸爸很纠结。与在外务工的妈妈不同，他多年在村子里生活，会顾虑报案后两家人的关系将变得复杂，他无力应对。

事情僵持不下时，通过小天家亲戚的求助，广西同心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广西同心源”）介入其中。这是一家公益组织，一直在广西开展困境儿童的保护和救助等活动。作为儿童工作者，他们有“强制报告”的底线。

社工海云来到小天的家，既给妈妈打气，也帮着劝说爸爸。论理，性侵幼童的犯罪者不应该留在村里，“他其实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我们应该把这个炸弹除掉”。论情，海云也让爸爸放下过多的忧虑，小天正要上初中，再过几年，她也会像其他孩子一样离开村子去城市发展，报案不会给她带去很大的伤害。爸爸有所动摇，然而，爷爷奶奶的激烈反对，仍然让他选择了沉默。

论理，性侵幼童的犯罪者不应该留在村里，“他其实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我们应该把这个炸弹除掉”。论情，海云也让爸爸放下过多的忧虑，小天正要上初中，再过几年，她也会像其他孩子一样离开村子去城市发展，报案不会给她带去很大的伤害。

最终，小天妈妈带着女儿去镇上报了案。妈妈要让小天知道，这件事不是她的错。从村子到镇上，多是凭借摩托车往返，但爸爸并没有骑车送她们，最后，母女俩在烈日下花了两个多小时，走了七八公里的路，才完成了报案。

报案，对于性侵被害人而言，就是迈出面对创伤的第一步。2019年年底，广西同心源接触到一对长期被邻居猥亵的姐弟。社工从孩子们那里了解到，邻居的单身男人经常把姐弟俩带到家里，给他们看黄色录像，对他们实施猥亵和侵犯。

但立案调查之后，举证却很艰难。施害者虽因涉嫌猥亵儿童罪被刑拘，但仅有一个家庭的口供为证，施害者也并未认罪，案子最终没能推进到庭审环节。

但报案本身就是创伤疗愈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姐弟俩对性侵的认知很混乱。他们来自单亲家庭，爸爸工作繁忙，对他们缺少关注，连孩子们因为遭受性侵而出现“不正常”表现，都是社区志愿者先看出来的。

在家庭关照冷淡的情况下，会带他们出去玩、给他们买好吃的、还会给点零花钱的邻居，在姐弟俩看来，反而成了“关心”他们的人。正是这种错误的认知，让他们虽然不喜欢男人的侵害行为，却无法准确辨别这些伤害。

因为报案，他们有了新的认知，这个邻居就是坏人。“他们就明白了坏人不能这样对我，我们应该让坏人得到惩罚。”广西同心源创始人秦发源说。

但创伤是长期存在的，报案也并非伤害的结束。在小天的妈妈报案之后，新的矛盾出现了。施害者的家庭将矛头对准了小天妈妈，他们也经常找上门来辱骂小天家，“你们是要让我们整个家族蒙羞吗？”在一些邻里闲谈中，小天家“家风不好”也成了新的谈资。

这无异于给小天带去了二次伤害。小天在家里变得很沉默，她回避谈及事件经过，被问起来就会哭得很厉害。妈妈则被爷爷奶奶，甚至是自己的丈夫责骂，她感到孤立无援，连续几天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

被性侵儿童再次遭受来自外界的二次伤害，并非特例。秦发源介绍说，曾有一个女孩被表哥灌醉后遭到性侵，结果反被长辈指责：“如果你这个兔子不撅起屁股，人家怎么会这样做？”后来，事件传遍了当地，甚至传到了女孩的学校，女孩因此进一步受到校园欺凌。

在被侵犯的事实之外，外界的偏见，也成为了一把加深创伤的利剑。

困境中新生

创伤和发展，是遭到性侵后的孩子们面对的两个问题。“如果把外部环境营造好，他的个人心理调整得也不错，发展的部分慢慢生长，就可能覆盖掉他原本的创伤。”秦发源说，这两个方向的工作都是不容忽视的。

“发展”，意味着通过社工各项服务，帮助孩子的社会功能在未来实现良好运转。

面对外部环境的刺激，司法社工的介入，能够从法理和情感层面，为受害的孩子和家庭提供保护与帮助。社工海云一直和小天妈妈保持联系，给她提供支援。海云告诉她怎样保留证据、配合调查，报案之后又如何持续跟进案件流程，同时也不能忘了关注孩子的情绪。自介入案件以来连续五天，她们每天都在讨论案件进展。小天妈妈因案情难以入睡时，海云也能及时给她宽慰。

创伤和发展，是遭到性侵后的孩子们面对的两个问题。“如果把外部环境营造好，他的个人心理调整得也不错，发展的部分慢慢生长，就可能覆盖掉他原本的创伤。”

社工介入后，小天的人生轨迹，并未因性侵案件滑向悲剧的方向。立案之后，施害者被刑拘。在社工的帮助下，小天找到了合适的新学校。妈妈带着她离开家乡，准备在南宁开始新的生活。在小天妈妈发来的照片里，小天正在参加新学校的军训，她看上去很开心，还交到了新朋友。

小天依然期待着和爸爸、弟弟的团聚。社工和妈妈向小天解释，她只是和表姐、堂姐一样，离开农村，来城市上学了，妈妈和她现在在南宁租房，以后爸爸也会带上弟弟来看她们。小天听着，在一旁拼命点头。在她看来，一家人依旧完完整整，没有改变。

被性侵后孩子的发展，往往意味着转学、搬家、接受心理咨询，自然也意味着一大笔开支。与此同时，被性侵的孩子，很大部分来自底层家庭。深圳市福田区启航公益服务中心的社工许春琴告诉南风窗，在她接触到的个案中，底层家庭占了六七成。

因此，经济压力是不可忽视的一大考量。小花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

2013年，李涵第一次见到了小花。这时的小花，和妈妈住在北京海淀一间临时租住的小屋里。小花黑黑瘦瘦的，很漂亮，如果只从外表上看，她与其他普通小女孩无异，内向、害羞，面对来家访的社工有些紧张。

但和她聊天，李涵能察觉出她的惊慌和不安，同时也感到她身上有着“坚定”的一面。

小花是到北京过暑假时，被妈妈的男友性侵的。妈妈报警后，又发现小花在老家读书期间，就曾被照顾她的继爷爷性侵。在海淀公安的委托下，北京超越的社工介入了案件。在案发之初，社工告诉小花和妈妈即将面对的警察问询、妇科医院检查等调查流程，为她们提供信息支持。

“因为那时候被害者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要应对陌生的程序，而且可能要描述自己很羞耻的事，甚至要说得很细。”李涵解释，在办案场所，为孩子们提供安全感和控制感，是最首要的工作。

由于小花的母亲是报案人，也是证人，无法作为监护人旁听警察询问，北京超越的社工便作为“合适成年人”（指社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到场开展监督、沟通等服务活动），旁听了警察的询问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小花对提问感到不舒服，都可以随时向社工求助。

办案结束后，李涵和其他同事一起去小花家家访。关于案件，小花选择了回避，不愿再次谈论。但李涵知道，小花之前已经向警察解释得很清楚，她并非对性侵没有认知，回避和掩饰，其实都是小花自我防御机制的表现。

发展小花的社会功能，因此被放在了首位。但这也给母女俩带来经济压力。小花不能再回到老家上学，她需要转去新的寄宿学校，但小花妈妈原本依赖男友生活，小花的学费要从哪儿来？作为非京籍学生，如果去民办学校就读，一学期的花费就在一万块钱上下。母女俩进退两难。

李涵和同事们先是从北京超越的资助金里，申请了两三千元给她们应急，又和公安、检察院一起，商讨怎么安置小花。多方协调下，小花得以进入一所公立学校就读，学校还减免了部分费用，小花只需要缴纳一些伙食费。

“到什么年龄做什么样的事，这就是社会功能的运转。”李涵说，有不少社会功能受损的孩子，他们回避和人的交往，不能交朋友，也完不成学校老师的要求。严重的情况下，家长不得不把便盆放进孩子的房间，因为孩子晚上不再敢出门去厕所了。

在新的学校里，北京超越的社工在那儿驻站，让小花随时能找到他们。最初，小花不适应新的生活，和同学闹矛盾了，她会来找社工倾诉。慢慢地，她有了新朋友，在学校参加社团，还谈了恋爱。直到毕业后面对择业的选择，小花还会给李涵发信息寻求建议。

用社工专业的术语来说，小花的“社会功能”发展得很好。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孩子们有自己的方式。李涵从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中明白，只要能看着他们的社会功能一点点发挥就好，“无影响不干预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原则”。

如何链接资源

“到什么年龄做什么样的事，这就是社会功能的运转。”李涵说，有不少社会功能受损的孩子，他们回避和人的交往，不能交朋友，也完不成学校老师的要求。严重的情况下，家长不得不把便盆放进孩子的房间，因为孩子晚上不再敢出门去厕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