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上海往事
作者: 何焰
梧桐树叶子还没长出来,就不到上海最美的时候。但淮海中路仍旧不差。就算落雨天,路两旁洋房湿漉漉,白梧桐光秃秃,美感上也不降格调,是另一种清新整洁。
要追溯上海的红色历史,应当去往淮海中路。
要体味真正的海派街区,也应当来到这一条淮海中路。
不是南京东路,不是陆家嘴,而是这里。淮海中路和附近路群才是老上海人心目中真正的“市中心”。
而100年前的中国,同样不是在十里洋场的英国租界地,也是在这里,一条淮海中路贯穿东西的法租界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隐秘的大小巷弄、平凡的石库门房子,藏着100年前的《新青年》编辑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社会主义共青团的诞生地,这三个对现代中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地址。
这三处地址,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思想头脑,曾在此间居住,陈独秀、李汉俊、戴季陶、李达……而另一群即将闪耀的青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也因着青年的救国热忱,汇聚到过此处。
在一片西式教会、医院、学校、商店的建筑群中,这三处相隔不远的石库门民居,其实并不起眼。
但“作始也简,将毕也巨”。1921年是一个时间节点,平均年龄28岁的15个青年,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一大,此后,从石库门走到天安门,这里成为了中国一切共产主义星火燎原的起点。
画一张秘密地图
陈独秀住进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是一个偶然。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实验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陈独秀语)
要谈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绝对无法绕过的两个人,一个是李大钊,第一个写文章向读者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另一个就是陈独秀。
他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一个性格上开阔狂飙的学者、革命家。五四运动期间,他曾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楼天台上,从天纷纷洒下革命传单,而被警察逮捕,监禁98天。
陈独秀成了“英雄”,全国瞩目的思想明星,也成了北京警察厅一个“被记录在案”的危险分子。
之后,他再在北京行动就多有“不便”。
在1920年2月的又一次警察追捕风波后,陈独秀答应章士钊、汪精卫的邀请,离开政治中心北京,去风气更宽松的广州,筹办西南大学。
却在途经上海休整时,收到一封章士钊的书信:“广州的政潮突起,校址还是设在上海为宜。”
陈独秀便不得不留在上海了。
老渔阳里2号,便是好友为陈独秀寻得的住处。《新青年》编辑部,也顺理成章地在这里落定了。
陈独秀住下后,老渔阳里2号就热闹了。他是一块“磁石”,吸引着朋友们来找他。
先是《觉悟》副刊的主编邵力子,总是坐着黄包车来。这位大忙人,是“上海滩著名的国民党员”,却满心倾慕马克思主义,曾在《觉悟》上发表文章说,“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个主义(社会主义)的征兆”。
邵力子不仅自己来,还带着斜对门的邻居李汉俊一起来。这位湖北潜江的青年,精通日、英、德、法四门外语,是当时中国最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
那一夜,没有人逃跑。密探离开之后,青年们又重聚起来,再商后事,“把大会挪到附近的小城嘉兴去开”。
李汉俊还是《星期评论》的三位编辑之一。《星期评论》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评论媒体之一,高峰能达到十几万份。而且看名字就知道,它原本便是跟随陈独秀、李大钊《每周评论》的风潮而开办起来的报刊。
李汉俊来了,《星期评论》的另外两位编辑,戴季陶和沈玄庐的拜访之日自然就不远了。
再是张东荪,《时事新报》的创办人。
几份当时在上海滩青年群体中最有影响力的报刊,“梦幻联动”了起来。
以陈独秀为中心,在渔阳里2号集结了越来越多向往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给《时事新报》长期投稿的沈雁冰(茅盾),《新青年》的新编辑李达,《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等。
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共产国际从苏俄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者”,1920年4月造访的维经斯基。
恰如一味催化剂投入双氧水中,“共产国际的使者”让这一幢一楼一底的石库门小房子更加热闹,加快了青年们“建立一个党”的进程。
同年5月,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成立了党的前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其中有人退却了,更多的青年加入进来。
“秘密活动”往周边的几栋民宅,辐射开去。
先是新渔阳里6号,它正在淮海中路(当时叫霞飞路)侧面的一个里弄里。
这一处石库门房子,原本是《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的住处,离陈独秀的渔阳里2号,穿街走巷不过3~5分钟的路程。后来变成了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的住处,成了一个办会的场所。
在新渔阳里6号,这群年轻人建立起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办起了“外国语学社”。
一楼的客堂和厢房用来做教室,楼上则腾出来给学生们住宿。“外国语学社”搞得像模像样。
校长是杨明斋,日文教师李达,法文教师李汉俊,英文老师是袁振英,俄文老师最多,王元龄和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都可以胜任。
但是,自1920年6月《每周评论》被迫关停之后,上海已经释放出了办报环境收紧的信号。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朝着革命的方向走去,行事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他们虽然在《民国公报》上公开登出广告“外国语学社招生”,请有志学习英、俄、日语的同学,前来报名学习。实际上,都是内部推荐入学,不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推荐,就是外地进步团体的介绍。
这里出过不少著名的学生,刘少奇、任弼时、任作民、柯庆施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过外语。
而原本的老渔阳里2号,也从1920年9月起,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先是《新青年》杂志不一样了,封面换成了一个地球上,一东一西两只手的交握。
而就在这第8卷第1号《新青年》上,陈独秀刊登了一篇重要文章《谈政治》,标志着自己彻底转向左派,成为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因此与老友胡适发生割裂。
渔阳里2号,新成为了“青年们慕陈独秀之名来上海的避难所,希望赴苏俄的留学介绍所”。
与陈独秀往来的朋友们,肤色、口音、年龄和打扮各有不同,好在上海租界给予了一丝政治和民俗上的掩护,外国人不显得扎眼,警察们也稍有所顾忌。但他们仍旧在租界当局的监控之中。
而最重要的一处活动新地址,是李汉俊的新住处,望志路106-108号李公馆(如今为兴业路76号)。
在那里,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
15位党代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日本各地聚集来到这一处,从7月23日开始,一连开了数天的会议。
直到31日夜,一位穿灰色竹布长衫的陌生人闯入,打断了会议。
“他是密探!”年轻的党代表们,十分警惕,逐一奔出后门,在黑夜中四散而去。
有人穿街走巷,回到渔阳里2号,有人去到借住的博文女校,有人回到渔阳里6号。
三四个住处,在子夜,勾连成一张隐秘的地图,就在这群青年的脚下,被密密地走过。
“壮丽和忧伤”。
这是中共一大的与会者,写进《共产主义在中国》,形容那一时期同人心态的词汇。
那一夜,没有人逃跑。
密探离开之后,青年们又重聚起来,再商后事,“把大会挪到附近的小城嘉兴去开”。
人物谱系一角
2021,建党百年。初春三月,络绎有重走这三处红色地标的人来到上海黄浦区。
中国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们,大多有着留学背景,少数人甚至能够精通三四国语言。外语,在上海特殊的租界地缘政治中,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留下了一丝交流的缝隙。
尤其是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它虽然正在为7月的纪念日紧密装修中,闭门谢客数月,却仍有一批又一批不明情况的到访者。
盘旋不走的人中,白发花花的居多,口音各异。有人只是神情平静地站着,不愿立即离开,有人缓缓走向这一栋青砖做底、红砖点缀的二层石库门房子,在施工围栏前留下合影。
中共一大会址正对面,是新天地时尚购物广场。一街之隔,对面日新月异,代表着上海的商业潮流和市民社会的前端,这里,永远沉淀着一份不变的记忆,记录着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5人,平均年龄28岁。
其实,1921年全国共产党员已有50多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与陈独秀,与《新青年》,与渔阳里,有着关联。
周恩来在19岁时,在去往日本留学的船上,读到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号,一见如故。“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地赞同。”从此,他成为了《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回国后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后来又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时,便已经认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在湖南组织办报《湘江评论》,还办“文化书社”,分发售阅《新青年》和《劳动界》。他曾在1920年5月到上海再次拜访陈独秀,“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陈独秀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接受号召,在湖南组织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夏,董必武在武汉也收到了一封来信,写信人是李汉俊。秋天,陈独秀的老友,湖北人刘伯垂,到武汉和董必武会面,传达了陈独秀“在武汉建立组织”的意见。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湖北黄冈的包惠僧,曾在1920年2月,揣着“崇敬者”的心情,利用记者的身份便利,在武汉采访过陈独秀。他们聊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所以,当他受邀加入“组织”时,一口答应,没有犹豫。
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法国,次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星星之火,各地簇生。
“星火”之间,靠书信联系。
当时,上海的共产党员沈雁冰(茅盾),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他每个月都会收到几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书信,封面上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台展”。
但茅盾,并不认识什么“钟英小姐”其人,这是一组“地下党员”的接头密码。“钟英”,是“中央”的谐音,这些都是各地党组织寄来,借茅盾的工作便利,接头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书信。
书信之外,共产党员们的另一个交流密码,是外语。
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外国人增多,法租界洋泾浜里讨生活的中国平民,也开始学会了基本的英文词汇,与外国人进行简单交流。而在其后数十年,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语言作为知识、思想的桥梁,更是展现出它的必要性的魅力。
中国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们,大多有着留学背景,少数人甚至能够精通三四国语言。外语,在上海特殊的租界地缘政治中,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留下了一丝交流的缝隙。
中国一大会议的参与者中,有一位荷兰人马林,他是维经斯基回国之后,共产国际派来的第二位代表。中共党员张国焘与马林的沟通,就是依靠外语的掩护,经常在繁华的“大世界”一间屋顶花园中,“大摇大摆”地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