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青年被误读了吗？
作者： 何国胜
在现代语境里，青年总是意味着希望、力量、奋斗、创造，是未来和活力的象征。但当下青年身上所常见的态度标签，却是“躺平”。我们该如何理解当下的青年？为此，南风窗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惠园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廉思。
廉思或许是中国最懂青年的学者之一。十几年来，他的课题组将学术视野一直聚焦于青年问题，被誉为“中国新兴群体的瞭望者”。首创“蚁族”“工蜂”“洄游”“蜂鸟”等社会学概念，提出“拐点一代”“战疫一代”等青年世代划分称谓。
4亿中国青年呈现的面向极为复杂
南风窗：你很早就研究中国青年群体，从“蚁族”到“码农”“蜂鸟”“工蜂”，这十几年间，几代青年的共性与变化是什么？
廉思：当我们谈及“代”的时候，意味着我们采用的是以纵向年龄段来识别青年的方法，这是一种通过线性史观的年龄更迭来区分青年的路径。“代”不仅是生物学事实，更是社会学事实。依据什么来划分“代”，往往是重大事件的发生或社会背景的变迁，一般认为“80后”“90后”“00后”是不同代的人，而“50后”“60后”“70后”是同一代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课题组曾经从“代”的视角提出过“战疫一代”“拐点一代”等青年世代称谓。
关于“代”，我们课题组有一个趋势判断：用代际视角来划分青年，辨识度正变得越来越弱。因为“代”产生的依据是相似年龄阶段的人会面临相同的社会变迁，或经历大体相同的社会事件，但在当今时代，社会变迁和重大事件的发生过于频繁，使得“代”之间的间隔大大缩短了。相差一两年，人的价值观念就会发生显著变化，此时再用“代”来区分，意义就不大了。
我们的另一个判断是：代内的差异将会超越代际间的差异。这几年，我们更重视代内不同青年群体的诉求，我们提出的一些青年群体概念，比如“蚁族”“工蜂”“洄游”“蜂鸟”……这些称谓，并不是基于代的划分，而是基于特定青年群体的现实状况，如生活特征、职业类型等方面。这样得出的青年画像更为精准，也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中国广袤的地域、城乡的差距、人口的众多，使得不同青年群体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光谱，针对青年整体得出结论时要十分慎重，应特别注意“碎片化”“主观性”“片面性”等误区。其中，有三个问题我认为比较重要：
一是平行宇宙。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依据自己身边人的情况得出对全貌的判断，青年领域亦是如此。每个人从身边人得出的结论都会有“统计偏差”，比如我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学生大多是对外经贸大学的，这所大学和市场主体的关系十分密切。如果身处贸大这个“小圈子”得出当代大学生对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看法，就会与整个中国大学生对民营经济的真实看法失之千里。虽然今天在网上有各种的“展现”和“表演”，但圈层壁垒反而在加大，每个人都处于平行宇宙之中，每个人看到的都是片段，每个人身边都是和自己同样圈层、具有大体相似价值观的人。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整体性的认知？要靠科学的抽样和严谨的分析，这是我们做出全局性判断的基础。每个互联网平台都是小众群体的集合，尽管这个小众的规模也比较大，很多是千万级别的。但不要忘记，中国14—35岁的年轻人口是4.01亿，所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年轻人的全貌是被打碎的，从任何一个平台中看到的青年，都是部分。
具体到大学生的问题上，我们要始终提醒自己的是，中国有40%的大学生是本科以下学历，也就是常说的“消失的40%”，他们的声音是很难在公众舆论中听到的。如果某个调查的题目是“中国大学生对×××的看法”，首先就要看这个调查的抽样是否涉及这看不见的40%。
二是时空压缩。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大多数中国人以物质财富作为追求的目标，其根本原因是物质条件的不足和生产能力的限制，所谓“物以稀为贵”。当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裕后，同样的原理导致物质财富价值的下降，这就使人们在尽可能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之外获得了其他追求和选择。
我们要始终提醒自己的是，中国有40%的大学生是本科以下学历，也就是常说的“消失的40%”，他们的声音是很难在公众舆论中听到的。
由此带来的革命性变革的意义在于：在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历史上，物质财富第一次不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志物，即所谓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相伴的是个人选择的兴起，个人选择的兴起带来了被社会学家贝克称为“个体化”的一种社会趋势。个体化的核心是“生活方式的个体化”，追求“为自己而活”，倡导一种“自我文化”。
当前中国所处的社会阶段，既面临前现代问题，也面临现代问题甚至后现代问题。在青年领域，对于低收入青年和边缘青年而言，其主要诉求仍是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对于中产青年而言，其价值观主要表现为追求个性化的高峰体验，以及去监管、去中心、去权威的诉求。随着人口的代际更替以及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自我选择、自我实现为基础，强调个人“自治”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这对我们的集体主义观念形成了一定的对冲。由于青年群体更愿意表达，情绪也更偏外向，不同价值观的日常冲突会愈发激烈。当今时代，大的冲突可能并不多见，但无数价值观的小冲突会越来越多，大冲突将分解为渗入日常生活的小冲突。
三是移动互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复杂性在于，在不同代际、历史记忆和生活经验中形成的网络行动者群体，在当下的互联网中是共存的，它们共同演进、各自发展，在延续和断裂并存的历史事件和时代脉络中生成的群体意识，彼此之间正在发生持续的交互影响，或者说“多元互动”。
由于时空压缩、平行宇宙和移动互联三者的交错杂糅，我们准确、系统、全面认识当代青年的难度极大。4亿中国青年呈现的面向极为复杂，如何得出青年全貌，辨识出哪些是偶然，哪些是必然，哪些是主流，哪些是支流，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应用型研究形成的学术观点，必须在现实中予以验证。有的时候，只有遇到重大事件，很多信息反弹回来，我们才知晓已有判断正确与否。不看到青年具体鲜活的行为反映，我们往往会依据他们“说”什么而认为他们“信”什么或“想”什么。“说”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行为指标的有效性是大于态度指标的，人的行为是检验理论判断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
工作的内在价值必须超越生存目的
南风窗：青年本是一个人一生中充满活力与希望的阶段，为什么当下的青年却反而表现出相反的一面，比如“丧”“躺平”“佛系”“摆烂”等成为当下青年标榜自己的语词？其背后反映了什么？
廉思：网络流行语是一种时代产物，集中反映了某一时期的青年的心理和社会心态，是社会心态的镜像。从趋势走向分析，很多“向下”情绪的词语出现是在2015年以后。那么，2015年发生了什么？我们注意到，2015年房价暴涨、经济下行压力迅速增大、人口红利开始消退等等，可见，这些“向下”热词的出现，正是2015年以后经济社会面情况的综合反映，青年作为社会晴雨表和最为敏感的群体，只不过把真实情况以更戏谑和嘲讽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已。
这些网络热词固然代表了当代青年的所思所忧，但正如我刚才谈到的平行宇宙，我们也要看到事物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当代青年亲眼见证国家面貌巨变，亲身感受时代发展红利，对历史不再有自卑情绪、对西方不再是仰望视角，民族自信心显著增强，发展期望值明显提高。我们该如何认识当代青年既对国家充满信心，又对自己悲观焦虑的这种悖论呢？我觉得两者都是当代青年的真实面相。
在这个码农眼中，他看不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尽管他的工资收入比那个扫地阿姨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因此，要在让年轻人找到自己工作在整个链条中的价值。
学校是青年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场域，但我们这几年的调研发现，学校青年和就业青年的价值观具有较大差异，刚才谈及的那些网络热词，大多在就业青年中传播，学校里就读的青年学生对此是没有太多感触的，至多是“听着好玩”，作为一种亚文化来传播。因此，青年在学校里形成了积极向上的宏观认知，但在就业后被现实生活反复摩擦，在头脑中会形成两种并行的价值观念。
这种观念的并行，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人不可能长期处于左右互搏、难以自圆其说的精神状态。现实和理想肯定有差距。但如果鸿沟拉大得过于迅猛，个体感知和宏观认知的反差极具冲击性，而此时又没有人进行适当的引导和阐释，就有可能将青年推向另一极端—完全不相信学校教育的内容，彻底颠覆已经形成的宏观认知。
因此，必须在青年价值观向下滑落之前用不断向好的生活体验将个体感知和宏观认知维持到相同水平。国家信心的激发一定要伴随个体生活的提升和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也就是说宏大叙事一定要以民生福祉的微观改善为基础。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要让人不断看到希望，而这个希望一定不能是虚无缥缈的，要一步一步让个体感觉到离预期越来越近，这样个体就会在实践的过程中找到宏大意义感。如果意义感很空、很远，跟现实生活偏离很大，这个宏大意义感迟早会被剥离掉。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对青年利好的政策，意图改善青年境遇，提升青年的获得感、公平感，只有个体生活不断向好，才能培育出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青年心态。
南风窗：如今青年中弥漫的一种情绪是，努力奋斗与预期回报不对等，正如你在《时间的暴政》一文里所提到的，“在这个剧烈变迁的社会里，没有哪个选项能被事先证明在未来是最有价值的”。青年该如何看待努力和奋斗的价值？
廉思：人总是希望通过奋斗实现一定的目的。这个奋斗目的，或实现于奋斗之中，或实现于奋斗之外，它赋予奋斗者以特定的存在价值，同时也限定了奋斗的意义边界。奋斗的价值，是结果导向（外在），还是意义导向（内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要分开来理解。
对于结果导向的人而言，奋斗就要获得相应的回报，这才是自己努力最大的价值，但可能预期的结果并不一定会出现。我甚至认为，世上只有两样东西在付出和结果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个是学习，另一个是健身。其他任何付出最后的结果，都有可能和我们的目标相去甚远。在恋爱中，可能你做得越多，恋人反而离你越远；在工作中，也充斥着太多的机遇和偶然。所以我一直反对把奋斗和结果做必然性的连接，否则，一旦奋斗的结果没有如自己预期的那样出现，势必会增加自己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
当然，如果努力和结果之间的逻辑链条被切断，人们就会不由得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奋斗的结果并不确定，那为什么还要奋斗呢？我想强调的是，对于在意结果的人而言，努力奋斗不是为了效益最大化，而是为了风险最小化。对于意义导向的人而言，只要觉得努力的过程有意义，奋斗就是值得的。他们并不在意结果的好坏多寡，而享受的是奋斗本身带来的感觉，无论这种感觉是痛还是乐。这个价值感如果找寻不到，那么对于他而言，这份工作就是无意义的。
小镇做题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优质人力资源和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不能让他们因先赋性因素的缺乏，从“未来可期”转向“垃圾时间”，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记得在码农调研中，有被访者谈道：“我们做这份工作有什么价值，还不如楼下扫大街的阿姨有意义，起码她让我们这个街道变得更美丽。”在这个码农眼中，他看不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尽管他的工资收入比那个扫地阿姨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因此，要在让年轻人找到自己工作在整个链条中的价值。
人们通过工作，感觉到自己被需要，体会到自己劳动的价值，此时即便再苦再累，也不会特别在意最终的结果。工作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确证自我”的机会，工作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在追问：人的本质能否在过程中得以实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作的内在价值必须超越生存目的，指向人之为人的本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