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国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的现代化，也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走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条道路体现了中国的现代化是以主体性的姿态参与的具有普遍性的历史进程。用历史学家罗荣渠的现代化“一元多线论”来说，现代化是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过程，同时又具有多模式、多路径的特点。

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历经艰难曲折，付出巨大牺牲，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得出来的。

的确如此。革命时期选错了道路，带来的可能就是血的代价。建设和改革时期，看上去是和平时期，但道路问题上出了差错，付出的牺牲同样不小。这都是有过往历史可以作为鉴戒的。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华诞之际，重温这条道路的来之不易，坚定道路自信，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继续奋发有为，是最好的庆祝方式之一。

只能走自己的路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优良品格。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各种纷纭的西方思潮包围下，自觉地认识到非马克思主义不能救中国，这一过程是中国人独立完成的。

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

这种独立性表现在，从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早期主流思潮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大部分早期党员都是分散完成的。李大钊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比较早，而陈独秀则是五四运动以后发生了急速转向，毛泽东是在对作为无政府主义分支的工读主义的实践失败当中醒悟过来，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等人都是在旅欧期间认识真理、坚定信仰的。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准备上说，并没有依赖外界的协助，这是民族自发觉醒的结果。

当然，间接影响是存在的，历史地看，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到民主共和，前人历尽艰辛，抛头洒血，但无一不失败，而这些失败的实践所背靠的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和价值体系。这就为后人怀疑这套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对中国的有效性提供了事实支持。

真正触发这种怀疑并最终选择抛弃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社会、知识精英们发现，那些被描绘成中国革命与改良的目标与希望的国家，原来如此不堪，自救尚且不暇，如果我们拼尽全力踏进门去，得到眼前这种结果，那几乎就是白费力气。那么，还有什么选择呢？这时十月革命爆发，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平民的命运在一个原来不起眼的国家被改变了。顺理成章的，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列主义，迅速成为了人们急欲了解的对象，并且在传播中扎进一部分人心里，生根发芽。

党的建立，需要一系列组织、宣传、行动方面的准备，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实践经验、斗争经验，以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主体的人员构成，也决定了他们没有必要的财力后盾。此时，共产国际的出现就恰逢其时，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实质性帮助。

马克思主义主张世界无产阶级是一家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马克思建立的第一国际、恩格斯建立的第二国际的继承者，是全世界无产者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机构，但凡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解社会主义史的人们，都无法否认其权威地位。

所以，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开展工作。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指导是具体而微，有时甚至是直接代劳的。其中有很多正确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斗争经验得到持续的锻炼。

但是，一方面又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实际不够了解，一方面则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常常是服务于苏联的需要，慢慢地也出现了很多错误，造成重大损失。比如，大革命后期对国民党的右倾妥协，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苏联希望拉拢蒋介石以抗衡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势力的目的的影响，最后血流成河；又比如，大革命失败之后，革命的主要阵地转移到农村地区，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一批青年掌握了中共中央实权，用教条来指挥苏区建设和红军的军事行动，一样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

失败是成功之母。接受共产国际的支持和领导，一开始是无法选择的，错误和失败，也是无法用假设历史的方式来避免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性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正是在一系列错误和失败中不断萌发，逐步形成。

大革命的失败，让中共中央认识到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进行坚决的军事斗争的必要性。毛泽东正是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随后就组建军队，隐入群山，全力壮大红军，并且通过实践摸索，形成了红军独特的游击战术体系。更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建立了红军的一整套政治、组织原则，让这支军队成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属于人民的军队—人民子弟兵。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群众路线最初就是在红军建设过程中萌芽。这一路线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不需赘述，它真正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基层的能力，激发了蕴藏在中国底层社会的无穷力量，谁掌握了基层，谁就掌握了中国。

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们身在城市，对苏区建设和红军斗争经常性地瞎指挥，以及后来他们迁入苏区，一切唯本本是从，拿着马恩列斯的书面论述来领导中国革命，让真正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人靠边站，几乎毁灭了多年努力取得的成果，葬送了中国革命。

从中国推进现代化的诸多条件这个角度来说，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正是在这灾难性的后果面前，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领导者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危害，认识到了扎根中国大地兢兢业业调查实践的可贵，此后全党的权威又再次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尊重现实的领导人集中起来，包括原来曾经追随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的一些苏联归国领导人，都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遵义会议，就是以一种党内最高决策的方式确立了这一共识，及时地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随后，重新取得联系的共产国际也承认了这一结果，这就让过去经常犯的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事实上不可能再造成巨大危害了。

事后来看，一系列的道路探索，其实在遵义会议之前已经获得了丰硕成果。革命主体问题，已经发现和确认了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军事斗争问题，游击战争作为正确的战术体系已经得到验证；武装割据问题，利用国内军阀之间的矛盾，寻找薄弱之处安身立命、发展壮大，既有实践支持，也有理论阐述。

抗战期间，国共再次合作。此时的共产党人，已经成熟起来，吸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合作关系当中，明确提出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这就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避免了再次掉入灾难性陷阱，或者被对方吞并，也为党组织和党领导的军队、根据地得以保存和不断壮大提供了认识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和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何种独特性，包括什么内容，对象是谁，都变得非常清晰，指导着直至1949年共和国建立前的革命斗争。

所有的探索，归根到底体现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

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中国推进现代化的诸多条件这个角度来说，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早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创刊号的文章就指出：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

在标志着国共合作实现的国民党一大上，围绕宣言中的“对外政策”部分也发生过争论。这部分的第一条规定：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宣言审查委员会曾经将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具体内容删去。

党史专家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记载说，孙中山先生得知这些具体内容被删去后非常生气，临时在大会上作了一番情绪激动的发言：“我们笼统的说，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自由独立，大家尚不感觉有什么顾虑。一说到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大家深恐得罪了帝国主义，便战栗恐慌起来了。……现在因应帝国主义来谋革命的成功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从实践中，孙中山先生已经体会到，主权若不独立，没有一个能够统一、有效施政的政府，建国方略、实业救国等现代化抱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一盘散沙”始终是萦绕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使在那些留英留美归来的人士那里，也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有了一个主权独立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和历代王朝更替不同，这次最关键的区别是有了一个新型政党的领导。1980年完成的，由九名美国研究中国问题或者比较共产主义的美国专家联合写成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就把组织能力作为使中国的现代化格局特别地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征，中国政治制度为特定目的而动员技术和资源的能力，在现代化后发国家中是难得见到的，这个成功之处，应归功于“共产党和国家为特定目标而对技能和资源进行的审慎而有计划的动员”。

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这种组织能力，在不断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的仁人志士那里是一个共识。这是后来中国学习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因为“一盘散沙”始终是萦绕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使在那些留英留美归来的人士那里，也是如此。

比如中国现代政治学奠基人钱端升先生，和当时几乎所有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新中国成立前的他拥护民主而反对专制，但这并不妨碍他清醒地看到西式民主遭遇的危机。“民主国家之不能应付现代国家的经济问题，无法完成现代国家的经济职务，则实是民主政治难以补救，或者不能补救的弱点。”“由于民主政治是不宜于统制经济的，故民主政治的衰败将成为必然的趋势。”这里的“统制经济”说的就是国家来纠正和整合一盘散沙式的生产制度。

钱端升和当时不少思考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学者一样，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要走国家来统合资源的道路。1941年，钱端升在文章中如此论述自己的理想：“我们早日产生一个贤能当道的强有力政府，由他来为人民谋普遍的福利，为国家储雄伟的力量；近则抵制个别的侵略，远则保障世界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