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喝下“政策毒药”

战时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短缺经济，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激增，需要决策者削减民用消费以减少过剩需求。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1940年的小册子《如何支付战争》中，呼吁通过财政再平衡，而不是预算扩张，来适应英国二战动员工作日益增长的需求。凯恩斯认为，为了减少消费而不导致通货膨胀，政府必须提高对收入、利润和工资的税收。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最近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乌克兰危机。他指出，为了确保牺牲的公平分配，政府必须对国内能源供应商（战争暴发户）征收暴利税。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一个非线性的能源定价系统，家庭和公司可以用去年的价格购买前一年90%的供应。此外，他还主张采取进口替代政策，如增加国内粮食生产和更多使用可再生能源。

斯蒂格利茨的建议可能对美国有用，因为美国占全球GDP的1/4、世界贸易的14%，以及世界储备货币的60%，承担得起四处启衅。但欧盟不能，英国更不能。

英国在管理战争经济方面的准备远不如1940年：它制造的东西更少，种植的粮食更少，而且更依赖进口。英国比其他任何一个西方大国都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因为几十年的去工业化使其制造业从1980年占总增加值的23%缩减到今天的大约10%。

几十年来，金融业支撑起了英国空心化的经济，流入伦敦金融城的资金使英国忽视了贸易，人为地维持了高于其出口能力的生活水平。现在英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7%，而在1980年，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1.3%。直到最近，英国的做法是通过金融业吸引投机资本进入伦敦为其外部赤字提供资金，其金融业通过1986年的“大爆炸”放松了管制。

依靠投机者就像吸毒成瘾：暂时的兴奋成为不可或缺的拐杖。俄乌战争带来的能源危机相当于戒断，在英国的贸易平衡中炸出一个更大的洞。预计到2023年底，经常账户赤字将增加到GDP的10%，为短期投资者提供了出售英镑计价债券的强大动力。

英镑的持续下跌，将使英国的进口商品更加昂贵。而且，由于进口价格可能会比出口价值上升得更快，英镑汇率的下降可能会扩大经常账户赤字。政策制定者没什么好的选择。英国央行已经提高了利率，以维持外国资本的流入，但高利率很可能会使在过去15年里沉迷于极低利率的住房和其他资产市场崩溃。此外，没有证据表明财政整顿会带来经济增长。

一个可能的补救措施是重振政府投资。英国能够“支付战争”的唯一方法，是实施一项工业战略，旨在提高能源、原材料和粮食生产的自给率。但这样的政策需要多年时间才能见效。

不仅仅是英国，所有欧洲国家都面临着因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中断而导致的能源危机。一个可能的办法是达成协议，放松经济制裁，以换取天然气流量的恢复。鉴于其特殊的经济脆弱性，英国完全可以代表欧盟—但独立于欧盟—探索这一想法。

一项有限的协议可以缓解欧洲的能源危机，同时允许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但它应该以俄罗斯降低其可怕的“特别军事行动”的强度为条件。就有限的能源制裁协议进行谈判，或许可以为更广泛的谈判打开大门，从而在战争吞噬欧洲之前结束这场战争。

至于英国，短期内它将继续依赖金融城产生的资金流入，防止英镑出现灾难性的崩溃。英国新任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忙不迭地要“恢复”对英国经济的信心。用它来代替凯恩斯主义税收或公共投资，很可能意味着喝下更多导致英国目前弊病的紧缩政策毒药。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菲利普·皮尔金顿是宏观经济学家、专业投资者，著有《经济学革命》。本文已获Project Syndicate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