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和南美，看中华文艺复兴

“我父亲除了做菜之外什么都不会。他在抗战前用假名上了一艘前往秘鲁的船，就到那里去了。”96岁的岑丽对南风窗记者说，“抗战前他还会给家里写信，说自己在那里（秘鲁）开了餐馆，可是后来通信就中断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岑丽跟随母亲从香港逃难到广州，过程中书信全数流失。根据她的说法，父亲岑启贤早年在美国旧金山从事餐饮赚到了第一桶金，回到中国香港没多久把钱花光了，又坐上了前往南美洲国家秘鲁的船，从此挥别故土。时隔多年，岑丽依然在打探父亲于秘鲁的踪迹，为的是寻找到他在那里留下的哪怕一点一滴痕迹。

根据秘鲁2017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秘鲁有 14223人自认为是华人后代，占该国总人口不到万分之五。然而，当年的华裔却在这里留下了独特而明显的文化印记，例如秘鲁华人菜系、赛龙舟传统等。

作为重要的侨乡，诸如广州黄埔、开平、中山等珠三角地区，是20世纪初期到海外谋生的重要移民来源地。跟20世纪上半叶流散海外的南粤华侨一样，岑启贤的肉身早已消失于冥冥之中，却把身上不可分离的文化带向海外，播下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华人文化的种子。

吃一口秘鲁炒饭

当我们开动想象力，也许不难想象岑启贤初来秘鲁时看到的景象：在经历了数月的远渡重洋后，他终于踏上了这个南美国度，又辗转山路，来到了被群山包围的首都利马。

在这里，有肤色黝黑的印加人原住民，也有说着一口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欧洲移民；欧式天主教大教堂和富有南欧风情的总督府，是白人殖民权威的象征，大街小巷的集市则是当地原住民和欧洲移民农作物的大杂烩。

作为曾在旧金山成功创业的华人餐饮业人士，摆在岑启贤眼前的食材有什么？土豆、玉米、番茄、辣椒和独特的黑色薄荷叶是安第斯山脉的土特产，在印加人代代相传的口述中，这些作物是“大地母亲”留给他们的馈赠；西班牙殖民者把肉食、奶制品和甜点带到这片土地上，一直以素食为主的印加人开始习惯牛肉、猪肉、鸡肉乃至奶酪和黄油这些欧式食品，大街上的欧式咖啡厅供应的是意大利人带来的面食、蛋糕和点心；而非洲劳工给秘鲁带来了独特的鸡血拌辣椒饭（Sangrecita）和黑豆糕。

在这片被白人称为“新大陆”的地方，来自四面八方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都有着自己的角色和位置。与岑启贤同时代甚至比他更早到达秘鲁的华人，多数为白人大庄园主当体力劳工，能够在当地开创自己事业的人并不多。

到了1920年代，利马市中心的唐人街开始成形，华人餐厅成为了这里的一道独特风景。岑启贤在当地开的小餐馆，用当地西班牙语可以被称作“chifa”。根据“秘鲁社科院词汇研究院”（CLAP）的研究，“chifa”这一词起源于粤语“食饭啦”的发音，在当代被用作秘鲁中餐或中餐厅的统称。2002年的一份研究显示，利马被称作“chifa”的中餐厅有6000多个。即使是那些并不专注做中餐的餐厅，也会推出“chifa”秘鲁中餐菜肴。

在《秘鲁食谱大全》一书中，作者莫丽娜·古瓦德拉把秘鲁餐饮文化中的米饭，归功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来到当地的华人。在《10个地道秘鲁人用餐的方法》的章节中，指南的第一条就是：“你每一餐都得吃米饭，而且还得往里面放很多蒜头粒。”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米饭为主的秘鲁中餐开始在利马唐人街成形。

翻开许多介绍秘鲁饮食文化的书籍，或许都有关于这样一道菜的介绍：它源自华人餐厅带来的炒饭，可是这炒饭里面的佐料却用到了许多南美洲的食材（红辣椒、红洋葱、绿洋葱、手撕鸡肉、意大利辣肠、凤梨片），再配上孜然、胡椒、酱油和麻油等浓重口味的香料，最终融合成秘鲁特有的秘鲁炒饭。

“chifa”这一词起源于粤语“食饭啦”的发音，在当代被用作秘鲁中餐或中餐厅的统称。2002年的一份研究显示，利马被称作“chifa”的中餐厅有6000多个。

秘鲁人借用粤语发音，把这道菜称作“chaufa”，甚至还衍生出专门称呼炒饭师傅的词汇“chaufero”。

走出东亚文化圈

食谱上的秘鲁炒饭，跟我们习以为常的星洲炒饭颇为类似，然而口味却大不一样。可以说，这个菜有着东亚的长相，却有南美安第斯山脉的风味。

曾经在秘鲁从事西班牙语翻译的北京人宋芷若，品尝过不少次秘鲁炒饭，她这样形容这道菜的风味：“秘鲁改良的中餐更加重油重盐，当地人更喜欢吃油炸、口味重的东西。在秘鲁，这些菜肴非常受当地人的欢迎，但中国人一般都很少去吃。”

宋芷若说，她除了尝过传统意义的秘鲁炒饭，还见识过它的亚种，譬如各色鸡肉炒饭、海鲜炒饭等，还有一种被称为“aeropuerto”（字面意思是“机场”）的秘鲁自创中餐，也就是把炒饭和炒得细碎的面条混合起来，一盘菜既有饭和面，还有菜。

尽管口味发生变化，自带粤菜血脉的“chifa”还是在这里生根发芽，结出安第斯山脉下的果实，最终成为秘鲁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除了衣食住行等生活基本要素之外，一些传统南粤文化习俗在海外的传播和变化，最终变成了一项炙手可热的文体项目。

曾长期生活在广州的匈牙利龙舟文化主席鲍乐士，不仅把水乡的传统端午习俗学到手，回到欧洲后还成为了匈牙利当地一名活跃的龙舟参赛者。鲍乐士对记者说，在今年的端午节，他在布达佩斯组织的龙舟比赛吸引了大概1500名当地观众。

在岭南水乡，端午节前后各村龙舟水上活动既有纯粹的祭祀仪式，也有具备比赛性质的龙舟竞技。在中国以外，龙舟活动多数以竞技为主，是一门具有华南文化特色的体育活动。

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龙舟比赛多数在中国香港举行，但由于当时用柚木做的龙舟不便运输，因此龙舟竞技文化一直走不出东亚文化圈。随着1985年世界第一艘用玻璃纤维制造的龙舟在德国面世，龙舟的运输和贮存显得更加方便，竞技比赛得以在世界多条主要河流上举行，位于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的多个发达国家相继建立了龙舟联谊会、龙舟俱乐部和龙舟比赛。

鲍乐士与龙舟的首次结缘起于1990年，他当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差。“那时候费城举行了第四届IDBF（国际龙舟联合会俱乐部）世界龙舟锦标赛，我特别从华盛顿特区开车来拍摄费城的比赛。我的兴趣保持了好几年，从新加坡到中国香港拍摄不同的比赛，最后还在广州内外的村庄拍摄了几个传统的龙舟节。”

在鲍乐士移居广州后，他加入了对外国人开放的广州国际龙舟俱乐部，在里面活跃了5年，长期维持一周三练的强度。2020年年初，鲍乐士回到了匈牙利，然而他在自己出生的国度并没有与龙舟疏远，反而在那里沉浸于中东欧地区的龙舟文化。

“匈牙利是一个有着悠久水上运动传统的国家。我们的独木舟和皮划艇运动员在欧洲挺出名的。匈牙利在1997年第一次见识了第一艘龙舟的抵达，随后这项运动很快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匈牙利是2013年第11届世界龙舟锦标赛的主办国，如今有20多个俱乐部在这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参加比赛。”

多瑙河上赛龙舟

匈牙利一个明显的优势，是有一条流经其境内的欧洲大河多瑙河。在鲍乐士发来的图片里，龙舟经过多瑙河畔的匈牙利国会大厦，船首的龙头和船身的麒麟花纹与远方的欧洲建筑物形成强烈的东西方碰撞对比。在多瑙河上，除了匈牙利龙舟手在训练之外，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和附近好几个巴尔干国家进行龙舟训练和比赛。

如果在一个炎热的夏天，你走到多瑙河边，除了看到独木舟和皮划艇之外，你看到的龙舟可能比广州珠江上的还要多。

打开网络搜索引擎，还可以找到“匈牙利龙舟文化协会”“塞尔维亚龙舟联盟”“奥地利龙舟协会”“捷克龙舟协会”“希腊龙舟协会”等组织的网站；波黑、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家的龙舟比赛视频和图片，也可以搜到。可见，龙舟爱好者在这些多瑙河沿岸乃至巴尔干诸国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鲍乐士表示：“如果在一个炎热的夏天，你走到多瑙河边，除了看到独木舟和皮划艇之外，你看到的龙舟可能比广州珠江上的还要多。2018年第11届IDBF船员世界锦标赛塞格德站也在匈牙利举行，可以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龙舟比赛，来自26个国家140个俱乐部的6200名运动员参赛。我是这6200名运动员中的一员，而在当时我选择加入中国队，属于来自北京的TBT龙舟俱乐部。”

相比起温暖的南粤地区，在纬度高得多的匈牙利训练，除了5月到10月可以在户外进行，基本上要么在室内练习，要么必须凿开冰封的河面强行行舟。在网上，有这么一段视频：在一个波兰的室内游泳馆里，选手们分坐在一条龙舟的两端，相对而视。他们以相反方向划船，把对手拉过绳子的一方算赢。这种在室内的“水上拔河”，不失为气候寒冷的温带龙舟选手们锤炼体力和团队协作比赛的方式。

不过，匈牙利的龙舟跟中国华南地区的龙舟，最大的区别是比赛规则。“匈牙利龙舟文化协会有一个单独的8公里长距离锦标赛。14年来，我们在多瑙河上还有一个66.6公里的比赛，这是世界上最长的龙舟比赛。”

从龙舟摄影者到龙舟参赛者，回到自己的国家后依然热衷于推广龙舟文化，让多瑙河的上空飘荡着龙舟鼓声，用鲍乐士自己的话说：对速度的追求，以及对团体运动的热爱，成为了他与龙舟结缘的最大诱因。

从珠三角本地人的角度看，广府民俗元素吸收了不少舶来品，譬如在饮食上的蛋挞、奶茶、忌廉、士多啤梨和车厘子这些洋称谓，我们总是觉得南粤文化是被动吸收者。

实际上，随着一代代勤恳的珠三角劳工漂泊在外，他们身上的衣食住行方式，无形中给世界各地带来了潜移默化般的影响，默默地形成了“华流”中的一股强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