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中国战略”该如何战胜偏见
作者： 辜学武
去年9月大选后，德国政坛变天，默克尔下台，朔尔茨上台。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让位于所谓的“红黄绿交通灯”政府。
本色为红的社会民主党在朔尔茨的领导下，艰难地以微弱多数打赢选战，被迫与绿党和以黄色为标记的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建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三党联合执政的联邦政府。
“交通灯”政府对中国问题尤其上心。在绿党的坚持和自由民主党的支持下，三党在联合执政条约里就出台一份“中国战略”达成协议，给外界一个印象，新政府要走出默克尔的阴影，开启自己的中国战略。
历史先例
这个约定，开辟了德国外交史上的一个先例。德国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专门的“中国战略”文件。即使是中德关系热络的默克尔时代，也没有出台过一个单独的文件，系统地阐述“中国战略”。
然而，“交通灯”政府都执政一年了，“中国战略”迟迟没有正式出台。面对舆论的压力和好奇，负责牵头起草这份文件的外交部以某一工作人员“匿名”的方式，把一个据说是“中国战略草案”的东西透露给了德国一家主流媒体。
这一极不寻常的动作表明，文件在起草的过程中遇到了阻力和麻烦。可以想象到的最大困难可能是，政府内部各部门意见不一，无法达成三党都能接受的战略。
这一点，德国政府本月初在书面答复反对党质问时有所暗示。“答复”洋洋洒洒几十页，透露出的基本信息是，外交部正在艰难地整合各方面的意见，寻求一个大家都可接受的共识。
为什么一年多了，还迟迟达不成共识？这可能与参与文件起草的部门太多有关系。尤其是在三党把持政府不同要害部门的情况下，迅速达成一份能落实下去的战略文件比登天还难。
事实上，并不是像媒体和外界所猜测的那样，只有外交部（绿）、国防部（红）、内政部（红）、经济部（绿）、财政部（黄）和总理府（红）参与了文件的起草，而是德国政府所有的部门都“卷入了”这场“中国战略”的博弈之中。
然而，话又得说回来。德国的议会政党政治，部长都是“党的人”，他们都是代表自己的党在执政。换句话来讲，德国的部长们都是“党的意志”在政府内部的忠实执行者。
各个部长的行事风格可能有所不同，但被同一政党把持的部门不会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相互掣肘，恰恰相反，他们会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尽可能在联合政府的政策制定上打下本党的烙印。
在如何同中国打交道这个问题上，执掌总理府、内政部和国防部的社会民主党与把持外交部和经济部的绿党貌合神离，这应该是“中国战略”难产的主因。
“黄色”的自由民主党本来就不是因为理念，而是因为分享权力的欲望而同社民党及绿党走到一起的。他们与绿党在许多方面格格不入，唯独在对华政策上，双方尚有些共同语言。
对北京保持“强硬”是“黄绿”的共同诉求，但绿党的“强硬”由“价值观外交”所驱使，来得更为坚定和执着，使得代表中小企业利益的自由民主党人显得有时缩手缩脚，“绿”是枝，“黄”是叶，陪衬而已。
因此，德国政府的“中国战略”迟迟不能问世，主要是卡在了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摩擦上。表面上，你看不出他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双方都主张社会公平、绿色环保、欧洲统一、联美制俄，极力避免公开暴露他们的分歧。
即使是德国口若悬河的意见领袖和粉丝上万的评论家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多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总理朔尔茨务实”“绿党的外交部长波尔贝克激进”等等，夸夸其谈，抽象无边，让人不得要领。
在如何同中国打交道这个问题上，执掌总理府、内政部和国防部的社会民主党与把持外交部和经济部的绿党貌合神离，这应该是“中国战略”难产的主因。
事实上，如何与当代中国打交道，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和绿党难以拧成一股绳。这个现象有它更深层次的原因。它与这两个党在对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不同判断和态度有关系，也与他们相差甚远的结论和解决方案有关联。
换句话来讲，面对世界巨变带来的挑战，德国在世界上应该如何定位，德国的利益在哪里，应该“唱什么调，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两党在深层次上并未形成共识。一碰到具体的战略问题，深层次下的裂痕就暴露出来了。“中国战略”难产就是这个症状。
深层裂痕
问题是，社会民主党与绿党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哪些深层次的分歧使他们在达成一个共同的“中国战略”上进展缓慢？
首先，对全球化命运的判断：绿党党首、外交部长波尔贝克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全球化已经成为过去式，“我们所认识的没有地缘政治的全球化已经不存在了”。
与绿党的判断相反，朔尔茨总理认为全球化依然方兴未艾，只不过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按照他的分析，全球化不仅没有终结，而且还深深地影响着德国的发展，作为一个出口强国，德国应该担负起“全球化捍卫者”的责任。
一个认为全球化“已死”，一个要当全球化的“捍卫者”，这两个联合执政伙伴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重要性有不同的认知。
一个认为全球化“已死”的政党是不太会在乎中国这个全球化的最大参与者的。然而，对于誓言要“捍卫全球化”的朔尔茨来讲，中国是不可忽视和怠慢的。
其次，对于中国的定位，社会民主党人和绿党人士的认知是有区别的。朔尔茨和他的社民党同志们对中国角色的认知的基本顺序与欧盟如出一辙：合作伙伴，竞争对手，体制敌手。
绿党虽然认同这三个角色的说法，但主张颠倒这三个角色的顺序，倾向于认为中国首先是体制敌手，其次是竞争对手，最后才是合作伙伴。
正如波尔贝克所领导的外交部在透露给媒体的“中国战略”草案中所述，中国作为“敌手”和“对手”的份量相对于“伙伴”来讲，正呈现“上升趋势”。
这就不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更难以很快形成共同的战略文件，“难产”是必然的事情.
再次，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对于当今世界格局走向的判断截然不同。朔尔茨前不久在访问新加坡、越南、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时多次提到，现在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多极世界”。
回到德国后，他分享了他的亚洲行的感受。在慕尼黑与工商界的互动中，这位社会民主党人的总理告诫企业界人士，不要“害怕多级格局带来的变化”，因为“世界需要德国的企业、德国的技术和德国的创新能力”。
与朔尔茨的“多极世界观”相反，绿党的外交部长波尔贝克认为世界正在分化为一个新的两极世界，一个是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威权阵营”，一个是以欧美为核心的“民主世界”。
按照她的看法，两个阵营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德国应该坚持以价值为导向的外交政策，更多地同“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敢于向中国这个“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强权”“说不”。
在波尔贝克的“两极”世界中，中国是天然的“敌手”；在朔尔茨的 “多极世界”里， 中国是绕不过去的 “一极”，除了与中国积极交往，德国别无选择。
一个要与中国积极交往，一个要与中国保持距离甚至孤立中国，可以想象，要把这两个不同世界观的政党绑在一起，并共同拟定一个看上去是天衣无缝、毫无矛盾的“中国战略”，是何等之难！
心理反差
另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与绿党人士在对中国的看法上有着强烈的心理反差。以朔尔茨为代表的主流派对中国的看法相对阳光一些，以波尔贝克为首的绿党上流人士则阴暗许多。
社会民主党人并不是没有批评中国，有时他们在抨击中国时展现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绿党的人士。但社会民主党人士在批评的同时往往还看到中国的成绩和对世界的贡献。朔尔茨就不止一次地对中国的脱贫成就表示过钦佩和赞赏。
说波尔贝克等绿党人士对中国充满仇视和偏见似乎有些夸张，但她们从来或很少提及或承认中国取得的成就和对世界的贡献，这也是事实。这可能与绿党强烈不认同中国政治体制的理论和实践有关。
正是这个心理上的不认同导致了绿党政治精英谈中国必谈新疆、西藏、台湾和人权问题，没有丝毫的兴趣去正面评价中国。即使是听到其他人赞扬中国，他们也往往感到费解。
一个认为全球化“已死”，一个要当全球化的“捍卫者”，这两个联合执政伙伴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重要性有不同的认知。
波尔贝克就非常诚实地向德国慕尼黑一场会议的听众们分享了一次她在埃及参加第27届世界气候大会的感受。她坦诚，看到中国代表和赞比亚的代表在大会上相互支持阻止欧盟提出的一项“去碳”倡议时感到“不可思议”。
她无法理解赞比亚和中国为什么能走得那么近，觉得赞比亚应该不喜欢中国，因为中国把这个国家的机场都“中国化”了。她调侃道，“你们当中有谁坐飞机到过赞比亚吗？你降落后的第一个问题一定是问自己，我这是到了赞比亚还是中国？”
在她的眼中，现代化的中国机场落户赞比亚显然是一个负面的东西，由此而推论，赞比亚理应不满中国，站在欧盟一边，向中国施压，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减排责任。
这种“阴暗”的心理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很少看到，至少朔尔茨没有流露过。一个对中国的看法充满负面，被一种说不清的浑浊感觉主导；另一个对中国的看法相对中肯，不否定显而易见的成绩，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素质。在这个心理落差的基础上搞出一个共同的针对中国的战略性纲领性文件，何其难也！
绿色心计
然而，无论如何，“交通灯”政府的“中国战略”总是要出台的。德国政党的执政历史告诉我们，两个主要执政党的政见和心理差别如此之大，要想和谐地推出一个共同的“中国战略”，今年应该是没戏唱了。
即使明年年初在中德政府夏季磋商举行之前能见到一份德国政府的“中国战略”，这个文件也一定是一个妥协的产物，里面“红黄绿”的比重有多大，就看未来几个月的博弈了。
不排斥外交部“泄露”草案给媒体是在给自己留个“好名声”。这个草案充斥着强硬的要求，包括严格限制对华投资担保和引入定期“承压测试”制度，严防德国企业过度“依赖中国”。
预计未来这些对德国企业极为不利的措施在社会民主党人主导的总理府和企业界的反对下会相对“水分化”。对于绿党来讲，提前抛出这个草案，将自己的主张早早公布记录在案，也对自己的选民有了个交代。
如果以后正式出台的文件是另外一个“红肥绿瘦”的版本，波尔贝克和她的助手们完全可以说，我们已经尽力了。政治是妥协的艺术。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为“中国战略”中过多的“红色”承担责任，与绿党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