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实证研究颠覆的经济学理论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出“三黄蛋”，体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对经济学科学性的肯定，也是对一直以来经济学既不人文也不科学的否定。

这三位获奖者的共性，是将目光投入到现实而非某种理论，即所谓的实证经济学，但却在经济界引起了巨大分歧，乃至这届诺奖的意义被毫不留情地指责道，不过是“肤浅思维”的一枚金牌、一份证书和三人分的1000万瑞典克朗。

有这么严重吗？

无敌“破坏者”

假设给你一个抢答题：最低工资标准应不应该提高？

出于朴素的感情，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答“是”，甚至认为越高越好。我们相信，提高最低工资，是政府帮助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责任。

经济学家的回答恰恰相反。他们不仅不赞同，他们还警告说，提高最低工资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比如张五常就用“杀伤力”来描述最低工资对经济的负作用，而弗里德曼则认为是“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案例”。

为了彰显经济学家的与众不同吗？当然不是。经济学家判断的逻辑在于，如果给企业规定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用工成本增加，会减少雇佣，反而对低收入者不利。

事实的确佐证了经济学家这一洞察。

为了保护低薪工人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至于陷入人道主义窘境，1930年代美国对最低工资立了法。大萧条到来后，美国国会又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了，且不止一次，同时扩大了最低工资在不同行业的覆盖范围。

然而，到了1972 年，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份黑人青少年失业率数据显示，黑人男青年的失业率在这年1月上升到了34.5%，2月继续上升至40.7%。要知道，在美国还没有实施这种立法时，黑人青年的就业率是高于白人的。

这说明，不断提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至少对黑人男青年，即当年弗里德曼预测的“低收入和没有技能的群体”来说，是有害的。不独美国如此，在南非，这里针对黑人的最低工资也立法了，但却增加了黑人的竞争成本。

如此种种，提高最低工资导致失业，是过去经济学坚持了很久的一个论点、一种“天经地义”的因果关系。

那么，如果按照这套逻辑，各国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直接取消不就行了么？为什么这么久以来还有那么多人，包括经济学家在内还是要对这项政策设计死缠烂打？

这个事件的复杂性在于，好比你看一座山，你怎么看它都是水，或不完全是山，那可能不是山的问题。这是说，抽象理论与复杂现实之间的距离，需要用其他东西来弥补。至于其他是什么，则为更多的实证。

现实里，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比想象中更复杂。

在一票对最低工资上升对就业效应研究的人里，最经典的一篇论文，要数1994年大卫·卡德（David Card）和艾伦·克鲁格（Alan B. Krueger）发表的《最低工资与就业》。

1992年，卡德和克鲁格引入了自然实验的方法，彻头彻尾地研究了新泽西快餐行业工人的情况。结果发现，新泽西的时薪最低工资从4.25美元上升至了5.05美元，对就业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快餐店的实际就业率还增加了13%。

卡德和克鲁格的证据尽管确凿，但挑战了传统智慧，震惊了经济学界，在上世纪末引来轩然大波。

以至于后来美国经济协会授予卡德克拉克奖，但引来了不少经济学家的不满，他们在当年还组织了研讨会来批驳卡德的研究工作。卡德对此表示：“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是为了使美国经济学会免于被指责为左派。”

如果屈原也玩经济

卡德和克鲁格开创性的研究虽然遭受了敌意，却引发了一场实证的革命。更多的人带着好奇心、怀疑精神，参与经济学的实证研究。

我们相信，提高最低工资，是政府帮助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责任。经济学家的回答恰恰相反。

与工资涨不涨类似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变得层出不穷。他们研究的问题有，移民对当地人是不是有冲击，提高女性产假天数是不是反而影响了她们职业生涯等。

看上去这些研究只是在劳动经济学里打转，但如果这样看，可是有点小瞧实证经济学了。

其识别因果关系的方法早已广泛地拓展到了教育经济学、城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等各个经济学的领域，甚至世界上那些重大的、热门的问题也都归他们研究。

比如，宽松货币政策是否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还是只会为通货膨胀煽风点火？

—农民和美联储主席都想知道答案。

比如，强制性医疗保险真能让人变得更加健康吗？

—访谈节目中，最爱激烈辩论这类敏感话题了。

比如，昂贵的私立大学教育能带来更高的收入吗？

—它研究透了，将是千千万万父母和教育者的葵花宝典。

从经验中，我们或许会快速对这些问题作出某种判断。但打个比方，听到了鸡打鸣，然后看到天亮了。试问，天亮的原因能说是因为鸡打鸣吗？这就是我们讲的，需要厘清“相关关系”到底是不是“因果关系”。

过去约30年时间，实证研究就在试着搞懂这件事。

直到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将目光投掷到了实证经济学上，把奖颁给卡德，以表彰他对劳动经济学经验作出的贡献。遗憾的是，当年与卡德一起研究的克鲁格，几年前自杀身故了。

但在实证经济研究的道路上，卡德并不孤单。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外一半，就还授予了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吉多·伊本斯（Guido W. Imbens）。

相比卡德在社会核心问题的贡献，安格里斯特和伊本斯则是在因果推断分析的（计量）方法论上，开发了差中差、断点回归等一系列计量工具。这些工具后来成为了经济圈内人在搞实证研究时，必须拿来使用的宝贝。

从这个角度而言，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把“实证经济学”打包展示给了众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么做，不是为了展示经济学又多了一堆“不说人话”的名词，而是告知圈外人，经济学也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有机会回答人类事务的原因和结果，甚至说整个真实的世界就是经济学的实验室。

为什么？相比规范经济学，即主流、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应当如何”的问题，实证经济学则更像屈原在玩经济学，像他发出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聚焦一个微观，侦探它“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样”。

在这个叩问的过程中，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识别问题。比如，政策已经实施了，时间也没法倒流，上哪儿去找没有政策的“反事实”状态进行比较。

拿最低工资问题来看，你无法判断一个地区的就业变化，是来自最低工资的变化，还是来自经济状况的好转或恶化，或者别的什么。

妙就妙在，卡德他们试着把这些因素的扰动分开。具体操作是，选择了与新泽西地理位置、经济状况等差异都极其小的宾夕法尼亚州，作为对照。

当年，新泽西州将最低时薪提高了，宾州最低工资仍是4.25美元。因此，宾州可以作为基准的时间趋势，最终从新泽西的就业变化中减去，便能得到在新泽西的最低工资的纯粹效应。

这就是他们在做的—想办法找到实验组与对照组，一组受了政策冲击，一组没有，这样一来，就可以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精确度量政策冲击的影响有多大。

谁是明白人

然而，我们注意到，黑人男青年与快餐店工人，得出了两个完全相反、但皆为正确的结论。这就导致我们依然无法得出，最低工资法与失业率的因果关系。

没有确定的回答，成为了经济学长期遭受的冲击。换句话说，自从实证研究流行开来，经济学界就面临一个难题：真理，到底该遵循理论逻辑，还是实验数据或经验分析？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卡德等人，从某种程度而言，似乎又把这个难题摆上了台面。

被质疑的是，其计量的方法永远存在缺陷。

实验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人文社科中，它却难以克服无数内生性的变量。哪怕是后来安格里斯特和伊本斯开发了“拟自然实验”工具，也依旧使得其结论不够100%的可靠，难以称得上是一般性的理论。

就这点而言，我们必须认清，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的三位获奖者，关键不在所谓结论上的颠覆，重要的是方法上的向前进一步，让经济学偏向统计学以展示其科学性的意义。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实证经济学遭到了鄙视。

反对者认为，任何脱离经济学的逻辑演绎与思想性的实证研究，只是模糊了本身辨析的焦点，且披着经济学外衣的统计分析或经验主义。它们对某一行为是否符合规律的一般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正当性，没有任何帮助，充其量是玩儿数字游戏的自娱自乐。

更值得警惕的是，其引发的意识形态化的学术研究。如果受到实证研究者意识形态偏好的影响，实证研究可能会成为某种可疑决策的依据。有关这点，有两段著名的批评，来自另外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一个是默顿·米勒，喜爱研究金融的他不屑一顾：“有人认为，通过法律将最低工资提高到市场确定的均衡之上，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太他妈正确了，它肯定在民意测验中发挥良好。但我为自己的职业颤抖。”

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么做，是告知圈外人，经济学也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有机会回答人类事务的原因和结果，甚至说整个真实的世界就是经济学的实验室。

另一个是詹姆斯·布坎南，这位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在1986年《华尔街日报》撰文，更加口无遮拦：

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有自尊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发展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

当然，经济学界热爱批评实证的风气，大家也似乎都习以为常，毕竟，任何理论都可能被政治化。

然而，归根结底，有关其评价的复杂性，是来自现实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就好比，现实里总是存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它们看上去是永远解不开的死结、死循环，既无头，又无尾。

但当我们一边谈平均趋势、一边也谈微观个体的时候，就造成了什么时间看山是山，什么时间看山是水，都是有可能的情况。

所谓山山水水无穷尽也，在经济学界，理论与实证只是维度的差异。两者之间不仅不冲突，更是证明了未来经济学的方向：一来，是要做到前提性假设必须真实，而又易于处理；二来，其主要使命绝不是推测和检验推测，而是发现人们经济行为的逻辑，从而增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特别是在今天，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面对着共同的困境，比如不平等。哪怕你能将其原因分析得头头是道，然而，一项新的政策要出台，它能不能缩小不平等的差距，能不能推而广之，谁能回答得上来？

真理是条河，在流动，在变化，在不断地产生和消灭。让一群人站在河里，截取一小段来观测，又未尝不可。

安格里斯特在国内最著名的一本书，叫作《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遇事不决，看看经济学家怎么玩科幻梗，问问谁是才是真正的平行宇宙，对一个仅两百岁的“经济学孩子”来说，也许基本无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