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上海往事

梧桐树叶子还没长出来，就不到上海最美的时候。但淮海中路仍旧不差。就算落雨天，路两旁洋房湿漉漉，白梧桐光秃秃，美感上也不降格调，是另一种清新整洁。

要追溯上海的红色历史，应当去往淮海中路。

要体味真正的海派街区，也应当来到这一条淮海中路。

不是南京东路，不是陆家嘴，而是这里。淮海中路和附近路群才是老上海人心目中真正的“市中心”。

而100年前的中国，同样不是在十里洋场的英国租界地，也是在这里，一条淮海中路贯穿东西的法租界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隐秘的大小巷弄、平凡的石库门房子，藏着100年前的《新青年》编辑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社会主义共青团的诞生地，这三个对现代中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地址。

这三处地址，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思想头脑，曾在此间居住，陈独秀、李汉俊、戴季陶、李达……而另一群即将闪耀的青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也因着青年的救国热忱，汇聚到过此处。

在一片西式教会、医院、学校、商店的建筑群中，这三处相隔不远的石库门民居，其实并不起眼。

但“作始也简，将毕也巨”。1921年是一个时间节点，平均年龄28岁的15个青年，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一大，此后，从石库门走到天安门，这里成为了中国一切共产主义星火燎原的起点。

画一张秘密地图

陈独秀住进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是一个偶然。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实验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陈独秀语）

要谈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绝对无法绕过的两个人，一个是李大钊，第一个写文章向读者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另一个就是陈独秀。

他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一个性格上开阔狂飙的学者、革命家。五四运动期间，他曾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楼天台上，从天纷纷洒下革命传单，而被警察逮捕，监禁98天。

陈独秀成了“英雄”，全国瞩目的思想明星，也成了北京警察厅一个“被记录在案”的危险分子。

之后，他再在北京行动就多有“不便”。

在1920年2月的又一次警察追捕风波后，陈独秀答应章士钊、汪精卫的邀请，离开政治中心北京，去风气更宽松的广州，筹办西南大学。

却在途经上海休整时，收到一封章士钊的书信：“广州的政潮突起，校址还是设在上海为宜。”

陈独秀便不得不留在上海了。

老渔阳里2号，便是好友为陈独秀寻得的住处。《新青年》编辑部，也顺理成章地在这里落定了。

陈独秀住下后，老渔阳里2号就热闹了。他是一块“磁石”，吸引着朋友们来找他。

先是《觉悟》副刊的主编邵力子，总是坐着黄包车来。这位大忙人，是“上海滩著名的国民党员”，却满心倾慕马克思主义，曾在《觉悟》上发表文章说，“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个主义（社会主义）的征兆”。

邵力子不仅自己来，还带着斜对门的邻居李汉俊一起来。这位湖北潜江的青年，精通日、英、德、法四门外语，是当时中国最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

那一夜，没有人逃跑。密探离开之后，青年们又重聚起来，再商后事，“把大会挪到附近的小城嘉兴去开”。

李汉俊还是《星期评论》的三位编辑之一。《星期评论》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评论媒体之一，高峰能达到十几万份。而且看名字就知道，它原本便是跟随陈独秀、李大钊《每周评论》的风潮而开办起来的报刊。

李汉俊来了，《星期评论》的另外两位编辑，戴季陶和沈玄庐的拜访之日自然就不远了。

再是张东荪，《时事新报》的创办人。

几份当时在上海滩青年群体中最有影响力的报刊，“梦幻联动”了起来。

以陈独秀为中心，在渔阳里2号集结了越来越多向往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给《时事新报》长期投稿的沈雁冰（茅盾），《新青年》的新编辑李达，《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等。

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共产国际从苏俄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者”，1920年4月造访的维经斯基。

恰如一味催化剂投入双氧水中，“共产国际的使者”让这一幢一楼一底的石库门小房子更加热闹，加快了青年们“建立一个党”的进程。

同年5月，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成立了党的前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其中有人退却了，更多的青年加入进来。

“秘密活动”往周边的几栋民宅，辐射开去。

先是新渔阳里6号，它正在淮海中路（当时叫霞飞路）侧面的一个里弄里。

这一处石库门房子，原本是《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的住处，离陈独秀的渔阳里2号，穿街走巷不过3～5分钟的路程。后来变成了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的住处，成了一个办会的场所。

在新渔阳里6号，这群年轻人建立起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办起了“外国语学社”。

一楼的客堂和厢房用来做教室，楼上则腾出来给学生们住宿。“外国语学社”搞得像模像样。

校长是杨明斋，日文教师李达，法文教师李汉俊，英文老师是袁振英，俄文老师最多，王元龄和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都可以胜任。

但是，自1920年6月《每周评论》被迫关停之后，上海已经释放出了办报环境收紧的信号。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朝着革命的方向走去，行事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他们虽然在《民国公报》上公开登出广告“外国语学社招生”，请有志学习英、俄、日语的同学，前来报名学习。实际上，都是内部推荐入学，不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推荐，就是外地进步团体的介绍。

这里出过不少著名的学生，刘少奇、任弼时、任作民、柯庆施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过外语。

而原本的老渔阳里2号，也从1920年9月起，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先是《新青年》杂志不一样了，封面换成了一个地球上，一东一西两只手的交握。

而就在这第8卷第1号《新青年》上，陈独秀刊登了一篇重要文章《谈政治》，标志着自己彻底转向左派，成为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因此与老友胡适发生割裂。

渔阳里2号，新成为了“青年们慕陈独秀之名来上海的避难所，希望赴苏俄的留学介绍所”。

与陈独秀往来的朋友们，肤色、口音、年龄和打扮各有不同，好在上海租界给予了一丝政治和民俗上的掩护，外国人不显得扎眼，警察们也稍有所顾忌。但他们仍旧在租界当局的监控之中。

而最重要的一处活动新地址，是李汉俊的新住处，望志路106-108号李公馆（如今为兴业路76号）。

在那里，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

15位党代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日本各地聚集来到这一处，从7月23日开始，一连开了数天的会议。

直到31日夜，一位穿灰色竹布长衫的陌生人闯入，打断了会议。

“他是密探！”年轻的党代表们，十分警惕，逐一奔出后门，在黑夜中四散而去。

有人穿街走巷，回到渔阳里2号，有人去到借住的博文女校，有人回到渔阳里6号。

三四个住处，在子夜，勾连成一张隐秘的地图，就在这群青年的脚下，被密密地走过。

“壮丽和忧伤”。

这是中共一大的与会者，写进《共产主义在中国》，形容那一时期同人心态的词汇。

那一夜，没有人逃跑。

密探离开之后，青年们又重聚起来，再商后事，“把大会挪到附近的小城嘉兴去开”。

人物谱系一角

2021，建党百年。初春三月，络绎有重走这三处红色地标的人来到上海黄浦区。

中国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们，大多有着留学背景，少数人甚至能够精通三四国语言。外语，在上海特殊的租界地缘政治中，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留下了一丝交流的缝隙。

尤其是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它虽然正在为7月的纪念日紧密装修中，闭门谢客数月，却仍有一批又一批不明情况的到访者。

盘旋不走的人中，白发花花的居多，口音各异。有人只是神情平静地站着，不愿立即离开，有人缓缓走向这一栋青砖做底、红砖点缀的二层石库门房子，在施工围栏前留下合影。

中共一大会址正对面，是新天地时尚购物广场。一街之隔，对面日新月异，代表着上海的商业潮流和市民社会的前端，这里，永远沉淀着一份不变的记忆，记录着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5人，平均年龄28岁。

其实，1921年全国共产党员已有50多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与陈独秀，与《新青年》，与渔阳里，有着关联。

周恩来在19岁时，在去往日本留学的船上，读到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号，一见如故。“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地赞同。”从此，他成为了《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回国后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后来又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时，便已经认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在湖南组织办报《湘江评论》，还办“文化书社”，分发售阅《新青年》和《劳动界》。他曾在1920年5月到上海再次拜访陈独秀，“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陈独秀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接受号召，在湖南组织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夏，董必武在武汉也收到了一封来信，写信人是李汉俊。秋天，陈独秀的老友，湖北人刘伯垂，到武汉和董必武会面，传达了陈独秀“在武汉建立组织”的意见。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湖北黄冈的包惠僧，曾在1920年2月，揣着“崇敬者”的心情，利用记者的身份便利，在武汉采访过陈独秀。他们聊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所以，当他受邀加入“组织”时，一口答应，没有犹豫。

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法国，次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星星之火，各地簇生。

“星火”之间，靠书信联系。

当时，上海的共产党员沈雁冰（茅盾），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他每个月都会收到几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书信，封面上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台展”。

但茅盾，并不认识什么“钟英小姐”其人，这是一组“地下党员”的接头密码。“钟英”，是“中央”的谐音，这些都是各地党组织寄来，借茅盾的工作便利，接头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书信。

书信之外，共产党员们的另一个交流密码，是外语。

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外国人增多，法租界洋泾浜里讨生活的中国平民，也开始学会了基本的英文词汇，与外国人进行简单交流。而在其后数十年，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语言作为知识、思想的桥梁，更是展现出它的必要性的魅力。

中国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们，大多有着留学背景，少数人甚至能够精通三四国语言。外语，在上海特殊的租界地缘政治中，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留下了一丝交流的缝隙。

中国一大会议的参与者中，有一位荷兰人马林，他是维经斯基回国之后，共产国际派来的第二位代表。中共党员张国焘与马林的沟通，就是依靠外语的掩护，经常在繁华的“大世界”一间屋顶花园中，“大摇大摆”地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