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球推大球的外交破冰

50年前那场中美“乒乓外交”，是一次体育和政治的联动，球队间的竞技舞台，意外萌发了推动当时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美国之间关系破冰的契机。

隔绝了22年，两个国家在混沌中摸索试探、相向而行，跳起了小步舞。从与美国这个对立阵营的核心国家接触开始，中国推开了更广阔的世界的大门。

乒乓外交是中美关系破冰史的缩影和标志性事件，它的精彩之处首先在于，这场比赛发出的第一个球早在竞技球场之前。

信 号

上世纪60年代，中国有2个需要打倒的对象，一个叫美帝，一个叫苏修，前者是压在旧中国脊梁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后者因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叠加1969年中苏就珍宝岛归属问题引发的军事冲突致关系再度恶化，中美苏形成了外交上的三角关系。

这段三角关系开始出现的变化，可以追溯到一篇文章。1967年10月，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越战之后的亚洲》的文章，作者是尼克松。“从长远来看，我们不能让中国永远离开国际大家庭，使它怀有仇恨而威胁它的邻国，这会助长它的狂热，在这个小星球上，十亿可能最有能力的人不该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中。”

尽管这些个人观点对新中国抱有不小的警惕和误解，但对华认识已少见地从排斥向接触转变。毛泽东是这篇文章的读者之一，据其外孙女孔东梅回忆，毛泽东当时判断，若是尼克松上台，美国有可能改变对华政策，中美关系重新成为新中国领袖考虑的重大问题。

很快，尼克松宣布再度角逐总统宝座，并在1969年如愿以偿。这年2月，他在一份外交报告中重申了对华新认识。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道出了实情，他将尼克松对华政策调整形容为一场“均势游戏”：“我们并不想联合中国挑衅性地对抗苏联，但我们同意有必要遏制莫斯科的地缘政治野心。”

1969年2月之后，毛泽东召集四位元帅商讨国际形势，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中苏矛盾之突出甚于中美矛盾，中美应结束对峙，从两面作战中脱身。

但战略调整不等于中美接近即刻到来，还是个更精细的执行问题。毛泽东想起了在美国的老朋友，记者斯诺。

1970年8月，斯诺受邀再访中国，他被赋予了向尼克松传话的角色期待。在他的回忆录里，斯诺记下了与周恩来的一次对话：“如果中国追求和解，是同俄国谈判可能性大，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更大？”周恩来答：“我也一直向自己提这个问题。”

一个多月后的国庆大典上，历史性的一幕对斯诺的提问作出了暗示性回答—美国人斯诺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他握手的是穿着中山装的毛泽东。据毛泽东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回忆，主席之所以如此礼遇斯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尤其是白宫现主人尼克松。

1969年2月之后，毛泽东召集四位元帅商讨国际形势，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中苏矛盾之突出甚于中美矛盾，中美应结束对峙，从两面作战中脱身。

毛泽东和斯诺深谈，他释放了谈判的积极信号：如果尼克松愿意来，就愿意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事后，他打趣地和吴旭君说：“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但斯诺没能牵成红线，他关于此次深访的文章见报，是在半年之后。毛泽东打出去的第一颗球，尼克松没有及时接到。

斯诺登上天安门的文字报道，一开始只藏在《人民日报》并不显眼的一行字里。可即便2个月后，一张当时的合影照片见报，尼克松和基辛格也没有注意到。“他们对我们敏锐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真意。”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同样后知后觉的斯诺也表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毛是想以此为象征表明他现在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彼此孤立敌视了20多年，中美两国还得通过各个国家的官方“信使”在门外试探，用最原始的口信传递冰释前嫌的意愿。这些沟通的尝试都在幕后隐秘地进行着，尼克松绕开国务院，在往来的信件中免去称呼和签名，也不用带有官方印记的信纸，只保留核心的信件字样，间接地伸出橄榄枝。

但直到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两国运动员的一次不期而遇，中美关系破冰才有了切实的回音和公开的进展。

机 会

1971年，日本乒乓球协会秘书长后藤钾二一心想办好家门口的这场世乒锦标赛，抱着“没有乒乓强国中国参加的锦标赛称不上‘世界级比赛’的想法”，他专赴中国，力邀中国参赛。

参不参赛却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文革”中的中国，无论个人团体、民间官方，做出的选择都不可避免要“突出政治”。乒乓国家队经过一番折腾，已多年未参赛，人也不复当年，能否重回原有竞技水平为国争光，球队上下没有底；更重要的是，柬埔寨突发政变，其政府希望中国拒绝有政变集团参加的世乒赛，以示对柬政府的支持。

国家体委内部，“不去”的意见占了上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是：我队应去。

这届世乒赛因中国队参赛备受关注，日本方面的赛事转播费都涨了3倍。多年与世隔绝的中国将以怎样的面貌亮相，舆论中对神秘东方的好奇，超过了对赛事胜负本身的关注，聚集了国外主流媒体的目光。他们的镜头尤其关注到了中国运动员庄则栋和美国运动员科恩的一次“上错车”的缘分。

在庄则栋的自述里，长头发的嬉皮士科恩误上了中国球队的专车，从他运动衫上的字样，大家认出了他是美国人。

在那个中美敌对，叛徒、汉奸帽子满天飞的年代，中国运动员不能擅自和美国人接触，这是一条严格的纪律。

僵持了几分钟，车上没有人冒险搭理这名美国青年。倒是庄则栋以世界冠军的气度打破了僵局，拿出一条杭州织锦，向科恩走去，有人劝他“别去、别惹事、别理他”。

庄则栋捕捉到了国内逐渐松动的对美态度变化，他大胆放下了政治对立，转而用人与人的日常交往看待这次不期而遇，并送上了礼物。毛泽东事后赞道：庄则栋不仅球打得好，还会搞外交。

两个特立独行的异国年轻人先于他们的国家完成了破冰。

当他们走下车，新闻镜头定格下他们一笑泯恩仇的瞬间，科恩把织锦展示在胸前。第二天，科恩回赠庄一件运动衫，上面写着“Let it be”，那是披头士乐队一张专辑的名字《顺其自然》。

庄则栋捕捉到了国内逐渐松动的对美态度变化，他大胆放下了政治对立，转而用人与人的日常交往看待这次不期而遇，并送上了礼物。

美联社、日本共同社、法新社很快集中报道了这件引人联想揣测的新闻事件，有文章打出“中美向彼此靠近”的新闻标题。

庄则栋迈出的一步换来了美乒乓球队更为积极的反馈—他们能否像其他国家球队一样访问中国？尽管这是一个美国社会团体提出的非官方请求，但引起了中方的政治重视。

意见层层请示到中央，反馈回来的声音是“时机不成熟”，但指示在最后时刻来了个180度的转向。

据吴旭君回忆，白天，毛泽东圈阅完“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文件，但晚上吃过安眠药，毛泽东有些迷糊地让吴旭君传达“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新决定。吴旭君记起主席的特别交代：吃过安眠药后说的话不算数。但吴旭君还是再三确认这次算数，才加急传递新信息。

毛泽东的决断也让大洋彼岸的尼克松喜出望外，对华主动行动竟以乒乓球队访华的形式实现。巧的是，半个月前，美国务院刚取消了美国护照赴中国大陆的旅行限制。一切显得顺其自然。

包括美国队在内的五国乒乓球队代表团到访中国，和他们一起远道而来的还有大批记者，接见他们的是周恩来。

据参与接待的外交部干部江承宗回忆。交流中，长头发嬉皮士科恩抛给周恩来一个问题：“总理先生，你对嬉皮士有什么评论？”

当时，青年嬉皮士掀起了反叛主流的文化运动，但这一风潮因乱性和毒品遭受批判，这是一个有些刁难的问题。

周恩来回答：“今天，世界上的青年对现状有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应当允许青年做各种不同的尝试……但应该设法找到人类大多数的共同点……如果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这也是寻求真理的途径。”

几天后，一束鲜花转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地，送花的人是科恩的母亲。

4月14日，美乒乓球队尚未结束访华，尼克松宣布结束持续了20年的对华贸易禁令，包括放宽对华的货币和航运管制。

这一次，双方都准确接到了对方发来的善意之球。美联社一篇报道形容，“乒乓球是通往北京的一个口子”。但踏进国门只是开端，从民间个人和团体，再到官方高层，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都下定决心，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只是接下来的行程仍需探路人。

探 路

1971年，乒乓球队结束访华之后的10天，两页来自中国的手写备忘录经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送到了尼克松手中。上面写着：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美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

双方都准确接到了对方发来的善意之球。美联社一篇报道形容，“乒乓球是通往北京的一个口子”。

美国球队的访华经历也让尼克松和基辛格确信：被邀请的使节将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领土。

基辛格成了为两国直接对话探路的总统特使，但中美双方相向而行的举动仍然谨慎且隐秘，他首访中国的任务就隐藏在访问巴基斯坦的行程中，就连白宫官员都知之甚少。

基辛格抵巴时，随行人员约百人，但秘密访华团只有6人，他装病，以狸猫换太子的方式从巴总统配合安排的休养别墅离开，飞赴北京。专机于凌晨尚未破晓时起飞，留给他的任务时间只有48小时，行动代号“波罗”，用的是曾到访中国的西方探险家马可·波罗的名字。

一行人受到了和预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礼遇，与基辛格会谈的是周恩来，他们共度了17个小时。期间，基辛格准备了一篇他自认为“略带虚饰”的开场白：“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对我们来说却是神秘的国土……”周恩来举手打断他：“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彼此心领神会，消除神秘感是这次秘密访问的目标。

基辛格了解并欣赏中国领导人的谈判风格：“提出一个合理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17小时的会谈没有掩盖双方的价值观分歧，且仍保持了清醒和务实：中美关系是飘忽不定的，随着历史发展，两国相向而行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但在这位探路人看来，跨过意识形态障碍、摆脱狭隘见地，取得持久成果仍有意义，因为它意味着双方在了解彼此根本目的上有了更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