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具体的人问道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决定以记者的身份去记录他人？这个问题没有人问过我。别人或许对此并不在意，但我不得不叩问自己的内心。

我在大学就读新闻系时，学院里一小撮学生在办一份报纸，我也参与其中。

我上大二这年，主编属意让我接手她的位置，有天就把我叫到咖啡店去交接工作。结束后，我心里想着，自己要负责办报了，这辈子可能从此要开始干新闻，就这么不着边际昏浊地思索着，坐上了返程的公交车。然后坐过了站。

后来，我给自己写下一段话，我说，“我的理想和新闻无关，但是我关心身在苦难中和不断挣扎求取进步的人们，以及这个社会本身。支撑我一步步走到今天并且推动我一步步紧接着走下去的，也将是这面目不清的冲动。”

关注人，关注真相，从破碎中找希望，从这人间无意义的生活中寻找力量。这恐怕就是被称作原动力一类的东西。

你知道的，罗曼·罗兰所提到的那种世界上唯一的、最彻底的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能继续热爱生活。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我为自己求索。

放下书哭了很久

一个月前，为了写一篇关于郎平的文章，我看了两本她的传记，其中一本是她自己写的，成书于1999年。说真的，任何由他人着笔的传记都比不得由郎平自己写下来的故事瑰丽。只有读完她对自己个人历史的叙述，才能知道为什么说郎平是英雄式的人物。

当然，谁都知道她是个狠角色，是个在赛场上玩命般跳向高处，但纵使面对败局也能拾掇得失卧薪尝胆的人。你观察她的面相就知道了，她的眼神永远保持虎豹般的专注、敏锐、勇猛。但郎平远远不止如此，她的英勇之处是在于她不断地破除自身的局限性，拼尽全力地，试图成为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

在书里，你会叹服于她对生活的体察、对美的理解。她说自己喜欢夏威夷，在海滩上看日落，火球和水平面接触的一刹那，会放射出一种紫色夹带着绿色的光彩，她形容那是“电光似的一闪”。

90年代她在女排带队时，有次比赛前，看见队员们穿着红色的运动服，个个昂首挺胸、英姿飒爽。她说自己那时候从排头扫视到排尾，通红的运动服映衬着女孩们红润的脸，漂亮得让她心跳。换做其他人，或许此时会鼓励大家去拼搏，但当时，郎平对每个人说的是：“你们今天特别漂亮，你们相互看看，你们的脸真的美丽极了！”

但纵然是受到如此重大的打击，他仍然是从水井里捞上来了残余的一两株种子，继续拼死拼活地这样干下去。

作为母亲，在郎平的语境里，女儿浪浪是埋在她心底最深的一块陆地。从前在美国生活，一些人认为如果光给孩子讲那些美丽和善良的故事，等他们长大以后会变得愤怒，会认为自己受到大人的欺骗。但郎平坚持给浪浪讲很多童话，全是些最光明的故事。

她说：“你给孩子讲痛苦，怎么讲，他们都不会理解，慢慢长大，生活会教育他们，他们的心灵有了美丽和善良的东西为基础，他们自然会生出对付痛苦的能力。”

再往前，袁隆平先生离世之时，我也通过同样的方式，从他的自传中去窥视了他的历史。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人吃不饱饭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人解开了杂交水稻的密码？

1964年六七月的天气，袁隆平为了培育出第一代杂交水稻的种子，必须要在安江农校的稻田里找到一株功能强大的天然雄性不育水稻。没什么高科技可依赖的，一切从零开始，意味着只有举着放大镜逐垄逐穗地检查田间的稻苗，观察花药的性状，最终从14万个稻穗里，才检查出了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他所下的苦工庞杂到令人匪夷所思，以至于后来我看见1968年他珍贵的实验种子被人为毁坏的时候，伤心地放下书哭了很久。

事发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他心里面惦记着那些弱小的幼苗，生怕雨水过分地冲刷，第二天他起大早赶回试验田查看，发现稻苗全被人拔光了，好多年后回忆起来，他讲述的语气还是非常难过：“那段时间里，我们每天到田里看水稻试验秧苗，像带小孩一样，看着好高兴的，结果一下没有了。”

但纵然是受到如此重大的打击，他仍然是从水井里捞上来了残余的一两株种子，继续拼死拼活地这样干下去。

见证炽烈生命

人真的是一种非常奇异的生物。他们的生命在无比脆弱的同时又无比强韧得难以摧折，在无比蒙昧的情况下又似乎发展出了无比深邃的智慧。

在阅读那些了不起的人物，分析他们身上的矛盾的同时，我也从具体的人身上、从每一场具体的交流中获取到对这个世界更深的理解。

七月下旬，我曾写过一篇关于京东副总裁蔡磊先生患上渐冻症后的故事。渐冻症是世界五大绝症之一，除了霍金先生曾依赖昂贵的护理技术存活到了76岁之外，这世界上大多数罹患渐冻症的人们都会在病发三五年内死去，无药可医。

蔡磊深知这一点，到生命的末期，他全身的肌肉会像融化的蜡烛一样坍塌下去，最终很可能因为肌肉无法支持肺部功能而经历呼吸衰竭死去。但是他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要在为数不多的几百天里，推动渐冻症的新药研发。

他并不是无知以至于狂妄，而是通过自己最熟悉的互联网手段来突破这个问题。过去医疗系统内部信息不流通，医生和研究人员根本无从得知渐冻症的病患具体的医疗数据；科学家们各自为战，不愿意向彼此透露自己的研究进展；实验室的研究材料各有闲余，无法高效利用。

于是他建立大数据平台，见遍了国内外与渐冻症研究相关的顶级科学家，不断拜访各个投资人以创立基金，游说一百个人，最终能打动一两个，他认为那就是成功。同时，他以“互联”为自己行事的底层逻辑，不断地将过去无法整合的资源整合到一起。

人真的是一种非常奇异的生物。他们的生命在无比脆弱的同时又无比强韧得难以摧折。

在他的推动下，渐冻症的新药已经有好几个进入了二期临床实验。

其实对于我，一个旁观者而言，重要的并不是新药是否真的能够研发成功，而是见证了一个人如何炽烈地对待生命。

在已经无比迫近的死亡面前，他始终保持着战斗者的姿态，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似乎是想要将为数不多的精力燃尽似的。他向我传达出的信心是，即便最终新药计划失败了，也要让人类在这个疾病的攻克上骁勇地跨进一大步，他可以死，但绝不服输。

四月，我写了歌手满江的故事。

他是1998年索尼音乐公司在中国内地签下的第一位男歌手，那是全球第二大唱片公司，旗下是迈克尔·杰克逊、碧昂丝、艾薇儿、中岛美嘉等一连串闪亮的名字。身处那个充满希望的、朝着2000年稳步迈进的年代，唱片工业逐渐成型，满江是那些年在每场大型晚会舞台上都能见到的明星。

但出道13年后，满江突然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在光芒仍盛的时候把一切撇开，跑到北京郊外过起了天天打太极、练书法的生活。

见到他，同他深入地交谈之后，我才知道其实人类无需焦虑那么多，不是每个人都是天才般的存在，从生下来就知道命运终点的答案。满江就是意识到了自己生命中存在那样化不开的困惑，所以选择退避开来，慢慢地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人是可以逐渐变得清醒的。

在2011年告别舞台之后，我们再次见到他，是在今年湖南卫视的一档音乐综艺中，他在舞台上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48岁的年纪，手臂上的肌肉线条流畅，唱歌的时候小幅跳动着，像个对音乐充满热爱的自由搏击运动员。

其实对于我，一个旁观者而言，重要的并不是新药是否真的能够研发成功，而是见证了一个人如何炽烈地对待生命。

见面那天，他腼腆地伸出手来握手，浑身散发出如同一尊烟雾袅袅升起的檀香那样的气质，笑起来，显示出他那双鹿一样的眼睛。

书写蔡磊是刻画一种勇气，而书写满江，是双手接过礼物，打开盒子，是一份透亮的健康。

世界重新连接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这是你们和我们，共同的问题。

就像李安在拍摄电影过程中，进一步尝试解构“生死”二字，对于这样本质的追问，他痛苦得难以承受，远赴法罗岛求见大师英格玛·伯格曼，一见面就是一场大哭。睿智如李安，仍奔赴在求道的旅途中，你我亦如是。

而书写那些各自给出了答案的人，探索他们内心的宇宙，是为了获取一种力量，以达成我们与自己的和解。毕竟，在这个时代，人要怎样活，是个大问题。

2003年，“非典”在全国范围内暴发，最终，全球超过8000人因此感染，中国内地，349人因此失去生命。

当年年末，《南风窗》推出了第一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价值榜单评选，钟南山院士即在此列。他在“非典”疫情期间，不顾自身安危，奔赴一线救治病人。在榜单上，我们评价他为“勇气与智慧的化身”。

此后，在直至2018年的16年间，《南风窗》坚持不懈地推进这项活动。入选榜单的那些人物和组织，都为这个社会做出了符合公共利益的、了不起的事业。

胡舒立，创立了财新传媒的，“中国最危险的女人”；施一公和饶毅，多年坚持发出学术批评的科学家；屠呦呦，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任正非，带领中国通信行业摆脱技术钳制的民族企业家……

2021年，新冠大流行席卷我们的生活，如同当年“非典”时期决定开展评选一样，我们如今也认为，需要重启年度评选，在“疫情后”时代见证世界如何有价值地重新连接。

奔赴在求道的旅途中，你我亦如是。

当生活逐步脱离旧有的秩序之时，我们需要重新寻找那些，在变动时代依旧内心坚定，依旧在寻找自我与创造社会价值的路途上跋涉前行的人们。

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是为了呈现那种遥远的相似性，呈现人与人之间共通的困惑、苦痛、犹疑，所以人并不孤独。但更是为了展现一种超越的可能性：灰茫茫的云雾后边有被遮蔽的太阳，匍匐前进的朝圣路上有同行者，几十万株禾苗里最终会有我们要寻找的那株强大的水稻，就在这样一天紧咬着一天度过的生命里，互相守望，热烈、坦荡、从容地活下去。

久违了。《南风窗》2021年度评选，期待和你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