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制内市场”的关键是确定边界
作者： 荣智慧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的新书《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中文版首次在国内出版。该书原以英文撰写，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希望在提炼中国发展经验的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和未来发展。
该书指出，“制内市场”是一种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不断演进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市场并非自主的、自我调节型的秩序，而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的组成部分，服从于国家治理的规制。具体体现为一个三层市场共存的等级制的结构：底层的自由市场经济，顶层的国家资本，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相互作用的中间地带。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全球化，中国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内部平衡不但关系中国自身未来的前景，也可能会对全球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南风窗记者对郑永年教授进行了专访，试图从历史和当代的角度，探讨和理解经济学争论不休的中国市场和国家间的关系。
制内市场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南风窗：如果说“国家资本主义”（由国家开展商业经济活动，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管理和组织生产资料）的概念不能捕捉中国市场体制的全貌，只突出了政府与政策的作用，忽视了结构性层面的问题，那么，“制内市场”强调的结构性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间的“不对称均衡”，我们该如何简要地去理解？
郑永年：西方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控制一切，国有资本控制一切。中国显然不是说西方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的民营资本占了很大一部分，一般叫“56789”—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超过50%；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了80%，全国城镇就业数是4.25亿人，非公有制企业就业数3.4亿，这是80%；这两年对新增就业的占比贡献超过90%。
民营资本占这么一大块的话，就不能说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同时，中国也显然又不是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中国的民营资本是在国家的一套规制下运作的一种市场经济，也就是官方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汉朝建立正式的制度到现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三层资本。顶层的国有资本，底层的大量的以中小微型企业为代表的民营资本，还有一个中间层，是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资本互动的一个领域。
这三层市场，是中国制度里结构性的东西，当历史和王朝比较稳定的时候，往往是这些结构比较均衡的结果。但是，如果三层市场失衡了，那么中国经济就会失去稳定，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我举了4个例子，历史上四个时代：王莽改革、王安石改革、朱元璋改革、毛泽东改革—这些例子中，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占了绝对主导地位，市场不发挥作用了，最后经济出现问题了，国家也面临危机，尽管这些改革本身也是为了应付当时面临的经济困难或者危机。
所以，这三层市场要有边界，每一层资本都要发挥好。好的时候，经济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简单来说，“制内市场”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南风窗：在《盐铁论》所体现的儒法斗争中，法家以国家为中心，儒家以社会为中心，我们是否可以把今天的情况视为法家、儒家依然在争夺一个已经扩大了的“市场”，而且它们三者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郑永年：这个问题很重要，实际上就是看三者的边界怎么掌握，这就涉及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往哪个方向改革，如何改革？
我们要先提一个问题，现在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是不是处于一个均衡的状态？国家主导没问题，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问题就是有没有给民营企业划定一个边界，民营企业有没有足够的空间，足够的支持？这些我们要讨论。
所以引申出来的就是国有企业改革怎么改的问题。首先要回答国有企业本身的目标是什么？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是什么？合法性和合理性就是法家的解释力所在。
中国是个大国，国家要负责国防，要负责基础设施建设，要社会稳定，叫“平准经济”，即要稳定市场，国家要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领域发挥作用，对不对？这也意味着国家在一些领域的垄断。
但是儒家的观点也非常有意义。发展经济也好，稳定也好，就是为了老百姓的生活，国家不能与民争利，要给予民营企业足够的空间，国家不能以自己掌握着的权力来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
这三层市场，是中国制度里结构性的东西，当历史和王朝比较稳定的时候，往往是这些结构比较均衡的结果。但是，如果三层市场失衡了，那么中国经济就会失去稳定，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很明显，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争论。不过，从实际操作来看，国有企业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其实是很明确的。首先，关键的经济领域国家去主导，像盐、铁、丝绸，当然每一个时代对“关键领域”的界定不一样。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过去是水利，治水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民营资本没有责任，也没有动力。这一点跟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没有什么两样的。
问题在于，现在是国家为主导的政治经济学，有些国有企业哪里赚钱就去哪里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变成与民争利了。如果与民争利的话，这三层资本的结构就会遭到破坏。
南风窗：你在书里对这个问题表现出了很深的忧虑。
郑永年：是的，国家资本有它的盈利冲动，它到处乱窜，哪里有钱去哪，破坏性是很强的，这就要需要有法治。所以我认为说国家要搞清楚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只有边界清楚了，才能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同时发展好。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一旦竞争的话，好多人讲竞争中性，这能做得到吗？这是西方的概念，因为它们没有国有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当然可以实现所谓的竞争中性。
边界的划分，一是说哪些领域国有企业应当占主导地位，即使是这些领域，也可以要引入多个国有企业，让它们进行竞争；二是说哪些领域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然后让多个民营企业竞争。竞争中性是有条件的，不是抽象的。前面说的三层资本，都是可以一块一块拿出来进行讨论的。
中国体制非常特别
南风窗：有一个概念可能需要澄清，说儒家以“社会”为中心，这个“社会”跟我们90年代末期开始讨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的“社会”还不一样，儒家还是强调国家的介入。
郑永年：是不一样的。 西方的社会是自下而上、自主的、能挑战国家权力的领域。以前，资本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但现在，市民社会的范畴也在发生变化，已经把资本排除出去了，这次美股散户攻击华尔街就是社会对资本的反抗。
儒家对皇权、对政府都是忠诚的，孔孟都是如此，但同时他们也承认社会有革命的权利，因此儒家提倡政府和社会的合作，更要求政府不要主动侵犯社会的权利。
朱镕基的改革直接完全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以后早期民营企业有发展，但都非常小，所以朱镕基改革引发了结构性的变化，这是一个良好的结构。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国家4万亿的救助方案，都跑到国有企业，之后国有企业横冲直撞了。
南风窗：《制内市场》中说，王莽、王安石、朱元璋与孙中山、毛泽东、朱镕基的改革处在同一条历史脉络之中。既然经济和政治，在中国永远是前者服从后者，那么，在认识到这种“遗产”的长久存在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判断“市场嵌入国家”以后也将持续发挥作用？而地缘政治的挑战有没有可能破坏这种前景？
郑永年：这其实已经上升到更深一步的文明性的意识形态上了。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跟市场的作用，两边靠向哪一边？其实西方也在这两边打转，有凯恩斯主义，也有希特勒、墨索里尼，也有欧洲社会主义，西方也一直在争论。
罗马帝国解体以后，西方就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了，它们的市场完全是从城市国家诞生而来。我在书里讨论，自由主义其实只是西方的特殊经济状况的产物，很难在其他国家重复。东亚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已经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日本韩国产业模式、产业政策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中国体制真是非常特别，我们看到它常常会发生危机，但是又会变动一下，以另外一种形式又表述出来了。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来自西方的挑战有多大？毛泽东的改革你也可以说就是为了应付危机，跟王莽、王安石改革一样，不过改革也是几十年，一代人，很快也就恢复常态了。
我的意思是，凡是文明的才可以持续，文明的东西它不会跑掉，弱化一段时间，它就像我们的血液一样，自我修复能力很强，健康的状态又会回来。
一味拿补贴的企业没有希望
南风窗：从“制内市场”的角度，我们该怎么看待1994年的分税制和现在的合并？
郑永年：分税制是时代的需要。时代为什么需要？因为当时是从计划经济变过来，分税制可以让地方政府在经济领域发挥很大的作用，像张五常先生早先所言，中国不是市场经济，是市长经济。
一般的民企没法跟国企竞争，但是地方政府不一样，地方政府它也是体制的一部分，可以互相竞争，还可以向中央政府提要求。
现在又合起来了，今天还只走了一步。现在的情况是强化了中央政府的财政税收权力，削弱了地方的权力，但是还有一个矛盾，我以前也指出过，当中央政府税收权力大了，不是财政联邦主义了，那么就意味着也要把社会服务功能也“中央化”。像教育、医疗、基础社会保障、公共住房等这几块。
自由主义其实只是西方的特殊经济状况的产物，很难在其他国家重复。东亚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已经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日本韩国产业模式、产业政策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这个就是所有的现代国家的象征。什么叫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就要负责这些基本的社会服务。以前财政联邦主义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不强，它负担的东西也相对较少，地方政府财政强，它附带的东西也多—吃喝拉撒都是地方政府负责的。如今财政权集中，但是社会服务还没有集中，中国的医保、教育等领域，连一个省级的统筹都没有完全做到。
这就产生了权利跟责任不相一致的矛盾。
下一步要改革，确实是中央的财权要大，但是它的责任也要大，对吧？至少应当提倡省统筹了。这不仅涉及社会公平的问题，还涉及中央政府的权力基础问题。
南风窗：“九四体制”造成了地方政府的企业化。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国家角色似乎也和商人没有什么区别：组织经济活动，使经济活动有序进行。这种政府企业化的态势，你如何评价？
郑永年：学术上叫“发展型国家”，即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主导角色，这是一个普遍的看法，美国的很多学者都这么认为的。有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它快速地推动了经济发展，这是积极的方面，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效果，加速腐败，政商不分等。
这两各方面都要看到。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应当是阶段性的任务。
南风窗：你是指“地方政府企业化”的情况以后会消失，对吗？
郑永年：如果不加以改革，会有问题，因为政府毕竟不是企业。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跟政府还是应当有边界。这几年我们大家都说要学习新加坡，为什么要学习新加坡模式？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很大，但是政府部门跟企业还是有边界的，政府你不能说企业就是你的，因为企业有其自身的运营逻辑。
企业的运作逻辑和政府的运作逻辑是不一样的。如果企业像政府，就是官僚化经济，如果政府像企业，就完全追求利润了。但政府不能追求利润，是提供公共服务的。
所以，我们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发生了“地方政府企业化”现象，以后如果不改变这个状况的话，会有无穷的恶果。我们已经产生了很多恶果了，这几年说政企分开，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