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建厂，中国光伏企业的动机与无奈

2015年，为了留住大客户通用汽车，中国商人曹德旺在美国建起一座后来被广为人知的汽车玻璃工厂。

那一年的SNEC光伏展上，美国葡萄太阳能公司创始人、美籍华人袁海洋号召中国光伏企业组团去美国生产。彼时的他对美国制造充满信心，认为其能超越中国，但应者寥寥。

随后的事实也朝着反方向发展——中国光伏在坎坷中崛起，美国光伏却全面落后。当前，在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四个主要制造环节，中国光伏均占据全球85%以上的产能和产量，而美国仅有零星产能，极度依赖进口。

为了保护本土制造，十多年来，美国政府用足了WTO（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内的反倾销反补贴、国内贸易法中的201、301条款等贸易救济措施来封堵中国光伏。然而这些措施并未真正救活本土企业，反而使得美国光伏产品供应紧张，价格高企。

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美国这个全球第二大光伏市场，成为当前为数不多的利润高地。在国内与欧洲的组件均价纷纷卷至1元/W以下时，美国市场仍保持在0.31美元/W（约合2.2元/W）的高位。中国企业需要争取这个市场。

为了绕过贸易壁垒，中国光伏曾涌去东南亚设厂。但随着反规避措施即将在2024年6月实质性落地，东南亚产能也将面临更为严苛的限制条件。一方面贸易壁垒在不断加码，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补贴措施给了中国企业“一步到位”的机会。

2022年8月，拜登政府通过《通货膨胀消减法案》（下称“IRA”），给光伏等新能源领域提供制造补贴，诱人的补贴弥补了美国制造的成本劣势，使得在美制造光伏具有经济性，中国企业开始重新审视赴美建厂议题。

不过，新一轮的全球产能布局充满风险。“曹德旺去美国投资时还是奥巴马时代，但现在的环境已大不相同。”褚海感叹。他是某中国光伏企业美国工厂的管理人员。

当前，中国光伏企业在美扩产规模、布局深度不及来自其他国家的企业，更远远比不上它们在国内扩产的大手笔。业内人士担忧，在地缘政治影响下，美国政府的大棒和胡萝卜不会落在同一批人身上。中国企业在美国境外被贸易壁垒阻挡，去美国建厂却必能拿到补贴。

图：美国可再生能源领域新增专利数量

但无论如何，袁海洋经营了近十年的“中美光伏交流群”再度活跃起来，他接受了不少企业的咨询，有来自中国的，也有来自欧洲的。在他看来，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美建厂只是迈出第一步，深入本土才是更大的挑战。

大棒加胡萝卜

从中国江苏无锡驱车四个小时范围内，几乎可以找到光伏供应链上的所有产品。而美国现在就像是15年前的中国，从主要环节到各种辅材，几乎什么都缺。

世界上第一片晶硅太阳能电池诞生于美国贝尔实验室。但作为技术发源地，由于早期市场规模较小、光伏并非尖端科技等原因，美国并未重视光伏制造。

缺乏政府补贴的企业难以为继，2011年-2014年间，美国政府应本土制造商请求，对中国光伏产品开展“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加征高额关税。这一举措促使中国企业绕道至东南亚设厂，美国进口光伏组件的主要来源地从中国变为东南亚。

随后数年，美国继续通过其国内贸易法中的201、301关税条款，涉疆法案、反规避等措施补充、加高贸易壁垒。但这些措施未能挽救美国本土制造。据国金证券研报，因成本劣势，2015年美国停止生产硅片，2018年电池厂商纷纷破产，大量多晶硅产能处于闲置状态或专供半导体行业。

美国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报告显示，截至2023上半年末，美国组件制造能力约10GW，而上半年出货量仅3.1GW，进口了25.1GW光伏组件。此外，美国目前几乎没有硅片和电池片产能。而据彭博新能源，2023全年美国新增光伏装机容量约35GW。

失去产业土壤的滋养，技术创新也逐渐枯萎。2012年前后，美国光伏领域年新增专利数量逐渐下滑。而中国虽然早期是海外光伏技术的追随者，但通过强大的产业化能力，实现了规模化量产、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工艺改进，目前已在多个领域实现技术领先。

贸易救济措施无效，原因在于美国光伏制造很难凭借产业自身力量逆转成本劣势。据美国太阳能技术办公室（SETO）报告，2020年美国制造硅组件的成本比中国高出30%-40%。其中劳动力是造成成本差异的主要因素，劳动力占美国制造总成本的22%，而中国仅占8%。此外，由于供应链存在缺口，进口成本也使美国制造成本增加约11%。

随着近两年中国光伏产能进一步扩张和内卷，成本降低带来的价格优势更加突出。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2023年末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制造的组件比欧洲便宜50%，比美国便宜65%。

褚海透露，美国产业工人时薪在17美元-26美元，人力成本是国内的6倍-7倍，而配套设备的投资也比国内贵4倍-5倍。此外，中国制造的整合集群能力、完整的供应链条，也能进一步降本增效，而这在美国难以实现。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质量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林雪萍曾在与《财经》交流中提出，把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归结为劳动力廉价是片面的。实际上，中国制造的优势在于有强大的供应链网络的连接力，还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大军。全球除了中国，找不到这么庞大、有组织、有纪律、整体教育程度良好的劳动力群体。

贸易救济之外，美国开始补贴本土制造。2022年8月，拜登签署《通胀削减法案》（IRA），该法案计划通过税制改革减少财政赤字，并在气候和清洁能源领域支出约3700亿美元，其中就包含对光伏产业的补贴。

法案发布后，美国光伏迎来一波扩产潮，除了本土企业，来自中国、欧洲、加拿大、印度等国家的企业纷纷宣布赴美建厂。由于欧洲当前缺乏实质性补贴，老牌光伏企业梅耶伯格更是宣布放弃德国组件厂，将战略重心转移向美国。

袁海洋表示，除了联邦层面的补贴，州、县层面的税收减免、低息长期贷款等优惠条件，都可以与当地政府一对一谈判。

2023年3月，美国太阳能工业协会（SEIA）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曾以为美国到2030年拥有50GW光伏组件产能的目标遥不可及，但现在，这个目标已基本实现。实际的数字远超预料，据伍德麦肯兹统计，根据目前已公布的规划，2026年美国组件产能将超120GW，是当年本土光伏装机需求的3倍。

不过，来自伍德麦肯兹光伏供应链的高级研究顾问孙怀砚提醒，庞大的产能规划未必能全部落地。由于融资，制造经验，市场竞争，技术，原材料等方面存在的困难，预计2026年美国组件环节实际落地的产能略超60GW，仅为扩产规划的一半左右。

诱惑、门槛与风险

尽管困难重重，但美国政府补贴的诱惑难以抵挡。美国联邦层面通过IRA给光伏制造方提供两种补贴——投资税收抵免（48C ITC）和生产制造补贴（45X MPTC），二者只能选择其一。

投资税收抵免（48C ITC）在完成建厂投资后即可申请，若符合用工条件，可获得投资额30%的税收抵免；而生产制造补贴（45X MPTC）则给产业链各环节产品设置了不同补贴额度，企业将产品销售给独立第三方客户后可以申请补贴。

“如果着急获得补贴，企业可能会选择48C ITC，但一般会更倾向于选择45X MPTC。虽然后者有一定迟滞性，但可持续，且随着产量增加，收益更为可观。”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晓峰说。

“前所未有的补贴。”袁海洋如此形容。他告诉《财经》，以组件环节为例，在不考虑电池片、玻璃等原材料的情况下，在美国的制造成本大约是5美分/W，而政府的补贴是7美分/W。这里的制造成本涵盖了房租、水电、人工、保险等除原材料以外的各种成本。“在规模效应下，产能越大，实际平摊到每瓦的成本还会更低。”

而从建厂初始投入来看，一条1GW组件产线，设备投入大约1500万美元。假设租厂房，那么除了固定资产外，其余均为流动资金。而生产1GW产品并卖掉，补贴能达到7000万美元。另据《财经》了解，以某中国企业在美国新建的组件厂为例，根据其投资收益模型，在有补贴的情况下，三年左右即可收回成本。

据InfoLink分析师杜加恩测算，有补贴的情况下，当前在美单设组件厂的毛利率约25%，不同程度的一体化毛利率有望更高。即便美国市场价格下跌，以25美分的价格测算，本土厂商也能够依靠补贴抵抗价格冲击——美国组件厂仍然保有10%以上的毛利率。

虽然美国市场和补贴足够诱人，但不少中国光伏企业仍在犹豫观望，最令人担忧的是地缘政治带来的政策风险——

中国企业未必能拿到补贴。“欧洲、印度的企业，在美国看来都是自己人。他们（拿不到补贴的）风险很小，扩产动作也更大。”一位电池片厂商人士表示。

当前，中国光伏企业在美扩产以头部公司为主，产能规模较小，且主要投向组件。目前只有阿特斯正式宣布扩产电池片环节。杜加恩表示，大多数企业希望先通过投资门槛较低的组件环节进行美国产能布局，等熟悉当地环境、获得稳定可靠的IRA补贴后才会考虑进行更上游的扩产。

袁海洋表示，今年是IRA执行的第一年，本财政年度结束后，2025年一季度企业可申请，并于第二季度拿到补贴。也就是说，到明年中旬，企业才能真正落袋为安。

袁海洋和李晓峰均认为，中国光伏企业获取补贴问题不大。“美国是一个崇尚法律的国家，无论做什么都要依据法律，且无论是通过还是推翻法律，都是非常难的。IRA已经是一个法律，十年有效，而目前法案和后续细则中，均没有对中国光伏企业在美投资并获取补贴进行限制。”袁海洋说。

表：中国上市光伏企业美国建厂情况

但这种乐观伴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今年美国大选出现政党轮替，政策是否能够延续？美国是否会将“敏感外国实体”延伸至光伏产业，或者出台限制中国光伏企业的补充政策？“目前美国的态度还不明朗，因此大家都很低调，不太愿意谈论（赴美建厂）这个话题。”褚海表示。

2023年12月，来自共和党的众议员卡罗尔·米勒联合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提出《保护美国先进制造法案》。根据该提案，如果中资企业股权占比超过10%，就无法获得IRA补贴。米勒表示，该法案将确保包括中国在内的，旨在削弱美国的国家不会获得美国提供的税收抵免。另一位发起者卢比奥则是著名的反华政客，涉疆法案即由他提出。

该法案是否能够通过还未可知，但中国企业赴美建厂的风险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也不容忽视。如果供求关系逆转，美国市场价格进一步下跌，将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回报，而这一风险不仅限于中国企业。2月中旬，美国太阳能制造商CubicPV就宣布，受硅片价格下跌和建设成本增加的影响，取消10GW硅片产能规划。

杜加恩还提示，海外建厂有诸多隐性成本，从选址、招人用工、设计产能及降本，到应对复杂的法律、政治环境等等，都有可能推高企业最终付出的实际成本。“这是一个非常难作的决定，自身禀赋不同的企业会有截然不同的定位和规划，这需要庞大的法务、税务乃至外部顾问等专业团队配合决策。”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