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实证研究颠覆的经济学理论
作者: 何子维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出“三黄蛋”,体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对经济学科学性的肯定,也是对一直以来经济学既不人文也不科学的否定。
这三位获奖者的共性,是将目光投入到现实而非某种理论,即所谓的实证经济学,但却在经济界引起了巨大分歧,乃至这届诺奖的意义被毫不留情地指责道,不过是“肤浅思维”的一枚金牌、一份证书和三人分的1000万瑞典克朗。
有这么严重吗?
无敌“破坏者”
假设给你一个抢答题:最低工资标准应不应该提高?
出于朴素的感情,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答“是”,甚至认为越高越好。我们相信,提高最低工资,是政府帮助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责任。
经济学家的回答恰恰相反。他们不仅不赞同,他们还警告说,提高最低工资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比如张五常就用“杀伤力”来描述最低工资对经济的负作用,而弗里德曼则认为是“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案例”。
为了彰显经济学家的与众不同吗?当然不是。经济学家判断的逻辑在于,如果给企业规定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用工成本增加,会减少雇佣,反而对低收入者不利。
事实的确佐证了经济学家这一洞察。
为了保护低薪工人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至于陷入人道主义窘境,1930年代美国对最低工资立了法。大萧条到来后,美国国会又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了,且不止一次,同时扩大了最低工资在不同行业的覆盖范围。
然而,到了1972 年,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份黑人青少年失业率数据显示,黑人男青年的失业率在这年1月上升到了34.5%,2月继续上升至40.7%。要知道,在美国还没有实施这种立法时,黑人青年的就业率是高于白人的。
这说明,不断提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至少对黑人男青年,即当年弗里德曼预测的“低收入和没有技能的群体”来说,是有害的。不独美国如此,在南非,这里针对黑人的最低工资也立法了,但却增加了黑人的竞争成本。
如此种种,提高最低工资导致失业,是过去经济学坚持了很久的一个论点、一种“天经地义”的因果关系。
那么,如果按照这套逻辑,各国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直接取消不就行了么?为什么这么久以来还有那么多人,包括经济学家在内还是要对这项政策设计死缠烂打?
这个事件的复杂性在于,好比你看一座山,你怎么看它都是水,或不完全是山,那可能不是山的问题。这是说,抽象理论与复杂现实之间的距离,需要用其他东西来弥补。至于其他是什么,则为更多的实证。
现实里,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比想象中更复杂。
在一票对最低工资上升对就业效应研究的人里,最经典的一篇论文,要数1994年大卫·卡德(David Card)和艾伦·克鲁格(Alan B. Krueger)发表的《最低工资与就业》。
1992年,卡德和克鲁格引入了自然实验的方法,彻头彻尾地研究了新泽西快餐行业工人的情况。结果发现,新泽西的时薪最低工资从4.25美元上升至了5.05美元,对就业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快餐店的实际就业率还增加了13%。
卡德和克鲁格的证据尽管确凿,但挑战了传统智慧,震惊了经济学界,在上世纪末引来轩然大波。
以至于后来美国经济协会授予卡德克拉克奖,但引来了不少经济学家的不满,他们在当年还组织了研讨会来批驳卡德的研究工作。卡德对此表示:“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是为了使美国经济学会免于被指责为左派。”
如果屈原也玩经济
卡德和克鲁格开创性的研究虽然遭受了敌意,却引发了一场实证的革命。更多的人带着好奇心、怀疑精神,参与经济学的实证研究。
我们相信,提高最低工资,是政府帮助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责任。经济学家的回答恰恰相反。
与工资涨不涨类似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变得层出不穷。他们研究的问题有,移民对当地人是不是有冲击,提高女性产假天数是不是反而影响了她们职业生涯等。
看上去这些研究只是在劳动经济学里打转,但如果这样看,可是有点小瞧实证经济学了。
其识别因果关系的方法早已广泛地拓展到了教育经济学、城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等各个经济学的领域,甚至世界上那些重大的、热门的问题也都归他们研究。
比如,宽松货币政策是否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还是只会为通货膨胀煽风点火?
—农民和美联储主席都想知道答案。
比如,强制性医疗保险真能让人变得更加健康吗?
—访谈节目中,最爱激烈辩论这类敏感话题了。
比如,昂贵的私立大学教育能带来更高的收入吗?
—它研究透了,将是千千万万父母和教育者的葵花宝典。
从经验中,我们或许会快速对这些问题作出某种判断。但打个比方,听到了鸡打鸣,然后看到天亮了。试问,天亮的原因能说是因为鸡打鸣吗?这就是我们讲的,需要厘清“相关关系”到底是不是“因果关系”。
过去约30年时间,实证研究就在试着搞懂这件事。
直到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将目光投掷到了实证经济学上,把奖颁给卡德,以表彰他对劳动经济学经验作出的贡献。遗憾的是,当年与卡德一起研究的克鲁格,几年前自杀身故了。
但在实证经济研究的道路上,卡德并不孤单。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外一半,就还授予了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吉多·伊本斯(Guido W. Imbens)。
相比卡德在社会核心问题的贡献,安格里斯特和伊本斯则是在因果推断分析的(计量)方法论上,开发了差中差、断点回归等一系列计量工具。这些工具后来成为了经济圈内人在搞实证研究时,必须拿来使用的宝贝。
从这个角度而言,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把“实证经济学”打包展示给了众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么做,不是为了展示经济学又多了一堆“不说人话”的名词,而是告知圈外人,经济学也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有机会回答人类事务的原因和结果,甚至说整个真实的世界就是经济学的实验室。


为什么?相比规范经济学,即主流、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应当如何”的问题,实证经济学则更像屈原在玩经济学,像他发出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聚焦一个微观,侦探它“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样”。
在这个叩问的过程中,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识别问题。比如,政策已经实施了,时间也没法倒流,上哪儿去找没有政策的“反事实”状态进行比较。
拿最低工资问题来看,你无法判断一个地区的就业变化,是来自最低工资的变化,还是来自经济状况的好转或恶化,或者别的什么。
妙就妙在,卡德他们试着把这些因素的扰动分开。具体操作是,选择了与新泽西地理位置、经济状况等差异都极其小的宾夕法尼亚州,作为对照。
当年,新泽西州将最低时薪提高了,宾州最低工资仍是4.25美元。因此,宾州可以作为基准的时间趋势,最终从新泽西的就业变化中减去,便能得到在新泽西的最低工资的纯粹效应。
这就是他们在做的—想办法找到实验组与对照组,一组受了政策冲击,一组没有,这样一来,就可以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精确度量政策冲击的影响有多大。
谁是明白人
然而,我们注意到,黑人男青年与快餐店工人,得出了两个完全相反、但皆为正确的结论。这就导致我们依然无法得出,最低工资法与失业率的因果关系。
没有确定的回答,成为了经济学长期遭受的冲击。换句话说,自从实证研究流行开来,经济学界就面临一个难题:真理,到底该遵循理论逻辑,还是实验数据或经验分析?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卡德等人,从某种程度而言,似乎又把这个难题摆上了台面。
被质疑的是,其计量的方法永远存在缺陷。
实验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人文社科中,它却难以克服无数内生性的变量。哪怕是后来安格里斯特和伊本斯开发了“拟自然实验”工具,也依旧使得其结论不够100%的可靠,难以称得上是一般性的理论。
就这点而言,我们必须认清,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的三位获奖者,关键不在所谓结论上的颠覆,重要的是方法上的向前进一步,让经济学偏向统计学以展示其科学性的意义。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实证经济学遭到了鄙视。
反对者认为,任何脱离经济学的逻辑演绎与思想性的实证研究,只是模糊了本身辨析的焦点,且披着经济学外衣的统计分析或经验主义。它们对某一行为是否符合规律的一般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正当性,没有任何帮助,充其量是玩儿数字游戏的自娱自乐。
更值得警惕的是,其引发的意识形态化的学术研究。如果受到实证研究者意识形态偏好的影响,实证研究可能会成为某种可疑决策的依据。有关这点,有两段著名的批评,来自另外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一个是默顿·米勒,喜爱研究金融的他不屑一顾:“有人认为,通过法律将最低工资提高到市场确定的均衡之上,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太他妈正确了,它肯定在民意测验中发挥良好。但我为自己的职业颤抖。”
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么做,是告知圈外人,经济学也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有机会回答人类事务的原因和结果,甚至说整个真实的世界就是经济学的实验室。
另一个是詹姆斯·布坎南,这位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在1986年《华尔街日报》撰文,更加口无遮拦:
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有自尊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发展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
当然,经济学界热爱批评实证的风气,大家也似乎都习以为常,毕竟,任何理论都可能被政治化。
然而,归根结底,有关其评价的复杂性,是来自现实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就好比,现实里总是存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它们看上去是永远解不开的死结、死循环,既无头,又无尾。
但当我们一边谈平均趋势、一边也谈微观个体的时候,就造成了什么时间看山是山,什么时间看山是水,都是有可能的情况。
所谓山山水水无穷尽也,在经济学界,理论与实证只是维度的差异。两者之间不仅不冲突,更是证明了未来经济学的方向:一来,是要做到前提性假设必须真实,而又易于处理;二来,其主要使命绝不是推测和检验推测,而是发现人们经济行为的逻辑,从而增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特别是在今天,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面对着共同的困境,比如不平等。哪怕你能将其原因分析得头头是道,然而,一项新的政策要出台,它能不能缩小不平等的差距,能不能推而广之,谁能回答得上来?
真理是条河,在流动,在变化,在不断地产生和消灭。让一群人站在河里,截取一小段来观测,又未尝不可。
安格里斯特在国内最著名的一本书,叫作《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遇事不决,看看经济学家怎么玩科幻梗,问问谁是才是真正的平行宇宙,对一个仅两百岁的“经济学孩子”来说,也许基本无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