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梆，女作家漂在英国

今年，王梆密集地出了两本新书：一本非虚构社会观察，一本短篇小说集。用她的话来说，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直到十年前与现在的丈夫结识，才有了安心创作的条件，真正踏上写作之路。

王梆与丈夫如今居住在英国剑桥附近的一个乡村里。社交媒体上，她会分享自己在英格兰的田园生活：用复古家具装饰客厅、学习皮革染色、采下浆果做成果酱送给邻居。

不过对王梆来说，真正的“岁月静好”远没有来临。她喜欢做手艺活儿，是因为它们需要专心致志，只有在劳作的时候，她那紧绷的神经才得以短暂地释放。

作为前记者，王梆保留着“关心世界”的习惯，却也因此“不幸”深受政治性抑郁的困扰。不过她还在坚持，坚持向她心中那个更好的世界靠拢，无论是作为实践者，还是记录者。

“三份房贷”

王梆的每一天都过得极有规律。

早晨起床后，她会外出跑步一小时，回来后像英国人一样在早上洗澡、做一些零碎的家务。接着便是准备午饭，一天的中午是她独自享用中式餐食的最佳时段，因此她将每顿饭都做得格外认真细致。午饭的主角通常是她爱吃的食物，凉拌米粉加酸豆角和酸笋，或是猪肉叉烧。

到了下午，王梆关掉手机，坐在电脑前开始写作，一直写到傍晚6时。写作是不断反刍、耗费脑力的工作，她的电脑显示着两栏数据，一个是文档中的实际字数，一个是打字字数，后者始终是前者的三倍，就像她说：“要种很大一片地，最后才能得到一小袋收成。”

晚餐是她在做瑜伽时一并完成的，她的丈夫宁可吃她认为“最乏味的那种英国菜”，也不习惯每天吃中餐，于是王梆把需要做熟的食物全部放进烤箱，瑜伽做完，晚饭也做好了。

王梆的丈夫在大学管理学术文献，一个典型的英国人—用她的话说，抗压能力极低。丈夫比她大8岁，“受惠”于二战后英国的福利国家，小学到大学的一切几乎都是免费的，从没有吃过经济上的苦。

饭后散步的时候，王梆会特意避开那些沉重的社会话题，与丈夫聊喜剧，或干脆什么话也不说，慢慢围着田野一圈又一圈地走。

表面上，王梆过着一种平静无澜的乡村生活，但她的内心远没有看起来那般放松。如果不在晚上11时前上床，她就会失眠，以至于半夜出现这样一幅景象：在无比静谧的英格兰乡村夜晚，一个中国人忧心忡忡地在手机上刷着世界各地有关战争与经济大衰退的新闻。

今夏英国大旱，距离王梆的家六英里外的一座农庄被烧毁，这就像她心中的田园生活一样，看似宁静安逸，底下却危机四伏。

“我们眼看着就要付三份房贷了。”王梆的语气难掩担忧，这位今年在网络上炙手可热的作家，毫不遮掩自己在现实社会里的真身：一个以文字为生、收入微薄、生活拮据的女人。

王梆与丈夫没有储蓄。去年，他们搬到一座离剑桥更近的村庄，买下了一套英国政府在上世纪50年代建造的老式廉租房，新房子更大，还有法式落地窗，但他们也因此背上了更高的房贷。她口中说的另两份“房贷”，指的是燃气费与税收。俄乌之战打响后，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减少，从2022年十月开始，每个英国家庭的年均电费和燃气费将飙升至3549英镑。

王梆强调，这不是一个家庭的困难，而是一种普遍的生存压力。难民、失业者以及一个老龄化社会里的老弱病残，都需要依赖英国财政，也造成了英国中产阶级沉重的税务负担。

这位今年在网络上炙手可热的作家，毫不遮掩自己在现实社会里的真身：一个以文字为生、收入微薄、生活拮据的女人。

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临，村民们无法回到过去那些只用关心天气与土地的日子，他们生活中的太多变化，都与发生在远处的事情有关。

参与公共生活

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是在谈及王梆时无法绕开的话题。它揭示了她正在关心什么，以及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什么事情上。

看过《贫穷的质感》一书的人，都能感到她身上对于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这种热情源自对眼下这个动荡时代的焦虑、在异国他乡寻找同温层的渴望，以及纯粹的好奇之心。

2016年，王梆加入英国工党，和当时的工党党魁科尔宾一样，赞成推行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将重要能源国有化、取消公立大学学费、提供更多的政府廉租房。

在这个过程中，王梆接触了不少工党友人，其中不乏在工人家庭中成长为精英的“上层人士”。在他们身上，她看见“一种来自中上阶级内部的动摇”。

不过4年后，随着科尔宾失去党魁位置，王梆也彻底退出了工党。见证了因脱欧问题而变得更加四分五裂的工党后，她感悟到，非此即彼的选票政治，未必能解决现实迫近的危机。一位吃不饱穿不暖的邻居，或许更需要民间的互助。

她在书中写道：“民间社团没有政治门槛，亦不设左右之分，它不仅将不同党派、不同阶层的人聚拢在一起，还利用其独特的‘在地性’，推动着附近公共空间的扩展，守护着越来越稀有的在地公共资源。”

七年前，新婚的王梆与丈夫搬进了剑桥郡的哈德纳姆村，租下一片菜地做“自耕农”。她加入公益组织“食物银行”做义工，将四处募捐来的食物—通常是罐头、牛奶和意面—免费发放给需要的村民。

在食物银行，王梆看到的是一群完全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英国人最看重尊严，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面子，他们宁愿跑到另一个没有人认识的村庄，也不要在本村的食物银行接受救济。

一些村民开着车来，一些村民穿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讲究服饰。这样的场景，并不会让人直接联想到贫穷的可怖，却依旧令人生寒。2010年到2017年，全英国向食物银行求救的人从4.1万增长到120万，他们中许多是慢性失业一代。

俄乌战争之后，王梆将关注点转向了难民问题。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她为英国接纳更多的难民而奔走呼号。

无疑，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割裂，只是，那些缝隙的深处到底有什么？在王梆不断参与公共实践的同时，一幅真实的社会画卷也随之展现在她面前。

在针对阿富汗难民的救助问题上，许多阿富汗难民抵达英国之后，因为缺少政府廉租房，被安排在酒店长达一年之久，因此通过媒体向公众抱怨。一次讲座中，有人站出来说，我们自己都交不起房租、看不起病，让他们多住几天酒店就受不了了？这个问题一下子让王梆还有其他义工感到为难。

不过，导致贫穷的源头必然就是这些难民吗？“仇恨就像一个皮球，从一个人手上传到另一个人手上。”王梆在电话里说，“皮球抛出去之后就变成了一个炸弹，仇恨就是这样扩大的。”

被问及有关难民的宣传能多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观念时，王梆承认，影响人的想法并非易事，不过，她由此更加坚定了做另外一件事的意义。

那件事就是写作。

她说：“我作为观察者看到了两方的张力，记录是一种拯救我们的方式，我必须清晰地把它写出来—关于谁在传这个球，传给了谁，传这个球的原因是什么。这样，更多的人才会看到。”

在广州，在伦敦

王梆在豆瓣平台上对自己的个人介绍，充满了政治性的标签，但如果想回答王梆是谁，这些标签还远远不够。

将时间向前拨20年，人们可能会在广州老城区的碟片档口找到王梆。“你问广州那些老碟店的老板王梆是谁，他们都知道。”每隔两三天，王梆就会去一次影碟店，坐在小板凳上，把店里的碟片从头到尾翻上一遍。

除了看外国电影，王梆还是地道的打口一代，当时的她是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立志于看最好的电影、听最好的音乐。新旧世纪之交，那些在广州街头流传的正版、盗版碟片，使得王梆提前成为了文化上的世界公民，以至于多年后她的英国丈夫与她相遇时，惊讶地发现他看过的电影、听过的歌，她全部知道。

“我作为观察者看到了两方的张力，记录是一种拯救我们的方式。”

那时的王梆还不像现在这样作息规律，她自由、散漫，过一种“挥发”的生活。她喜欢看伊藤润二的恐怖漫画，一酷到底，从不与王安忆、铁凝这些当红作家扯上关系。她是夜猫子，成日泡在网上，还当过西祠胡同电影论坛的“斑竹”。王梆形容当时的自己“虽然长得不太好看，但因为比较酷，有时还能吸引到一些帅哥”。

大学毕业后，王梆做过一段时间的美术老师，后来成为一名记者。那是一段真正的好日子，王梆每个月的房贷四百多块，写几篇稿子就能交上，现在的她还会在梦里梦到广州。

21世纪初，中国的一线城市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高楼层层崛起。在广州街头，王梆经常看见快餐店门口穿着制服的员工高喊“要拼”。

在这幅百废待兴的面貌之下，众多社会问题也在涌动，王梆庆幸自己有一颗敏感的心，能发现问题并且追问下去。一次，她从广州跑到南昌看一个摇滚乐队的演唱会，那里毫无生气的街道让王梆感到惊讶。她看到下岗的人为了一点生计吵得死去活来。

27岁，王梆辞去工作，做自由撰稿、拍纪录片。她拍过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香港的知识分子以及社会边缘人群。2010年，她的纪录片制片人在伦敦开了一家工作室，她也由此远赴英国。

“一觉醒来，我发现自己变成了外国人，”王梆在书中写道，“蜷缩在伦敦西区一间天花板发霉的出租屋里，我的枕头是一只沉重的行李箱，里面装着我那博大精深、却暂时无用武之地的母语，以及一套用旧的、似是而非的知识体系。”初来乍到，她从国内的文化分子摇身一变成为英国社会中的少数族裔，她住进坎宁镇的贫民区，睡在一张中间极度凹陷的弹簧床上。

一切都是陌生的，王梆每天顶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出门。在伦敦的日子，可谓“一半在地狱，一半在乐园”。一方面，伦敦丰富的文化生活让文艺青年王梆过足了瘾，五英镑就能在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看话剧，或者钻进国王学院附近的酒吧看“独白剧”，还有各式各样的公共讲座，只要在网上注册，就能直接走进去听。

另一方面，与制片人因观念不同分道扬镳后，生存成为了最紧迫的问题。王梆做过上门推拿、手表店里的中文销售翻译，这是她在伦敦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工作。

王梆在英国，还会接到一些来自国内媒体的约稿，稿酬每千字八百元，不算低，她不会错过机会。这给她的“伦敦漂”生涯带来了一段十分特别的经历。她时常游走在不同的场景之间，某天，从狭小的贫民区房间里钻出来，可能就要奔赴某个奢侈品大牌的发布会。

她看到了伦敦的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与她凹陷的弹簧床、发霉的天花板以及做厨子的巴西房东截然不同的世界。人们穿着礼服，站在体育馆那么大的空间里，每一个走出来的模特都美得让人晕眩。

中国是奢侈品消费大国，那些奢侈品品牌的老板通常对中国记者格外友好，王梆却产生了一种在加缪小说里才能找到的荒谬感。“你不想与这样的世界为伍，”她说，“（但）这是你能挣到晚餐的唯一途径，你为此感到悲凉。”

王梆在这个花花世界里打转，始终用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观察着自身所处的环境。伦敦这座城市是文化的混血儿，它赤裸地展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又能为所有想要攀附在它身上的事物提供一处生存的角落。

它散发着肮脏又迷人的气息，为王梆后来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

“作为一个移民，我有很多委屈”

如果只看《贫穷的质感》，可能很难发现喜广交朋友、开朗健谈的王梆身上那些坚硬的、顽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