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制内市场”的关键是确定边界

作者: 荣智慧

郑永年:“制内市场”的关键是确定边界0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的新书《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中文版首次在国内出版。该书原以英文撰写,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希望在提炼中国发展经验的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和未来发展。

该书指出,“制内市场”是一种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不断演进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市场并非自主的、自我调节型的秩序,而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的组成部分,服从于国家治理的规制。具体体现为一个三层市场共存的等级制的结构:底层的自由市场经济,顶层的国家资本,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相互作用的中间地带。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全球化,中国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内部平衡不但关系中国自身未来的前景,也可能会对全球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南风窗记者对郑永年教授进行了专访,试图从历史和当代的角度,探讨和理解经济学争论不休的中国市场和国家间的关系。

制内市场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南风窗:如果说“国家资本主义”(由国家开展商业经济活动,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管理和组织生产资料)的概念不能捕捉中国市场体制的全貌,只突出了政府与政策的作用,忽视了结构性层面的问题,那么,“制内市场”强调的结构性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间的“不对称均衡”,我们该如何简要地去理解?

郑永年:西方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控制一切,国有资本控制一切。中国显然不是说西方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的民营资本占了很大一部分,一般叫“56789”—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超过50%;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了80%,全国城镇就业数是4.25亿人,非公有制企业就业数3.4亿,这是80%;这两年对新增就业的占比贡献超过90%。

民营资本占这么一大块的话,就不能说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同时,中国也显然又不是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中国的民营资本是在国家的一套规制下运作的一种市场经济,也就是官方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汉朝建立正式的制度到现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三层资本。顶层的国有资本,底层的大量的以中小微型企业为代表的民营资本,还有一个中间层,是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资本互动的一个领域。

这三层市场,是中国制度里结构性的东西,当历史和王朝比较稳定的时候,往往是这些结构比较均衡的结果。但是,如果三层市场失衡了,那么中国经济就会失去稳定,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我举了4个例子,历史上四个时代:王莽改革、王安石改革、朱元璋改革、毛泽东改革—这些例子中,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占了绝对主导地位,市场不发挥作用了,最后经济出现问题了,国家也面临危机,尽管这些改革本身也是为了应付当时面临的经济困难或者危机。

所以,这三层市场要有边界,每一层资本都要发挥好。好的时候,经济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简单来说,“制内市场”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南风窗:在《盐铁论》所体现的儒法斗争中,法家以国家为中心,儒家以社会为中心,我们是否可以把今天的情况视为法家、儒家依然在争夺一个已经扩大了的“市场”,而且它们三者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郑永年:这个问题很重要,实际上就是看三者的边界怎么掌握,这就涉及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往哪个方向改革,如何改革?

我们要先提一个问题,现在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是不是处于一个均衡的状态?国家主导没问题,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问题就是有没有给民营企业划定一个边界,民营企业有没有足够的空间,足够的支持?这些我们要讨论。

所以引申出来的就是国有企业改革怎么改的问题。首先要回答国有企业本身的目标是什么?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是什么?合法性和合理性就是法家的解释力所在。

中国是个大国,国家要负责国防,要负责基础设施建设,要社会稳定,叫“平准经济”,即要稳定市场,国家要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领域发挥作用,对不对?这也意味着国家在一些领域的垄断。

但是儒家的观点也非常有意义。发展经济也好,稳定也好,就是为了老百姓的生活,国家不能与民争利,要给予民营企业足够的空间,国家不能以自己掌握着的权力来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

这三层市场,是中国制度里结构性的东西,当历史和王朝比较稳定的时候,往往是这些结构比较均衡的结果。但是,如果三层市场失衡了,那么中国经济就会失去稳定,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很明显,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争论。不过,从实际操作来看,国有企业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其实是很明确的。首先,关键的经济领域国家去主导,像盐、铁、丝绸,当然每一个时代对“关键领域”的界定不一样。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过去是水利,治水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民营资本没有责任,也没有动力。这一点跟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没有什么两样的。

问题在于,现在是国家为主导的政治经济学,有些国有企业哪里赚钱就去哪里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变成与民争利了。如果与民争利的话,这三层资本的结构就会遭到破坏。

南风窗:你在书里对这个问题表现出了很深的忧虑。

郑永年:是的,国家资本有它的盈利冲动,它到处乱窜,哪里有钱去哪,破坏性是很强的,这就要需要有法治。所以我认为说国家要搞清楚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只有边界清楚了,才能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同时发展好。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一旦竞争的话,好多人讲竞争中性,这能做得到吗?这是西方的概念,因为它们没有国有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当然可以实现所谓的竞争中性。

边界的划分,一是说哪些领域国有企业应当占主导地位,即使是这些领域,也可以要引入多个国有企业,让它们进行竞争;二是说哪些领域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然后让多个民营企业竞争。竞争中性是有条件的,不是抽象的。前面说的三层资本,都是可以一块一块拿出来进行讨论的。

中国体制非常特别

南风窗:有一个概念可能需要澄清,说儒家以“社会”为中心,这个“社会”跟我们90年代末期开始讨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的“社会”还不一样,儒家还是强调国家的介入。

郑永年:是不一样的。 西方的社会是自下而上、自主的、能挑战国家权力的领域。以前,资本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但现在,市民社会的范畴也在发生变化,已经把资本排除出去了,这次美股散户攻击华尔街就是社会对资本的反抗。

儒家对皇权、对政府都是忠诚的,孔孟都是如此,但同时他们也承认社会有革命的权利,因此儒家提倡政府和社会的合作,更要求政府不要主动侵犯社会的权利。

朱镕基的改革直接完全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以后早期民营企业有发展,但都非常小,所以朱镕基改革引发了结构性的变化,这是一个良好的结构。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国家4万亿的救助方案,都跑到国有企业,之后国有企业横冲直撞了。

南风窗:《制内市场》中说,王莽、王安石、朱元璋与孙中山、毛泽东、朱镕基的改革处在同一条历史脉络之中。既然经济和政治,在中国永远是前者服从后者,那么,在认识到这种“遗产”的长久存在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判断“市场嵌入国家”以后也将持续发挥作用?而地缘政治的挑战有没有可能破坏这种前景?

郑永年:这其实已经上升到更深一步的文明性的意识形态上了。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跟市场的作用,两边靠向哪一边?其实西方也在这两边打转,有凯恩斯主义,也有希特勒、墨索里尼,也有欧洲社会主义,西方也一直在争论。

罗马帝国解体以后,西方就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了,它们的市场完全是从城市国家诞生而来。我在书里讨论,自由主义其实只是西方的特殊经济状况的产物,很难在其他国家重复。东亚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已经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日本韩国产业模式、产业政策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中国体制真是非常特别,我们看到它常常会发生危机,但是又会变动一下,以另外一种形式又表述出来了。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来自西方的挑战有多大?毛泽东的改革你也可以说就是为了应付危机,跟王莽、王安石改革一样,不过改革也是几十年,一代人,很快也就恢复常态了。

我的意思是,凡是文明的才可以持续,文明的东西它不会跑掉,弱化一段时间,它就像我们的血液一样,自我修复能力很强,健康的状态又会回来。

一味拿补贴的企业没有希望

南风窗:从“制内市场”的角度,我们该怎么看待1994年的分税制和现在的合并?

郑永年:分税制是时代的需要。时代为什么需要?因为当时是从计划经济变过来,分税制可以让地方政府在经济领域发挥很大的作用,像张五常先生早先所言,中国不是市场经济,是市长经济。

一般的民企没法跟国企竞争,但是地方政府不一样,地方政府它也是体制的一部分,可以互相竞争,还可以向中央政府提要求。

现在又合起来了,今天还只走了一步。现在的情况是强化了中央政府的财政税收权力,削弱了地方的权力,但是还有一个矛盾,我以前也指出过,当中央政府税收权力大了,不是财政联邦主义了,那么就意味着也要把社会服务功能也“中央化”。像教育、医疗、基础社会保障、公共住房等这几块。

自由主义其实只是西方的特殊经济状况的产物,很难在其他国家重复。东亚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已经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日本韩国产业模式、产业政策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这个就是所有的现代国家的象征。什么叫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就要负责这些基本的社会服务。以前财政联邦主义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不强,它负担的东西也相对较少,地方政府财政强,它附带的东西也多—吃喝拉撒都是地方政府负责的。如今财政权集中,但是社会服务还没有集中,中国的医保、教育等领域,连一个省级的统筹都没有完全做到。

这就产生了权利跟责任不相一致的矛盾。

下一步要改革,确实是中央的财权要大,但是它的责任也要大,对吧?至少应当提倡省统筹了。这不仅涉及社会公平的问题,还涉及中央政府的权力基础问题。

南风窗:“九四体制”造成了地方政府的企业化。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国家角色似乎也和商人没有什么区别:组织经济活动,使经济活动有序进行。这种政府企业化的态势,你如何评价?

郑永年:学术上叫“发展型国家”,即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主导角色,这是一个普遍的看法,美国的很多学者都这么认为的。有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它快速地推动了经济发展,这是积极的方面,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效果,加速腐败,政商不分等。

这两各方面都要看到。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应当是阶段性的任务。

南风窗:你是指“地方政府企业化”的情况以后会消失,对吗?

郑永年:如果不加以改革,会有问题,因为政府毕竟不是企业。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跟政府还是应当有边界。这几年我们大家都说要学习新加坡,为什么要学习新加坡模式?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很大,但是政府部门跟企业还是有边界的,政府你不能说企业就是你的,因为企业有其自身的运营逻辑。

企业的运作逻辑和政府的运作逻辑是不一样的。如果企业像政府,就是官僚化经济,如果政府像企业,就完全追求利润了。但政府不能追求利润,是提供公共服务的。

所以,我们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发生了“地方政府企业化”现象,以后如果不改变这个状况的话,会有无穷的恶果。我们已经产生了很多恶果了,这几年说政企分开,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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