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如何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
作者： 邹碧颖 王延春
6月的燕园草长莺飞。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坐落在北京大学古色古香的朗润园里，林毅夫先生的办公室就在院落纵深处。对于林毅夫先生来说，这是一个忙碌的下午。刚开完万众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课题”开题会，林毅夫先生就匆忙赶来接受《财经》采访。近期，林毅夫与其他学者合著的《新质生产力：中国创新发展的着力点与内在逻辑》一书出版。书中强调，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作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南南合作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林毅夫始终将学术视野聚焦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他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转型成败经验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实事求是从自身要素禀赋和其结构的现实出发，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一次，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新质生产力。去年7月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去年12月中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5月，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发文，提出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考虑是：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林毅夫在北京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回国前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作博士后研究。他曾任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作为同时拥有国际视野与从政经验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向《财经》指出，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将带来巨大的产业变革，蒸汽机、电力、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之后，我们现今正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对于原来的技术和产业，每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所释放的生产力都是“新质生产力”。
当下，关于“新质生产力”众说纷纭，甚有流于表面之虞。但林毅夫廓清，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相对于原来的技术和产业必然有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的特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有作为技术革命载体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然而不能不顾物质条件，一哄而上，也不能忽视、放弃传统产业，搞一种模式。新质生产力的要义是技术革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其必然要有的载体，然而传统产业也可以通过采用革命性的新技术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其实，即使现在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这些产业也会成为当时的成熟的、主导的产业，届时也很可能会有新的技术革命而有那时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时的主导产业也需要新技术来发展新模式、新动能。
不能错失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赶上了发达国家。但如果我们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落后了，可能又会拉开差距
《财经》：生产力迭代是人类发展的内生引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历史性交汇。自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后，“新质生产力”已成为热词。您怎么看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与战略意义？
林毅夫：我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探讨新质生产力的话题。自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确实是一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促进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发展成就在世界领先，那时人类处于农业社会时期。一些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发现，当时西欧国家每年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只有0.05%，要1400年，人均GDP、人的物质拥有量才能翻一番。和平时期，人口增速快，粮食就不足，带来社会动乱和国与国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社会动乱和战争后，人口减少，粮食有了余裕，人口增速加快，又出现了瓶颈，粮食不足、战争，处于如此循环往复的马尔萨斯陷阱。西方社会是这样的，中国古代社会改朝换代也与此有关。
发端于西欧的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按照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西欧北美等工业革命先行国家人均GDP增速突然跃升了20倍，从每年只有0.05%增加到1%，人类物质拥有量翻倍的时间，从1400年减少到70年，人均预期寿命也延长了。传统农业社会，人类的预期寿命不到35岁，工业革命后随着物质增加、生活改善，预期寿命慢慢从35岁、40岁、50岁、60岁，延长到70岁、80岁。这都是科技革命带来产业变革、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没有抓住这个机遇，出现了大分流，我国和非洲、中南美洲、亚洲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成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开端于18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为代表，接着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了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其后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了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间隔的时间在不断缩小。实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比工业革命前增加了20倍，100多年后这些国家引领了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人均GDP增长速度翻了一番到2%。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新的产业和旧产业的新技术改造。我们现在正进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前几次工业革命一样，会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涌现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换道革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大发展。
《财经》：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错失新质生产力会怎样？
林毅夫：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让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关系到两个大局的统筹。
第一个大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这要求我国到本世纪中叶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现代化强国必须有生产力水平领先于全世界的实体经济作为支撑，那时的主导产业会是涌现于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我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5年的不懈努力，尤其是在十八大以后在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指引下，我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绝大多数产业上追赶上了发达国家。我国必须抓住方兴未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上我国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的战略机遇期，成为这些产业的领先国家，这样新中国才能在2049年成立100周年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的目标。
第二个大局是我国正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所带来的各种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考验，各种外部打压随时加速出现。虽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前的钢铁、造船、计算机、信息技术等不少产业中国已处于世界领先，但是，光刻机、基础芯片相对落后，面临被“脱钩断链”，威胁到我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若不发展好，我国可能再次落后。我们只有勇立潮头面对挑战，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领先于或与西方发达国家并驾齐驱才能避免被“卡脖子”的被动局面的不断出现。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所带来的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挑战，要求我国发展好、布局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同时，利用好新的数据技术、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新的绿色技术改造好我国的传统产业，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传统产业的物质基础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二者相辅相成，才能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学习总书记一系列论述的一点心得体会。
《财经》：新质生产力的范畴，目前有争议。一方面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是新兴行业或未来产业。另一方面的观点则认为，部分传统产业经过技术改造后可以成为新兴产业，建议国家政策不要过于强调产业的划分。您怎么看？
林毅夫：新技术要以产业为依托和载体。总书记强调，要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产业必然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但传统产业也同样可以是新生质生产力的载体。蒸汽机带来火车、轮船等新产业，但蒸汽机也被用来改造原来的纺织厂设备，让工厂里的水力动力变成蒸汽动力。电气化技术固然带来了电灯、电器、电机等新产业，但也被用于替代传统工厂里的蒸汽机、内燃机等。同样的情形也体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技术创造出科研用、商用大型计算机，个人用桌上、手提计算机和手机等新兴产业，但也用于改善机床、汽车、轮船等各种设备的控制，并广泛应用于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各种活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的科技革命带来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可以用来改造传统农业、制造业，以提质增效，这些传统产业也同时会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配套。特斯拉在美国发展新能源汽车十多年，年产不到3万辆，差点破产，2019年到上海来投资，第二年就生产48万辆，使得特斯拉成为市场估值高达6000亿美元的全球第一大汽车企业，其奥秘就在于我国传统产业的配套能力强。所以，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时，对我国配套齐全的传统产业为载体的技术变革不能厚此薄彼，必须齐头并进，我国才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上胜出。
了解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决定因素、发展动力对我国统筹两个大局至关重要。中国是拥有5000年辉煌文明的国家，有研究发现在15世纪、16世纪之前，我们领先于全世界1000多年，但是因为错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我国突然就落后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没能赶上。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各个产业我们基本追赶上了。计算机的生产、应用以及信息技术的普及发展，我国在许多方面领先于全世界。中国4G、5G网络的铺设是全世界覆盖面最广的，相关专利最多，6G技术的研发也处在全球前列就是例证。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我们赶上了发达国家，使得我国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我们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落后了，可能又会拉开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当下，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涌现，我们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并且有四个方面的独特优势：一、中国拥有14亿人口，人才跟人口成正比，我们有丰富的各方面科技人才的优势；二、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最新的技术可以在各类场景快速应用，快速达到规模经济的优势；三、中国拥有最齐全的产业配套，能够迅速、较低成本地将概念变成产品的优势。四、中国拥有制度优势，我们能够充分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两只手的作用，紧紧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当然，目前新兴产业的数量还是少数，未来产业只见端倪，绝大多数产业还是传统产业，但是，传统产业也是中国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我们要用产业数字化、人工智能、绿色技术来提升传统产业，使其也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载体。传统产业不能说就是落后产业，传统产业可以采用革命性的科技来改造，实现高端化、高质化、高效化。
随着科技的不断革命，任何产业都会从未来变成新兴，从新兴变成传统，但是，只要其产品还有市场需求，对其生产还符合当地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样的产业都应该不断依靠新技术来提质增效，提高竞争力，这是企业持久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任何产业永葆新质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