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修复中蕴新生

在历史的长河中，2022年注定会留下不平凡的印记。

这一年，疫情依然从方方面面困扰着生活，世界面临能源与粮食危机，全球经济在不确定中跌撞前行。在疫情、地缘政治冲突、供应链挑战、通胀压力等多重冲击下，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仍不乐观。世界经济增长的不均衡性愈发突出。当前全球经济还未真正复苏，2023年外需拖累严重。

2023年新起点下，托底政策“累积效应”或将显现；稳增长加码势在必行，数字经济加持下，制造业投资或成最亮丽的宏观指标；消费修复成大势所趋。期待2023年能履险蹈难、行稳致远。

《财经》记者采访了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三位经济学者，从他们的视角展望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2023年经济前景预测

《财经》：您如何判断2023年经济发展走势？2023年经济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刘元春：在政策科学化、新稳增长政策持续推动、新动能持续成长三重因素共同作用下，2023年中国经济会进入持续稳定复苏的状态。

考虑到2022年国内国际环境依然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大，疫情冲击仍有不确定性，欧美经济依然存在二次硬着陆的可能。2023年经济增速目标设定为5%-6%比较合适，因为如果2023年经济增速过低，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难以感受到经济复苏的成果，也难以摆脱经济持续下滑的狂潮。即使经济增长5%，离我们潜在经济增速还有一定距离。

但目标增速也不宜设置过高，因为疫情冲击带来的问题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外部环境的恶化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消退的。我们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不是短期就能化解的。因此我们必须有保有压，稳中求进，要保持一定政策空间，同时也要为化解相关问题保留相应的调整空间。

2023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几大挑战。第一，疫情管控优化后，疫情在流行期对经济社会秩序的冲击，如何管理好流行期向常态化的过渡期是重点。第二，欧美经济是否出现第二次衰退。第三，俄乌冲突是否升级，进而加剧全球地缘政治压力。第四，房地产能否逆转下滑态势。第五，在经济和土地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投融资平台是否会出现违约现象。

姚洋：我对2023年经济持乐观态度，结合目前疫情形势，一季度是调整期，1月底将进入疫情高峰期，随后疫情平稳。二季度疫情好转，经济将开始复苏。目前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北京疫情高峰期一过，大家就会走上街头，成都足球赛人山人海。

我认为2023年消费会反弹。过去几年，尤其是2022年，消费低迷，在低基数基础上反弹很容易。并且老百姓的消费欲望憋了三年。乐观假设，2023年“五一”假期消费就会有较大反弹。政府能加把力更好，比如把“五一”假期凑到七天，这样消费反弹的趋势会更明显。

我建议2023年经济增速目标定为5.5%。5.5%是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疫情三年经济的平均增速为4.3%左右，远低于潜在增长速度。按照这个速度，我们达不到2035目标。

我担心的是政府看到经济过热又进行调控。我建议政府的政策宽松一些，这里的宽松不是财政货币政策，而是政策整体要宽松。既然疫情防控措施优化了，政策就应该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中国不像其他国家主要靠财政、货币政策调控，诸如房地产等其他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更大。如果2023年出台更多地产鼓励政策，房地产行业可能会复苏。房地产占中国经济的比重约17%，2022年房地产销售下降超过20%，房地产停止下跌就是对增长的贡献。

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2.3%，在此基础上2021年经济增速8.4%，我预计2022年经济增速3%左右，情况类似2020年，基数较低。2023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6%还是有希望的。如果按照两年平均潜在增长速度5%来计算，2023年经济增速得达到7%。无论如何计算，2023年经济增速达到5.5%-6%应该没问题。

贾康：2023年经济大概率回升，但可能有个消化期，主要消化疫情防控措施调整后疫情高发风险和重症病人出现的压力。专家预测，高风险期约为1个-3个月，因地而异，据说北京已基本过了高峰期，天津正在高峰期，将很快过去。总体来说，2023年一季度各地高峰期将陆续见顶，二季度经济指标正对应2022年二季度低谷状态，同比指标将很好看。如果三季度、四季度能乘势发展，贯彻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和二十大精神，2023年经济有望明显提升。

我建议2023年增速目标定在6%左右或6%以上。2020年、2021年两年复合年均增长率5.2%，比2019年6.1%低了接近1个百分点。如果2022年经济增速能超过3%（大概率不会超过3.3%），2023年经济增速达到7%，两年复合增长率也只是略超5%，还没到达理想区间。在“十四五”最后两年，我们还要努力在促进高质量发展中提升经济增速。

当下的一个挑战，是各地如何面对疫情防控措施调整后的压力。其后是如何对接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要得到实质性贯彻。首先，中央对一些行业做出了明确指导，比如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必须得到健康发展，形成从短期到中长期的健康发展新模式。其次，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并有针对性地纠正有关两个毫不动摇的错误认识。再次，振作数字经济平台，尽快推出一批绿灯项目。最后，实体经济升级发展、鼓励“专精特新”企业、在高科技领域中更好地实现新基建带头作用，用创新引领发展，等等。这些都值得期待。

哪些领域率先复苏

《财经》：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将首先从哪些方面影响经济发展？哪些领域可能率先复苏？

姚洋：疫情依然面临反复不确定性风险。我们要抓紧时间提高疫苗接种率，科学研究证实，打过疫苗的人症状会轻一些，但疫苗有效期只有半年，到今天，很多人体内可能已经没有抗体了。如果我们能躲过春季传染高峰期，按照传染病学家的估计，到2023年中，新冠就会变成普通感冒。

我对消费领域复苏持乐观态度。过去几年，服务业PMI（采购经理指数）一直低于荣枯线，2023年二季度服务业PMI很可能超过荣枯线，制造业可能略差，2023年出口情况不会太好。但如果国内的消费需求上来，制造业不会落后太多。

刘元春：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会直接导致流行期的到来，各地可能会轮流出现疫情高峰，从而对经济社会秩序带来冲击。但是大家能从疫情优化中看到2023年经济复苏的趋势，从而提升信心。

高峰期一过，全民免疫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恢复，社会交易和社会交往将常态化。疫情造成的交易停滞、社交分离等状况得到改善，基础性服务行业，如餐饮、旅游、娱乐等可能会得到补偿性，甚至报复性的消费。

贾康：首先会促进复工复产，消费端将明显出现复苏趋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到的房地产业，现在是“冰火两重天”，“火”的一端将会先复苏，比如深圳、杭州等地已有复苏迹象。数字经济平台方面，要关注绿灯项目如何推进，政策要引导和鼓励平台振作起来，更好地实现创新发展。实体经济里，国家政策支持的“专精特新”企业会带头复苏。同时疫情仍在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我们要全力救助重症患者，降低死亡率。

《财经》：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还将持续多久？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三重压力是否会有好转？

刘元春：三重压力在经济体系上有进一步抬头的趋势，特别是在疫情大面积暴发的压力下。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国家新一轮稳增长政策的出台、疫情流行期的平稳度过，需求不足和预期减弱等现象在二季度可能会大面积消退。但是供给冲击依然会面临着不确定性，尤其是大宗商品、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动，值得关注。

姚洋：我们基本不会再面临供给冲击。此前的供给冲击主要来自国际市场对中国的冲击，尤其是美国高端芯片（小于14纳米）的断供。但现在美国在讨论将断供范围扩大，如果落实，这将是我们面临的新供给冲击。

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是紧密联系的。企业的信心、预期和需求高度相关，预期跟着需求走，需求上去了，预期就好了。所以2023年的牛鼻子还是需求，需求中消费是主体，而不是投资。2022年我们靠投资托底经济，2023年投资不太可能比2022年更好，还是要把希望寄托在消费复苏上。

贾康：这要看我们怎么认识三重压力。2021年下半年三重压力较为突出。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常务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已经指出，除了客观因素造成的压力之外，还有主观方面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现在实际上已经处于纠偏的过程中。

从反思合成谬误来看，不能只强调从严从紧防范风险，而是要把防风险和稳增长对接好；从分解谬误来看，中央特别强调，要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能简单地走极端、把系统工程碎片化，比如“双碳”目标就是持久战，不能打成突击战。如果能坚持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中央精神，纠偏两个谬误，我们就能更好地应对客观压力，2023年这三重压力就会得到明显消解。

关键是修复市场信心

《财经》：您认为如何修复市场信心、消费信心，从而撬动内需？

姚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23年要促消费，关键要配套切实可行的政策。

我建议，第一，把“五一”小长假延长，向老百姓传达鼓励消费的信息，短期内可以给旅游行业免税，让旅游价格下来，有利于形成“五一”消费高峰，即使消费高峰过去，也有利于鼓励消费信心。

长期来看，政府可以给老百姓发放现金和消费券。通过计算，我发现发消费券比发现金作用更大。

2023年老百姓可支配收入预计为66万亿元，如果发放1.4万亿元现金，相当于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12%，居民消费倾向是70%，多发放1.4万亿元现金预计增加1.48%的社零。社零不是最终消费，换算成消费，消费将增长1.04%。消费占GDP的65%，换算GDP将增长0.68%。也就是说，发放相当于GDP1%强的现金能够让GDP增长0.68个百分点，弹性尚可。

如果发消费券，相当于给商品降价。发消费券不要指定用途，否则会造成不匹配，消费者可能抢到电视消费券，但家中不需要电视，这就造成了浪费。按照以往经验，如果发放指定用途的折扣券，兑现的比例只有60%，发放消费券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但是如果不指定用途，按照20%的折现比例来计算，就有5倍的杠杆作用，相当于给7万亿元的商品打折。根据统计局数据，中国全年零售是44万亿元，相当于对全部零售额打折3.18%。价格一旦普降3.18%，能刺激多少消费？价格弹性在0.7%-0.8%，零售会增加2.2%-2.54%，按照70%转换成消费、消费占GDP65%来换算，GDP可以增长1.1%-1.16%，高于发放等额现金。

发放消费券比发现金好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发放1.4万亿元现金在老百姓的全部收入中占比较低，而居民近几年的消费倾向不高，只有70%。

为什么此前消费券发放效果不明显？第一，消费券发放的量太小。以南方某省为例，只发了2亿-3亿元的消费券，而该省的GDP有五六万亿元，消费券的占比不到万分之一，即使大家都去领，也不会有太大效果。第二，指定消费品种。要给大家发消费券，就要让消费券什么都可以用。对老百姓来说，如果消费券就是现金，他们为什么不用？所以消费券的使用方法还得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