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荔钠，一个女导演的创作循环
作者： 黄茗婷这段时间，导演杨荔钠忙着为两个“女儿”在各地奔走。
一个是亲生女儿小熊出国上学。
在送别的路上，杨荔钠瞒着小熊在车里“狂哭”了一顿。
她知道，这一次分离是母女关系的分水岭，此后两人将会聚少离多。女儿即将开始自己的人生，而作为母亲的杨荔钠，只能目送女儿的背影。
她没能亲自将小熊送到机场，是因为在忙着另一个“女儿”的事。
作为国内独立电影代表人物之一，杨荔钠近一个月来完成了新作品《妈妈！》（又名《春歌》）在多地的路演。《妈妈！》在今年9月上映，是杨荔钠“女性三部曲”的终章，被她亲昵地称呼为“小女儿”。
电影宣传期最忙时，杨荔钠在一天参与4场映后交流。杨荔钠告诉南风窗，“基本上每一天都能遇到很特别的观众。”她的声音很温柔，语速不急不慢，咬字清晰，但略带一丝疲倦。
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病患和家属群体；有用轮椅推着父母来看电影的夫妻；有带着妈妈和女儿来的女性观众，映后交流中，向电影、自己的妈妈和女儿表达谢意。还有一个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的女孩，带着心脏起搏器来看电影，每看到动容之处，心跳便会加速，她能读懂每个人物，包括外界争议很大的角色“周夏”。
面对这些观众，杨荔钠有些感慨。她觉得电影抵达到了观众层面：“其实我很清楚这部影片是要面对观众的。疫情之后，大家其实对生死、对生命都有了一些认识，（因此）这一部片子我想呈现爱和暖。”
但也有不认同的声音。
《妈妈！》是否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和家庭的困境浪漫化？电影中85岁的“蒋玉芝”和65岁的“冯济真”，这两位老年知识分子的台词和生活是否太像舞台剧了？
杨荔钠向南风窗回应了疑问：电影中的母女已然经历过许多时代尘暴、家庭残缺和阿尔茨海默症的痛苦，作为导演，她希望以一种温柔的情绪去对待这对母女。电影中蒋玉芝和冯济真这对母女之间很多的温情互动，可以在杨荔钠和女儿小熊之间充满仪式感的现实日常中找到痕迹，那并不是悬浮的。
对于这个“小女儿”，杨荔钠说：“对于蒋玉芝和冯济真，我想把所有的温柔都给她们。有的观众可以通过这种诗意和温柔，看到一种残忍。”
这种残忍是现实层面的，指的是未来不可预测的变动、衰老和告别。这些也是杨荔钠长久创作的母题。
每部电影有每部电影的样子，就像100对母女有100种相处方式一样。
在过去长达25年的创作中，她曾预见性地记录了生育政策变动下的个体命运、女性个人精神和家庭生活的苦闷、老人晚年生活的境况。生老死别，这些都是杨荔钠一直在思考的命题。
“人生就是由不同的别离组成。”在这残忍的现实面前，要如何做好准备？
杨荔钠的答案是：从容面对。
亦敌亦友的母女
在前往武汉路演的火车上，杨荔钠收到了一封“信”，是小熊转机途中发来的。
信里有小熊关于疏离、关于身份认同的发问，是“乡关何处”的困惑。
小熊出生在青岛，长在北京，常回杨荔钠的故乡长春，如今又只身到国外读书。“她看上去拥有很多选择，但其实又什么都没有。”
写信，是母女俩之间交流的日常。书信格式的表达，似乎能使人与人之间情谊表达更真诚，也更浓厚。
杨荔钠将母女间的互动也放到了电影中。《妈妈！》中的蒋玉芝和冯济真，也喜欢以书信来表达想法。当蒋玉芝被女儿安排进养老院后，写信委婉表达不满；当阿尔茨海默症加重的冯济真记忆退化后，满心期待着来自妈妈的信。
写信不一定是适用于所有关系的表达，但不代表这种方式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这种老派的、文绉绉但生活化的表达，被杨荔钠从生活借用到电影中，融入两个分别从上世纪40年代、60年代走来的老年知识分子中。笔墨和信纸，组成慢悠悠也看得见、摸得着的表达，在两位老人因阿尔茨海默症被打破安逸的退休生活中、在不确定的当下，反而生出一种恒定的安全感。
安全感，是“女性三部曲”的前两部作品甚少感受得到的。
《春梦》，是家庭主妇无处安放的欲望和苦闷，这来自杨荔钠对于当代女性精神状况的担忧。
《春潮》，是母女关系破裂后的压抑和窒息，这是杨荔钠母亲和大姨那一代人的缩影。
“女性三部曲”的前两部，讲述的都是关系被打破之后的混乱，都是一触即发的紧张，都更具有一种“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普世性。
但杨荔钠不想再着眼于这种普世性了。在台湾地区出差的时候，面对辽阔的大海，她生出了想为知识分子拍摄一部电影的念头。
这个念头，凝聚为《妈妈！》全片最具诗意的一句表达：“妈妈是海，我是一滴水，爸爸是一条不会游泳的鲸鱼。”
但充满诗意表达和镜头语言的《妈妈！》，却面临来自外界的质疑。已经有太多人问她：《妈妈！》显得没那么“杨荔钠”了，“为什么这次不一样？”
面对这样的疑问，杨荔钠有自己的看法：“我们都是复杂多面的生命体，何况电影。每部电影有每部电影的样子，就像100对母女有100种相处方式一样。”
杨荔钠说：“《春潮》里是一对很世俗的母女，她们甚至到死可能也不会愈合。但《妈妈！》中的母女，是充满深深的爱的，我不可能用同一种态度去对待她们。我也不希望我的作品都在延续一种风格。”
像她电影风格的多变一样，杨荔钠和女儿的相处方式，也有很“粗俗”的时候。采访中，杨荔钠突然描写起母女间打闹的场景，她们会互相爆粗，会在打闹间互扯头发。
这种平静之中杀出的意外感，也常出现在杨荔钠的电影中。《春梦》中充满怪力乱神的太虚幻境，《春潮》里瞬间变脸咒骂女儿的母亲，《妈妈！》中互抽嘴巴的两母女，让人心惊，也不解。
可是当杨荔钠笑着分享了这些母女间的趣事，母女间竟是亦敌亦友的关系，这让人忍俊不禁，又陷入沉思。
有时候，为了听见女儿一声称呼，杨荔钠会故意做错一点小事。这时候女儿总会带着怒气地喊：“妈妈！”
“妈妈！”一句日常、普通甚至带有一点微妙情绪的称呼，在杨荔钠的回忆中显得格外温情。在她寄予电影的信件中，她写道：“（妈妈）像一个幕后工作者，用尽一生养育你，打扮你。当我们成熟了，漂亮了，她却变弱衰老了，她不一定参加你人生的盛宴，但会一直在身后看着你，祝福你。”
母女间竟是亦敌亦友的关系，这让人忍俊不禁，又陷入沉思。
当人生阶段出现变动，杨荔钠“母亲”的身份，会在解答女儿困惑的时候现出。
在火车上，杨荔钠给女儿小熊“回信”：“真正温暖人的地方，一个是子宫，一个是墓地，都舒适安全，也都不是久留之地。接受自己的不安吧。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怎么样我都爱你，我觉得这也是故乡的一种。”
如此清醒、从容，就像《妈妈！》中那对打扮得体、走向大海的母女。她们的下一步，是走向远方未知的海洋，还是回归近处安全的滩涂，杨荔钠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但确定的是，母女那份面对生死的从容。
高墙下的老人
从容的能力，并不是杨荔钠与生俱来的。
25岁之前，杨荔钠对生死并没有那么深刻的理解。当时，她是体制内话剧团的一名演员，重复的内容与单一的表演方式，让她产生了厌倦。
1996年的一天，她路过家附近的居民楼，围墙下坐着一群老头。老头们关于“飞机上到底有没有窗户”的讨论，吸引着杨荔钠走过去倾听他们的猜想。
这是一群工厂的下岗员工，他们夏天穿着白衬衫，冬天换上黑棉袄，一起烧了荒地的野草，开辟出专属营地，用来晒太阳。那些老头对杨荔钠来说，都是活生生的戏剧人物，生活在真实的空间里。这种鲜活感，是她在表演的世界里体会不到的。
杨荔钠远远地凝望着那个场景，像一幅画。凭着本能，杨荔钠产生了记录的念头，不去猜测结果，不去探讨意义，单纯的记录。她要把这群人拍下来。
在那片空地上，老头们谈论着子女的养老负担、工厂待遇不公、医院服务不好。影片最后，一个总是吹嘘着住院费一次比一次高的老头宋师傅，“回家了”，谁也见不着他，就此告别了全世界。
影片的走向，落到了孤独和死亡的命题上。在3年时间里，杨荔钠独自一人，托着一台DV机，跟踪了一群老人的生活，也记录着7名老人告别世界的过程。
这部诞生于新世纪之前的处女作，获得了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巴黎真实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德国莱比锡纪录片电影节金奖。这不仅意味着一个独立导演的出世，对于当时仍是以野蛮生长的姿态摸索着的中国纪录片界来说，也是一种激励。
但对于杨荔钠来说，相比荣誉，她更在意自我认知的改变。“刚开始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他们会死。”杨荔钠后来接受采访时说。直到看着一个个生命如何消失在现实世界中，那种直观的死亡见证，让她意识到“死亡就在我身边”。
《老头》的拍摄经历，让她更加理解了生命是什么，死亡是什么。
毕竟那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候，最受关注的是年轻群体和中产阶级，而不是垂垂老矣的老人。
“人在地狱里也会老。”“因此我知道，他虽然死了，但也是在变老。”马尔克斯的几句话，常被杨荔钠借用来形容自己对衰老与死亡的理解。或许死亡不是突然到来的，死亡也是处在变化之中的。
《老头》之后，杨荔钠的创作脉络逐渐清晰，在那之后的多年里，她相继拍摄了《老安》《一起跳舞》《我的邻居说鬼子》等老人题材的纪录片。
这几部作品从2008年制作完成至今，得到的关注并不多，有些甚至连豆瓣评分和影评都没有。毕竟那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候，最受关注的是年轻群体和中产阶级，而不是垂垂老矣的老人。
但杨荔钠没有遗忘这些老人，反而是预见性地比社会早20多年关注起老年群体的生活现状。“老人身上有一种美，有一种纯真，有一种从容。”杨荔钠说：“那会提醒我们该怎么样地老去。”
女性视角就是不一样
《老头》之后，杨荔钠受到了电影界更多关注。
有人问她：“你用的是直接电影的方式吗？”她不明白什么是直接电影。
有人问她：“你是以女性立场来拍的吗？”杨荔钠反问：“什么是女性立场？”
作为一名半路出家的电影创作者，杨荔钠头脑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她只想着：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工作。
杨荔钠从话剧团辞职，成为一名职业电影工作者。她想继续记录，从附近开始，像以前一样，下一个拍摄对象，是自己的家人。
《家庭录像带》是杨荔钠在千禧年的时候开始创作的。那时，以家庭为拍摄对象的私影像还是一种新奇的事物，但杨荔钠脑海里没有那么多概念，她只管去呈现，去表达。
但正是这一次《家庭录像带》的创作，让她多年后可以肯定地回答上面的第二个问题：是的，杨荔钠是以女性立场来创作的。
讨论杨荔钠，是绕不过“女性电影”的话题的。
她笃定：“女性跟男性的世界就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不一样才成就了独特的我们。”杨荔钠向南风窗进一步解释：“能不能看到女性的困境，能不能书写女性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女性电影的一个基本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