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寻常的二十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

从1901年到192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二十年。

古老中国开始脱离和告别王朝体制与天下观念，按照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整合内部，凝聚民族意识，明确疆界和现代规则，并遏制住地方分离主义倾向。

二十年的政治乱局，国家制度的建设踉踉跄跄，政潮来去，中国经历了帝制的破产和反复，共和的初试与失败，遭受了外来列强的挟制操纵，以及国内暴民运动的伤害，内外交困。

上层权力虽然更迭频繁，但是依然积累下来一些设施和共识，比如学堂和工业，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众多高等和初等学府，传承至今；比如变革图强的意识观念，从器物到民主科学之制度与文化，学习层层深化，天演进化论深入人心。

各种救国方案，如君主立宪、排满革命、民主共和竞相登场，不论后人如何评论各派，认为他们或迂腐、或激进、或古板、或偏执，但没有人想国家受列强欺凌。在君主制支持者眼中，君权与国家福祉相统一，在民主派眼中，君与国相分离，君权不可救国反将误国，加上排满浪潮，折衷调和的可能几近于无。

古今之变借着东西冲突的面貌冲击着古老中国。章太炎的一句话部分地揭示了革命的古今不同：“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是以观念引领行动，世纪之交的观念革新，动摇了王朝的根本。

伴随着国家观念和民权观念的输入，君权的自然基础被瓦解，当皇帝和国家在观念上脱钩，谁来做那个皇帝就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民权代之而起，最高权力反而需要自证，皇恩浩荡已不足以说服现代心灵。

同时，民族危机笼罩时人心头，救亡和启蒙相互激发，之间又有张力，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纽结之深重超出了政制变革所能解决的范围，立宪、国会、共和制在民初不得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国家的裂痕深刻，它的转型和整合也要经过长期的尝试和探索。

在经历政局的不断挫败后，富有革命气质和学养深度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最近很火的电视剧《觉醒年代》部分反映了历史真实，陈独秀登场时便说出了他的思考结果：政治革命救不了中国。

后来发生的一切，不能不使人想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说过的那段话：“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邪归正的时候……”

历史上，早期共产党人李汉俊也说过类似的话，1921年4月，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拜访李汉俊寓所，那里是后来的一大会址所在地。据芥川龙之介记载：“李氏道，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在时人思索国家前途命运和解救之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关注。着眼于社会变革，容易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以唯物史观理解社会演化给人以科学、宏大、深刻的观感，阶级分析视野又给人以认识和改造现实以实际的方法，十月革命的成功使知识分子看到救世希望的落地的可能，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更是帮助中共将理想落地化为一套组织方法，服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循此迅速走上了政党运作和暴力革命的路途。

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们不得不注目的问题是，共产党何以出现又何以成功？它的成功是否意味着某种必然？如何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对古老中国文明的改造和接续？

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思考，将我们引向一百年前，清末民初那段历史风云际会的时期，那是近代中国思想交锋最烈的时候，回望历史，有三大跳跃需要被解释：一是政治变革的失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被接受有何关联？二是从1919到1920知识分子的转变，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相当迅速的，为什么那么快？三是从服膺作为一种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到一种政党运作的转变，这之间发生了什么？

本文试图触碰这三个问题。

新政从内部瓦解了王朝

庚子国难，清王朝阻挡不了八国联军的入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匆忙西逃，留下残局给此前因为签订《马关条约》背上卖国罪名而被远调广东的李鸿章。

这一次，王朝元气大伤，背负巨债，一批心存改良的士人不再对清廷抱有希望，转而走上革命道路。

在逃亡西安的时候，清政府迫于自救，发布新政上谕，发起改革，求助于新学。

王朝最后十年的新政，比起光绪主持的短命的戊戌变法程度更深，范围更广，到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指向政治体制本身。以日本为典范，清廷学习并遵循西方宪政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设立了谘议局、资政院，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宪法重大信条》，设立了责任内阁。

或许在权力集团看来，改革触及了体制本身，力度已足够，但这并没有获得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满意。皇权已不被信任，针对出洋考察的五大臣，革命者吴樾不惜以死发起暗杀行动。

后来发生的一切，不能不使人想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说过的那段话：“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邪归正的时候……”

在焦虑时局的人眼中，新政并没有开启新的希望，却造成了相反的结果。“杂税日增，民心不安；科举全废，士心不安；新学偏多，众心不安；官制屡变，官心不安；洋货争衡，商心不安。”

新政的意图是使国家富强，但施行新政，万端并举，所需费用无不转化为各种新的税费，降于百姓身上，造成种种苛捐杂税和层层盘剥。以致辜鸿铭抱怨说：“我国今日国势危急，万事废堕，自非至愚，孰谓新政之不当速举？然举一政也，必有莫大之政费，政费又非天降地出也，必不能不取之于民……今之举行新政者，固不知所畏先后缓急也，支支节节，纷然并举。所举之新政，曾无一事能令小民得被其泽也。”意思是，改革并没有使人民得利。

这从我们并不熟悉的另一面反映了晚清“腐儒”的关照，他们之反对种种近代化的工业举措，不唯出于愚昧无知和违背祖制，还是从实际的民生角度考量。从大臣的奏折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国家与民争利的关切，如轮船通行后，原本以小舟运货载客为生的人便失业了。

当然，对于王朝更为致命的，是新政废除了科举制，从此断绝了士人的上升渠道；改革官制，扰动了原有的官场，不仅没有争取到更多人心，反而得罪了原有的支持力量。

新政改革所造成的，是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过的王权秩序从内部的坍塌，它与其说在挽救清王朝，不如说是从内部瓦解了王朝。本意图“以革政挽革命”的改革，就这样事与愿违地为革命打开了大门。

因为废除科举，学堂广开，新学输入，报业纷起，种种西来和日来思想学说广为传入。借报纸杂志以传播新思想，革旧理念，无不是当时新知识人激昂战斗的方式。

其时报业的活跃，远甚后世，钱钟书之父钱基博记载：“《新民丛报》播被尤广，国人竞喜读之，销售至十万册以上。清廷虽严禁，不能遏也。”

逻辑断裂、心理矛盾、道德理想，挑战时人的智识自信，使他们彷徨不安。所以后来随着各种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等传入中国，在知识分子中，它们也一度风靡。

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严复，再至胡适、鲁迅、戴季陶、陈独秀，无论政局变换，思想启蒙和思想交锋，一浪接一浪，未曾中断，知识人憧憬、彷徨、怀疑，随时而思，直至他们中的一批人，发现了一种具有终结者气质的思想，从此认为找到了解救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

科学的解放理论

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深切的一场文化革命，直指礼教文化、传统道德、文字文学，对传统文化从里到外，无不予以破除和解构。

当时的运动主将都用力极猛，如陈独秀，把儒释道法骂了个遍，炮轰传统文化造成了依附性的“国民性质”，培养了奴隶道德，批评国人不“以自我为中心”，总是作为他人或团体的附属物而存在，没有自我。

大破大立，这场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对个人主义予以发现与张扬，在论说逻辑中，个体的解放将带来国家富强。陈独秀说：“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胡适说：“为个人争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为个人争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这或许是个人主义在中国最为光辉的时刻了，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认为它是“让人们重新获得自己新的主体性、创造出新的主体性的时刻”。不过，个人主义随即陷入了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的处境中。因为从自立的个体到有力的集体，这之间存在着断裂。在救亡语境下，个体主义并没有被作为目的而伸张，依然受制于救亡的需要，历史也的确如此，个人主义在短暂的光辉后便陷入沉沦。这是救亡逻辑造成的后果之一。

与此同时，面对西方，知识分子也怀有一种矛盾心态。西方文明虽然是值得学习的对象，却也是造成中国苦难的源头，而且欧洲国家自身也暴露了种种问题，以至于酿成一战的灾难，这让中国知识界早早就警惕起还未经历过的资本主义。晚年转向联共联俄、着意于扶助农工的孙中山，出于对资本主义弊病的忧虑，便曾说过，“吾辈为人民之痛苦而有革命，设革命成功，而犹袭欧美日本之故辙，最大多数人仍受苦，非吾人革命之目的也”。

逻辑断裂、心理矛盾、道德理想，挑战时人的智识自信，使他们彷徨不安。所以后来随着各种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等传入中国，在知识分子中，它们也一度风靡。有道德关怀的知识人渴望理想的，有希望的，注重平民福祉的思想学说，在实践中，他们着意于公益互助、乡村建设、平民教育，还做了一点类似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

有一事例颇能反映当时知识人的心境和想法，也很有趣。《辛亥革命回忆录》记载：

因为热心于新社会的开创，（顾颉刚）常常工作到半夜。祖母问他：“你忙的什么？”他说：“要实现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家庭，没有金钱的社会。”祖母说：“既然没有家庭，把我放在哪里？”他说：“请你住在养老院。”这一句话触犯了她，禁不住大怒道：“我这般喜欢你，你竟要把我送到养老院去过活，成什么话！”

在最早服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中，我们也常常能看到真理在握的欣喜和激动。

在这股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传入风潮中，马克思主义也作为一种与之初看面目相似的思想学说进来，陈独秀也一度把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但很快，马克思主义便获得了独属于自己的最坚实的信仰者。

拥抱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给了知识分子以新的希望，它满足了这样一种心理，它既与正被知识人挞伐的中国文明隔开了关系，同时，它也与导致了种种社会弊病的西方（资本主义）不同，它身上没有原罪，只有初生的朝气，它是拯救西方的西方主义，它是一种全新的希望。

当时最早接触并亲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近的，他们都带着自己对于理想社会的期盼，想象了他们心中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放理论，马克思主义描绘了一个美妙远景，那里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人人平等、人人自由。

这种道德感召力，还获得了科学规律作为支撑。在时人眼中，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冲突和压迫的根源，它以开阔的视野，解释了不发达国家如何在一个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遭受剥夺，但不必灰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不过是社会演化过程中一个暂时的、有缺陷的阶段，按照社会演化的方向，共产主义将必然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