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全球十大预测
作者： 秦勇中国经济2024年会继续修复，修复的斜率取决于政策的力度和方向。已经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出政策着力点仍然在传统建筑业与制造业，但是建筑业和制造业投入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减弱，原因是它们需要带来新的商业机会才能显现乘数作用，而当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产能达到一定程度后，新的商业机会实际上是需求驱动，相比之下建筑业和制造业驱动的需求是属于工业化初期建立规模效应的“联结效应”，但是当所有人都已经被包括在经济网络中之后，则需要的是人们自发的建立经济联系，寻找生意机会，发掘新需求，从而畅通更小的需求循环。2023年的淄博烧烤以及哈尔滨冰雪消费都是很好的消费热点拉动经济的例子，但是网红经济的可持续性有限，政府的服务意识的转变却可以长久地激发自由市场的活力。
1.中国经济复苏之路仍需加力
从政策力度来讲，2023年经济恢复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还没有走出主要依靠财政拉动的情境，原因是私营部门的投资与支出需求不如预期，此时两种解释就决定了两种政策取向，也对应政策的方向：一种是居民收入受到经济下滑影响，消费能力不足进一步影响企业支出意愿，造成通缩循环，这种情况下比较好的政策是直接补贴居民，消费启动是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的第一步，之后才可能改善企业投资意愿。另一种是企业的信心不足，导致就业情况恶化，居民收入受损，这种情况需要恢复企业信心，从过去的发展模式看，政府支出拉动基建和房地产是刺激企业信心的有效途径，然而目前房地产市场可能需要数年去消化当前的困境，基建的产业链则相对短，因此刺激企业的信心可能需要营造更宽松、法治和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
对外贸易方面，尽管中国的贸易伙伴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但是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对经济增长仍然是有拉动作用的。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小幅回落，在努力保持贸易增长的同时，应当稳定当前的贸易结构，这能帮助中国保持在国际产业链的关键位置，从而保证科技、资金的吸引力。
2.美国经济或成功软着陆
过去我们认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突出的国家，此时各个国家的财政政策的取向对全球经济的作用较为显著，但是随着“去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逐步深化，全球贸易的区域化特征可能会越来越显现，经济增长的同步性也可能以区域联动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个时候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作用也许会转向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当然是由全球经济周期所决定的，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经济周期错位，那么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将是未来世界经济的稳定器。
2023年7月美国首次暂停加息后，通胀继续缓慢回落，但是核心通胀仍有反复；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已经底部稳定，服务业PMI也显现底部震荡；失业率虽有小幅抬升，但是总体上劳动力市场依然稳健；房地产市场也在高位震荡。综合所有的指标，美国经济2024年软着陆的概率很高，可能的情形是利率会更长时间地保持在高位，对于周期同步的市场经济体而言高利率有助于产能出清，实际也有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健，同时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会进一步得到巩固，而这个货币体系可能成为全球动荡时期的稳定器。
3.地缘政治的焦点长期在亚太
尽管2022年以来全球陆续爆发了较大的局部冲突，乌克兰冲突和以哈冲突分别发生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并且近期在红海胡塞武装发动了袭击，这似乎有把局部冲突连接成片的可能。然而，欧亚非交界的争夺可能只是历来权力角逐的地区而已，它们也许代表背后巨头争夺的先驱，而之所以这些局部冲突旷日持久，且并没有演化成更大规模或者全面的战争，也是因为大国较量并没有正式的展开。这背后有很多原因：首先，这些局部冲突的角逐实力对比悬殊，除了核力量以外总体风险可控；其次，两次世界大战并不久远，欧洲大陆对战争的排斥和警惕情绪还很浓重，而战争的正当性是民主国家能否以及以何种形式参与到战争中的关键要素；最后，对于冲突的评估决定了最终何时以及何种规模，甚至是在何地进行一场全局战争的决定因素，先遣战争都是代理人战争，战事的爆发点同时也形成一道屏障，控制战事的发展同时可能是在为未来权力争夺者的国土上打响全局战争做准备。
排除核战争的情况，全面战争只可能发生在力量接近的超级大国之间，最终的全面战争则仍然会以不同利益盟友间对立形式展开。世界经济体量和人口体量最大的国家相对比较集中地分布在环太平洋区域并且有向这个区域进一步集中的趋势，因而未来真正吸引军事布局的重点地区，并有可能会引发全局战争的地方都会是亚太。
4.新的冷战是经济与科技之战
局部冲突不断上演的背景下，不同的利益集团的阵营会越来越清晰，即使不爆发热战，也可能将全球推向新的冷战，如果对立的情绪不能扭转，那么这可能是较为理想的状态。参考第一次冷战，最终的结果实际上是经济实力的较量，尽管冷战表象上是军事、科技和航天工业的较量，但其背后则是支撑这一切较量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的较量又以制度软实力为基础，所以可以看到苏联以举国之力卷入到对抗之中，而美国在冷战之后很快掀起了全球的“互联网革命”，这场较量立见高下。以举国之力卷入对抗是消耗国力的制度往往将国家拖向失败，而能够利用对抗更好地发展经济与科技的制度是胜出的关键。
普遍认为冷战改变了科技和政府的关系，因为在冷战期间美国就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成立了多个前沿科学研究机构，从最早的海军研究办公室，到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熟知的原子能委员会，还有前沿研究项目委员会，并扩大了国家健康研究所，冷战在规模上和融资结构上改变了美国科学。虽然事后分析认为政府虽然出资，但并不限制科学家的研究兴趣，然而由于主要的支持方向是物理、电子、计算机科学，政府仍然主导了未来科学发展的方向。
当今，科学的发展已经不完全是国家主导了，不少科学突破都发生在非军方联系的企业，它们依靠资本市场融资，有更大的研究自主性。也就是说新的冷战将是政府与金融支持下的科技比拼，金融最终也将取决于经济，那么过去如果纯由政府主导的科技发展体制可以集举国之力，现在单由国家的力量是没办法与“政府+金融”的力量相比的，其结果可能是围绕经济与科技的集团之间形成新的国家鸿沟。
5.AI催生一个思想更加解放的世纪
AI的出现重构了人类与工具的关系。从AI的产生可以看出它需要大量的人类经验输入，这就有两个结果：1）输入的质量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输出的质量，那么越多样的、不受限制的、思想解放的内容世界才可能产生满足人类更多样的需求，AI的应用场景才有可能不断拓宽，作为工具对整个社会效率的提升才能发挥基础性作用；2）作为工具的AI它有可能在两个维度上超越人类：一是在平均意义上超过大多数人的智能；二是它有可能自主生成内容反过来改变人类内容世界的产生规律，这有可能意味着未来不同国家的竞争的起点变成AI强弱的对比。
AI能否产生意识的判断最终上升到两个判断：第一是产生意识的必要条件是否与系统的构成有关，或是仅是输入和输出的逻辑表达，如果是后者，那么就解决了必要条件，机器是可以产生自我意识的，这就导致人类和机器在未来可能出现“竞生”关系；第二是智能是否是意识的充分条件，智能实际上是人类对自我认知能力的一种主观价值判断，假如承认很多生物都是有意识的，反而人类认知能力标准值得质疑，那么未来学家雷·库茨魏尔（Raymond Kurzweil）提出的“奇点”也许就很值得人们普罗米修斯式的恐惧了，因为人工智能无论是否有意识，都正在快速走向超越人类智能的路上，超出人类的理解和控制并不遥远。
然而AI无论是否突破意识的界线都可能改变人类世界的内容生成过程，而这个过程是AI在诞生时就被人类主动赋予的自由度，因此是不可控的，那么未来的内容世界将是思想更加解放的域界，思想禁锢的国家可能思想会越来越固化，不同的国家间将形成巨大鸿沟。
6.经济发展与不平等是群雄逐鹿的土壤
对不平等的研究2000年后变得十分热门，但是实际上在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前，经济学对不平等的研究已经沉寂多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之后两大阵营都认为在自己的体系内，阶级变成过去时，阶级的划分不再必要，因此收入分配研究也就不再必要。在社会主义中资产阶级被消灭，这样就不存在财产所有权收入，剥削不再可能，那么所有的收入来自劳动力，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异较小，不平等的研究本身甚至是对共产主义信条的挑战。而在西方，同样的客观原因，经济学作为学科重心从老牌的阶级划分鲜明的欧洲转向阶级流动更大的美国，美国对阶级的看法与欧洲的古典经济学家截然不同，美国精神鼓励的就是不论出身，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两个阵营都否认了阶级的重要性。
2014年忽略不平等经济学的状态发生了世界级的扭转，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把不平等经济学重新带回世界经济学舞台中心，而被他称为不平等经济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早在1996年就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提出这个问题。不平等议题随着这个现象级的书进入到了政治、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讨论中。随着公众的关注度上升，基于不平等问题的民族主义再度崛起，民族主义崛起会裹挟着全球的大多数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国内与国际政治形成冲击，政治极化变得更加普遍，增加了不同国家间政治叙事的敌对性。
政治极化的另一方面实际上是政治的多极化，政治多极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越来越多的国家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进入到1万美元俱乐部后，面临国内政治转型压力。从各国历史看，中等收入陷阱同时是制度转型陷阱，无法顺利实现转型，转而可能在国际政治上寻求出路，不少国家都提出能恢复到自己民族历史上曾经的辉煌时刻。这是政治理想对经济实惠的代偿机制，以此维系国内的统一与稳定。
资本带来的不平等已经走到相当的极端位置，近期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日公布的《不平等报告》显示，世界上最富裕的1%群体拥有全球43%的金融资产。不平等与政治极化相互助力，无论与自身准备还是国际环境都不利于国家的政治转型，可能影响全球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前景。
7.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开始逐步显现
美国国家气象分析显示2023年美国发生10亿美元以上级别的极端天气灾害达到28起，创下历史纪录，其中始于得克萨斯的热浪席卷南部和中西部造成严重干旱，美国海洋与大气局估计造成1450亿美元经济损失。2022年欧洲同样经历创纪录的热浪，非洲遭遇数十年以来最大干旱，南美洲的巴拉圭冬季气温飙升到40摄氏度，中国夏季受到历史最严重的干旱打击。这些无疑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人类历史上气候变化从很长视角塑造了现代文明的分布，从环境生态的角度看，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欧洲，是因为工业革命的主要能源煤炭靠近欧洲的工业生产区，因此欧洲取得了成本和人工上的优势，这是第一次大分流的重要原因。尽管还可以找出很多社会、宗教与政治的原因，但是当能源革命开启后，这些禀赋极大地强化了先天的优势，并在全球化中进一步将先行者优势扩大。而能源的二次革命成就了中东的大多数国家，虽然有“资源诅咒”的理论，但是没有资源的加持，在宗教色彩浓重的社会制度下可能更加落后。
第三次能源革命资源禀赋的特征不明显，更重要的是发展禀赋，那些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更能够受益于能源转型的是赢家，这些国家会积极推进能源转型，因为作为能源设备的供应方可以实现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对极端天气造成的灾害也有更大的容忍度，因为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应对和减少气候灾害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国家可能受限于能源转型的约束，同时应对灾害的能力也更薄弱，这可能加深固有的国家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