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异化的外卖小哥

晚上九点，在广州石牌村的一家快餐厅里，记者见到了陈福和几名外卖骑手。九点，是这些外卖骑手下班的时间，也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有空坐下来吃顿晚饭。

“赚得多，时间自由。”谈到最初选择外卖骑手这份工作的原因时，作为一名有着三四年经验的众包骑手，他的观点引起了同桌入行不久的骑手们的议论。在越来越低的收入以及越来越严苛的用工标准下，陈福的这句话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他也承认，这份工作现在是越来越不好做了。

随着在线外卖市场的日渐繁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月入过万”“工作自由”等口号吸引，从密不透风的工厂出走，从事外卖骑手一职。外卖骑手的规模也从行业初兴时的数万人，发展到了如今的上千万人。每天都有无数的骑手穿梭在街头巷尾，共同支撑起在线外卖行业超7000亿元的市场规模。

然而，随着外卖市场的不断演化，打零工，本是一种吸收闲散劳动资源的灵活用工方式，作为正式雇佣关系的补充而存在，却逐渐成为平台方与骑手们建立劳动关系的主要方式。在算法和用工关系的双重挤压下，骑手们越来越不容易。

零工经济滥觞

食品配送的即时性，是外卖行业与其他配送行业的不同之处。艾瑞咨询曾在2017年的《中国即时物流行业研究报告》中指出，即时配送的订单往往在12时和18时左右出现峰值，在9时和15时出现谷值。如果平台方根据高峰时段的订单数量配置骑手，那么会造成极大的用工浪费。但若配置骑手过少，则会导致订单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如何保持这种平衡，成为了平台方设计用工方案时考虑的重点。在线外卖行业刚兴起的时候，诸如美团、饿了么等一众外卖平台与旗下的骑手仍按照传统的劳动合同确定用工关系。2011年，在线外卖业务仅占到整体餐饮业比重的1.1%，平台尚有余力令骑手享有法律规定的各种权益与保障，一切都还在原有的框架之内发展。

转折点发生在2015年，经过早些年的洗牌，外卖市场形成了以美团、饿了么、淘点点和糯米为主的巨头争霸格局，市场的扩大以及竞争的白热化，使原先框架开始动摇。

为抢占市场份额，几家巨头纷纷投入巨额资金对商家和消费者进行补贴。2015年1月，饿了么在账户仅能继续支撑1至2星期的危急关头，拿到了一笔3.5亿美元的投资。紧随其后，美团也拿到了7亿美元的资金补给，这些钱大多都投入到了补贴大战中去。不久，百度也宣布投入200亿用以支持糯米进行这场补贴大战。

竞争最激烈的头两年，饿了么每年要投入100亿进行补贴。2015年至2018年间，美团也因补贴大战的巨量消耗亏损了1508亿元。

2016年春节，百度糯米花钱送骑手回家过春节，没想到的是，这样人性化的举措最终葬送了糯米。更具狼性的美团与饿了么借此机会加大春节期间的配送力度，占领了百度空出来的市场份额，这成为外卖补贴大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最终，这场持续了近3年的补贴大战以淘点点和糯米的退出，美团与饿了么形成双巨头争霸的局面告终。

这场补贴大战不仅完成了行业洗牌的任务，而且使外卖市场的规模扩大了三倍，实现了从早到晚、从白领到学生、从食品到日用品的全覆盖。时至今日，在线外卖业务已占到整体餐饮业比重的16.8%，超过4.18亿的用户使用外卖平台进行点餐服务。

市场繁荣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在竞争压力与订单量激增的双重刺激下，平台方的人力成本不断攀高，2015年，美团的外卖骑手总成本为2.8亿元，而在补贴大战结束的2017年，这一金额已上升至183.2亿元，人力成本也成为占佣金收入近8成的巨大消耗。

时至今日，在线外卖业务已占到整体餐饮业比重的16.8%，超过4.18亿的用户使用外卖平台进行点餐服务。

受制于争夺市场的压力，平台方难以从收入端上探盈利空间，但如果以传统的用工方式扩大骑手规模，平台经营便难以为继，为了维持效益与效率的平衡，各平台开始削减劳动力成本，以众包为核心的零工经济开始受到青睐。

2018年4月，美团将所有原先直接雇佣或通过劳务派遣雇佣的外卖骑手全部转由外包代理商负责管理，这样可以为平台方节约近40%的人力成本。

当美团取得了市场的主导地位，其外卖业务也终于开始扭亏为盈。从资本角度，零工经济的正当性被建立起来。

后继者开始模仿美团们走过的路，朴朴送菜的一位运营人员向记者表示，早前他们公司还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对骑手进行直接管理。但在成本压力下，公司从今年4月份开始委托第三方劳务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

据他介绍，以前朴朴送菜直接管理的时候，骑手们拥有许多福利。自从转为第三方劳务公司管理后，这些福利都被取消了，骑手的底薪以及均单提成也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成本，最终还是削在了外卖骑手的身上。

被分化的骑手

如何成为一名外卖骑手？以饿了么为例，人们只要下载“蜂鸟众包”APP，完成简单的线上培训以后，就可以开始接单。记者实操发现，除了身份信息验证以外，整个流程并无其他门槛，不到十分钟就可以注册完成。

通过这种方式入行的骑手称为众包骑手，除此之外，还有专送骑手与优选骑手（美团称为乐跑骑手）。

刘麦是一名饿了么专送骑手，他向记者介绍了不同骑手间的区别。专送骑手相当于全职员工，每天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由区域站点进行统一管理。这些被统一管理起来的骑手，是平台方保证服务质量的生力军，他们配送范围一般是站点半径3公里以内的区域，每单收入固定，目前是8元/单。

与之相比，众包骑手则随性很多，众包骑手没有底薪，收入全凭送单量，每单收入也随距离和难度呈现不同的梯度，少则三四块钱，多则七八块钱，配送范围比专送骑手大出不少。众包骑手拥有拒单权利，但是拒绝得多了会影响系统评价，从而对后续的接单产生影响。

优选骑手则是在众包骑手中进行筛选，按照专送骑手的方式进行考核与管理，但隶属于众包骑手，报酬按周结算，每期结束后可以选择是否续签。

平台对不同类别的骑手的态度也不一样。为了保证配送生力军的稳定性，平台会优先将优质订单派送给专送和优选骑手，众包骑手接到的往往都是距离远、难度大的订单。

陈福对记者提出了另一个观点，他表示，不少众包骑手都怀疑平台有意地把他们往优选骑手的行列里赶。原因在于众包骑手经常会在几个常规订单之后，接到一两个配送距离特别远的订单，对于这种无力配送的订单，他们只能拒绝或将其转出，如果拒绝订单过多，平台可能会直接封了他们的账号。

平台方为骑手们精心设置了一套奖惩体系，标准概括起来很简单：鼓励骑手接更多的单，惩罚骑手的超时和违约行为。

以优选骑手为例，除了高峰期1到2元的补贴外，接单量累计到了一定数额时，骑手的每单报酬会增加。除此以外，还有质保奖、全勤奖等种类繁多的奖励。

相反，如果配送时间超时，则会依据超时时间分别给予2元、4元和6元的罚款。此外，一旦骑手收到用户的差评，不但有严厉的罚款，而且当月的所有补贴和奖励都会被取消。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许多众包骑手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要么选择退出外卖行业，要么就会转向专送或优选骑手的行列。剩下的众包骑手，也往往陷入等工时间与对计件报酬的追逐中。

对此，李胜蓝与江丽华在《新型劳动时间控制与虚假自由—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研究》一文中有着十分精到的叙述：

“看似自主的劳动选择却在平台劳动时间的条件控制下加深了骑手的劳动禁锢。计件的工资制度安排使得骑手不得不主动延长工作时间，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全天候的劳动安排，甚至不分昼夜地劳动。劳动时间的选择自由沦为劳动者自我加码的工具。长时间的劳动和昼夜颠倒所带来的艰辛，以及被超时所支配的恐惧，常常掩盖了‘自由’所带来的优势，骑手一旦进入到劳动当中，就立即被强烈的时间感所笼罩。”

零工的“自由”

归根结底，自由劳动只是零工经济与外卖行业耦合下的副产品，对外卖骑手的管理其实由过程控制转向结果控制，手段趋于隐蔽，但对骑手的控制力度却从未放松，在各种控制手段的作用下，零工经济蕴含的自由劳动的可能性早已被消解。

然而，零工经济在权益保障方面的不足却被平台方很好地保留了下来。如今，外卖骑手基本上都由外包劳务公司进行管理，与平台方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劳务公司也不与骑手们签订劳动合同，而是以劳务合同的方式确定用工关系。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类型的骑手，都没有合理的劳动权益保障。

骑手们长时间处于事实上没有保障的状态，如果出了什么事故或纠纷，很可能找不到负责的单位，大家都把每天3块钱的保险费当作上税一般看待。

刘麦告诉记者，几乎所有的骑手都没有五险一金，有的只是每天3元的意外险。前段时间受到瞩目的个体户事件也在他身上发生了。据他描述，他的用工关系是在一种混沌的状态中切换的，两个月前，他签了一份有关个体户的协议，签约时没有人向他介绍转成个体户会对他造成怎样的影响，他只是被告知如果不签就不能继续接单。

他自己也不在意这件事情，对他来说，签与不签得到的报酬没有区别，至于权益保障，则不在他的考量范围内。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持他这样想法的骑手不在少数，多名骑手向记者表示，骑手们长时间处于事实上没有保障的状态，如果出了什么事故或纠纷，很可能找不到负责的单位，大家都把每天3块钱的保险费当作上税一般看待。

刘麦说，他所在的站点不久前有名骑手出了车祸，至今也没有拿到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不影响收入，骑手们对平台方的各种操作并不是很在意。

那么骑手们如何保证自己的权益？陈福给了一个颇有点黑色幽默的回答：“只能是注意安全咯。”

这种局面引起了监管层的注意。今年7月16日，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对零工经济这类新型就业形态的劳动报酬、合理休息、社会保险、劳动安全等权益都作出了明确规定。紧接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也联合印发了《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对保障外卖送餐员正当权益提出全方位要求。

为此，美团CEO王兴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表示，“我们将严格按照政府部门的指导意见，积极履行用工责任，更大力度保障不同情形下的劳动者权益”。

话虽至此，依托零工经济崛起的外卖平台，却走向了一个难解的悖论。据测算，如果美团为骑手缴纳最低标准的社保，那么美团每年需要额外付出约170亿元的成本，然而2020年美团外卖全年的净利润仅为28亿元。这意味着如果落实对骑手的保障，那么平台的利润还能剩下多少？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