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好大学，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精英

大众对精英不买账了。白岩松、俞敏洪、马云……一批这个社会上可被称作精英的人物开始接连“翻车”。如果我们把这些当作一种社会心理的新近变化，那么因衡水张锡峰演讲引发的大讨论，可以看作是同一类心理的不同侧面。

张同学正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火力。很多人担忧他的想法中呼之欲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种将农村的土猪和城里的白菜看作两种对立世界的念头，怕自认为是“土猪”的他，有一天通过高等教育成为社会上的精英后，会反过来鄙薄落在了他后面的人。

或许这种担忧有些思之过早，但当它演变为一个公共舆论事件，真正重要的就已经不是张同学个人的想法如何，而是这种想法是否正越来越变成大多数人的想法，进而牢固为现实，具有提醒意义的是，一则演讲引发的爆炸式讨论，可能是精英和底层割裂的先声。

明白了这点，大体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高中生的小小演讲，竟然能引发如此轩然大波。很多人被张同学表现出来的夸张姿态和激昂情绪吓到，虽然可以理解，但这种时候，指望他不该愤怒，表现得温文尔雅，未免强人所难。

欲指责他的想法不够“正确”之前，不妨想想，这个社会的精英，都干了些什么，他们或许看起来没有张同学那么咄咄逼人，但更可能只是躲在背后，圆滑地闷声发大财罢了，如果他们对此完全没有意识，恐怕只会造就更多的“张锡峰”。

无论社达还是精致利己，哪怕在个人道德上已不至于有太大负担，但当一个社会上越来越多的精英和精英预备军都变得如此，就别指望还能长久的岁月静好，“大众的反叛”将不期而至。

而之所以不主张指责张同学，因为他是社会结构的承受者而不是塑造者，无论如何，前浪精英们都比他更有资源、有空间、有可能做得更多更好。

这种悲天悯人的公共情怀，是一个社会的精神黏合剂，它主要就是由有钱有闲能够读书的人来提供的。而学校，就为这帮有钱有闲的人专心读书论道提供了场所。

结束了高考，张同学就将进入大学，加入精英预备军了，我们指望未来的他们如何，就要先注目于大学，前些年钱理群所担忧的“大学只产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关切至今依然。

我们关于大学的讨论，也将从这里开始。

精英身份与精英意识

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一个社会的等级结构—不管它赤裸表现为残酷的奴隶制，还是隐身于民主社会，都还是无法避免的。

虽然平等是人类理想的烛火，引发一次次的革命，但是不平等结构的存在本身不意味着社会一定会失衡失序。

从现有的人类社会经验来看，要维持一种等级结构社会的平稳，有几个条件：

一是社会分配不至于出现太大的问题，底层能够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存，否则就会发生历代农民起义那种活不下去了、干脆拼死一搏的起义。

二是社会上的大多数成员相信，或至少能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事实上，在前现代，无论中西，对不平等结构的理论建构和论证曾长久地支配着人类的头脑。

孔子的“正名”朴素地道出社会分层的道理，要求各种身份有相应的地位和规矩，一个合格的人要按照他的身份要求来行为表现，这一下子就管了两千多年；

柏拉图的“理想国”，建构了一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哲人王高居其上，金银铜铁不同材质的人，身具不同功能，各安其分，各守其位。

在现实中，出身论、血统论，贯穿西方社会历史，贵族稳稳地坐在社会上层，和平年代，大多数社会成员也基本认可荣誉、血统这套分配规则。

三是存在一定的社会流动，以给底层上升以基本的希望。当然，不同的社会结构对流动性的要求也不同。对血统这种先天分配规则认可度比较高的，对社会流动性的要求就较低，而对先天分配规则认可度低的，就会要求较高的社会流动性。

中国在汉代还是军功贵族集团主导的统治结构，战争年代的军功荣誉主导了基本的社会分配规则，但到了唐宋时期，科举制实行，配合土地财税制度的变化，社会从某种角度来说更加平等化了。通过官僚科层制来落实社会治理，稳定社会结构，这在世界范围内，都被认为是一个政治早熟的表现，也奠定了中国社会相对来说更看重平等的观念。

但平等的相应要求是，需要一个公平的机制以维持社会的上升通道不至于被扭曲，这也是为什么自古以来的中国社会，都如此重视科举，重视高考，对任何作弊都难以容忍。因为它关乎社会的稳定。

四是精英意识和精英身份的基本重合而非大面积分离。

精英身份和精英意识不同，一个社会中，对重要问题掌握决策权力或决策能力的人，可以被称作是精英，既然处于这种位置，那么就需要对重要问题有理解力和判断力，进而，这就要求他不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考虑，而是要兼济天下，否则他自身也会被反噬。

中国的古装电视剧就对此做了很有意思的展现：在康熙、乾隆这种太平盛世，皇帝高官常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崇祯这种末世帝王，却是闷在深宫，脱离了民众。

中国读书人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虽然近代在国家救亡刺激下儒家被痛骂，但在士人群体内部，道统与政统的张力一直存在，前者的精神落脚点在天下，而非帝王。张载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情怀，激励了多少中国知识分子。

类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道德向往。至于在宗教情怀浓重的社会，甚至还推崇穷也兼济天下的精神，传教士可能自己身无长物，还不忘扶危救困。

这种悲天悯人的公共情怀，是一个社会的精神黏合剂，它主要就是由有钱有闲能够读书的人来提供的。而学校，就为这帮有钱有闲的人专心读书论道提供了场所。

类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道德向往。

比如古典时代的中西先贤，孔子、亚里士多德，开班授徒，授业解惑都在其次，他们教授的主要还不是某种求生的具体技能，而是一种函融世界的，求道的教育。

中世纪的欧洲，诞生了现代大学的前身，起点被认为是12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签署了被称为学术特权的法律文件，正是因为它通过契约的方式，为大学里的人员提供了制度性保护，学术人员才有了专心学习的自由权利。

比如，大学人员有神职人员才有的自由和豁免权；有要求由学校和教会而不是地方法庭进行裁决的权利；有免于因学术观点和政见不同而受报复的权利；还有为了学习自由旅行和迁徒的权利。

从而，大学人员既获得了一种高于普通人的地位和身份，也获得了一种无功利的，无依附的精神活动的相对空间，在一种有保障的学术自由环境中，专心学术活动，传承服务社会和上帝的责任意识与公共情怀。

现代大学在倡导平等的社会中，相比于过去，它的准入资格基本为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替代，大学本身，则类似一个容器，一个转换器，主要功能是两点：其一，培养精英后备军，在一个高流动性要求的社会，促进平民到精英的转换；其二，它培育精英意识，以及理解并解决重要问题的能力。

但进入大学不能保证精英身份的获得，在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可能家庭条件越好，才越有可能进入大学，而一般家庭出身即便进入大学，日后进入上层的可能性或许也不高，其结果可能造成培养的人只有精英意识而无精英身份，这就会造就一批犬儒和穷操心的知识分子；

而另一种情况，更为糟糕，即有精英身份的人，脱离了精英意识，他们不再就重要问题进行求索，也不再保有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精神，只关心个人的名利和享受，那可能会使精英阶层退化为社会的腐蚀者而不是供养者。

而这，可能是倡导平等的现代社会的一个致命弱点。

通才和专才之间

从起源来看，早期的大学都和教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世界上最早的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莫不如此，直到1871年，牛津大学还要求所有的学生必须信奉英国国教，美国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也有着教会学校的性质。

因此，大学人员的学习活动中，除了人文艺术、自然哲学、修辞学等课程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学。尤其在经院哲学发达的时期，心无旁骛、不问功利地专心于对上帝全知全能的论证简直是学者的一项中心工作。

经院哲学用思维逻辑盖了一座神圣殿堂，外表看去，富丽堂皇，但无法彻底掩盖内里的漏洞。有一些思维困难是始终无法克服的，举例来说，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呢？

改革开放后，一批综合性大学恢复，清华的人文社科短板，也得到了弥补，尤其经管学院、法政学科，在国内已经达到较高水准。

信仰超出人类的逻辑能力，为了减轻人和神之间的紧张，一部分思想家转向了取道中间路径—自然。简单来说，就是不再把思考重心放在探求事物的本质上，而是去研究事物如何变化、发展。

而当人的注意力从这个世界的目的—上帝，转移到这个世界的动力—自然，现代科学就开疆拓土地辟出来了。

顺着这个演化脉络，美国政治学教授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就认为，现代性是从神学中生长出来的。现代世界不是像韦伯说的那样，通过理性化为神造世界祛魅，相反，现代世界实现了返魅的转换，神的属性逐渐转移到了人（一种无限的人的意志）、自然界（普遍的机械因果性）、社会力量（公意、看不见的手）和历史（进步的观念、辩证的发展、理性的狡计）之上。

想想看，科学、人民、进步史观，是不是从上帝那里抢走了很多人的信仰？而与教会紧密关联的大学，可以说是实现这一思维转换的转换器。

开启现代性的人，无不在大学里接受过滋养，培根—剑桥大学，伽利略—比萨大学，笛卡尔—普瓦提埃大学，牛顿—剑桥大学，这些伟大的头脑，贡献了对人类社会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知识模型和思维范式，牵引了现代性的高歌猛进。

现代化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引起了诸多后果，也带来了大学的两种变化。

其一，出现了社会分工，配合这一需要，大学也开始细分出各学科和专业，在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外，也出现了工科和社会科学，以及具有专门功能，服务特定需要的专业学院；

其二，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国家间的“大分流”，发达国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迅速甩在身后，发达世界中的落后地区—普鲁士，率先建立起一套培养专业人才教育体系。后来包括苏联、中国、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内的许多后发国家和地区都借鉴和采用了这种教育体制。比如建国后，进行了一轮全国范围内的学校和院系调整，清华的文、理、法三大学院都划给了北大，只保留了一些工科专业，转变一所“又红又专”的，培养“听话、出活”的学生的工科大学。

这套教育体系的功能在于迅速提高为国家工业化建设输送专门人才的效率，它也的确起到了这样的效果，批量的理工科人才被培养出来，很多理工科人才，后来也集中成长为新世纪前后一代的政治精英、国家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