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与“先夏模型”

《海贝与贝币》

杨斌 著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日前公布最新的三星堆断代，确定几个祭祀坑形成于30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而且形成时间大致相当。具体说，三号、四号、六号、八号四个坑平均年代在前1170年正负50年。也就是说，与国家博物馆里的后母戊鼎几乎同时。那只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即商王武丁之妻）铸造的，祖庚、祖甲是前1192年到前1160年。所以算三星堆出土的几件青铜鼎可以心里有个数，和殷商比照着看。

关于华夏文明的起源，这是上古史研究绕不开的问题，也是关乎“国家”的文化渊薮。

从李济先生考察安阳殷墟的100年来，华夏文明的起源有“中原中心说”（夏鼐、安志敏等，盛行于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满天星斗说”（苏秉琦，70年代以来）、“中国相互作用圈说”（张光直，80年代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严文明，80年代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赵辉，2000年以来）、“新中原中心说”（张学海，2002年）等。大体上是围绕中原，视野逐渐放开。目前主流的似乎是满天星斗说，由于三星堆的发掘，这颗“星”越来越显得璀璨。

目前看，除了殷墟是毫无疑问的殷商都城，建立于3400年前。石峁与陶寺为4000年前同时代且地理上有交集的都城也是无疑问的。良渚是5300年前至4300年前都城规制。它们的宏伟规模、建筑技术、制造水准以及部分祭祀礼器都可证明其王都地位。除了殷墟，它们有规模有祭祀但没有青铜和文字，所以按某些定说，都是“文化”而非“文明”。

回头看，苏秉琦上世纪70年代即提出“满天星斗说”，撼动中原中心论的观点，是有深邃目光的。“满天星斗说”的贡献是提供了新思路和大框架，也是根据当时的考古发现做出的必然推论。

近30年三星堆新的考古发现震惊世人，使人不得不重新考虑华夏文明起源的地理逻辑以及与人类文明发展的相互联系。澳门大学杨斌教授的著作《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详细论证了环纹海贝主要产自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论证了6000年前以南亚为中心的“贝币文化圈”的存在。这立即使人联想到三星堆出土的5000枚贝币与殷商妇好墓里出土的7000枚贝币。

殷商墓贝币刚出现时，有专家指其为南海水域的海贝。但杨斌历经18年研究，征引大量文献证明，以印度洋为中心的“海贝文化是全球性的现象，在亚非欧大陆普遍存在，并传播至新大陆。海贝文化的规模及其某些属性，如作为审美、护身和财富的象征等，也是全球性的”。

“与印度和东南亚不同，海贝虽然在新石器时代就到了后来成为古代中国的区域，但这种海洋动物并没有在古代中国成为货币。早在商代，海贝就是古代中国社会中最有力的货币候选物，但它还是止步于作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以及用于宗教。同时，银、铜、锡、铅、蚌、骨、玉、石、陶等各种材质的仿贝也随之出现，特别是铜贝，它在楚国广阔的疆域里流通使用，成为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之一。”因此，殷是贝的文化，周是玉的文化。把贝是货币还是饰物放在一边，逻辑上的问题在于，当海贝进入南亚大陆以后，是通过哪里到达3000年前中国腹地的黄河流域和成都平原的。

《史记》记载，2000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发现了中亚流通着四川出产的竹杖和蜀布。这条必然存在的贸易通道无非是张骞走过的北部欧亚草原通道，或者汉武帝试图寻找的南部滇缅通道。后者二战中远征军翻越的“野人山”，还有穿过滇川藏大山的茶马古道都是明证。

既然法显和尚1800年前就到了斯里兰卡，既然王玄策1300年前就能策动尼泊尔与吐蕃军队去印度平叛，在生产力和交通工具没有根本提高的条件下，地理障碍并不是那么不可克服的。

没有文献会限制人们的学术思考。不过，对大尺度的地理和地缘障碍两端文明相关性的理解，有助于展开对上古文明交流的想象。

第一，海洋障碍在航海术发展面前并非不可克服，6000年前的克里特文明就有成熟的航海记载。马尔代夫距离印度600公里，离斯里兰卡750公里，杨斌论证了6000年前马尔代夫海贝运输到东半球的痕迹，证明人类文明的相互影响超越文献记录。此前良渚与大汶口文化的濒海位置已经使人关注它的“海外”影响，但没有实物证据。但1万年来气象变迁与古人类长距离迁徙的可能越来越构成一个逻辑链条。尤其当分子人类学给出了人类10万年迁徙路径的今天。

三星堆大量出土的象牙与海贝，尤其是仅产于印度洋的大量海贝，直接证明从四川盆地到喜马拉雅南麓必然有一条上古通道。无论是草原通道、亚东通道，还是滇缅通道，这些地理存在的通道在新石器时代之后文化沟通中曾经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星堆文明在器物形态和人种形象上与中原文明有联系也有区别，它必然指向华夏文明与广域文明交融互动的可能。5000年前人类还没有国家乃至地理疆域的概念。正是在因灾变而迁徙导致文明交融互动的过程中，技术、生产方式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囿于地理而封闭地看待华夏文明源头的互动，既不是事实，也是狭隘和幼稚的。

第二，藏羌文明在华夏文明起源中的作用深远而且巨大。2022年国家考古部门通报了西藏切热遗址、玛不错遗址、格布赛鲁遗址、当雄墓地等四项重要考古成果。四项成果进一步揭示了4000年前至12000年前青藏高原史前文化发展的复杂进程，实证了西藏地区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在西藏吉隆县发现的唐显庆三年王玄策碑，更清晰证明了1300年前内地政权与天竺国的交通能力和影响力度。

考古资料证明，在14000年前到8000年前之间，西藏就有人类在此生活，从7000年前就有稳定的人类发展和文化产生。甚至在藏区发现了22.6万年前的手印和脚印。

文明总是高原向低地走的。1万年来，藏羌文化影响了迄今为止的周边广大地区，并在宗教、语言、生活方式上深切影响了横亘欧亚草原游牧部族的文化。已有专家论证汉族语言源头上的大量古藏语影响，其中三星堆文化与《山海经》和哈拉帕文明的关系有不少人在研究。

放开视野看三星堆，就是打开眼界看华夏源头与人类文明的联系。

第三，三星堆在5000年前华夏的文明星系中是“行星”还是“恒星”？

如果用“中原中心”的逻辑，红山、石峁、良渚、三星堆……都是“行星”，二里头和殷墟是“恒星”。可是，不仅年代顺序存疑，工艺质量所映射的文明代差也有疑问，你仔细比较，三星堆出土的那件青铜罍在制作水准、纹饰精度只在殷墟之上。而三星堆青铜器化学成分中的高放射性“异常铅”的来源，也需要逐步解开矿源之谜。

殷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三星堆？如果考虑到殷都在600年里至少五次搬迁，冶炼基础设施累次打断，再看三星堆器物的品类、工艺能力、总体体量，还有作为区域文明的辐射能力，也与会重新构想5000年前华夏文明的“天体版图”。人们都公认华夏文明是逐渐从黄河上游向下游传布，3000年前在中原凝聚成“中心”，难道不会有另一支同源文明从长江上游俯冲到下游，而且在源头上与黄河源通同？

第四，谁说没有文字？

文明的标志三要素是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的，三要素是：金属工具、文字和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

三星堆的青铜器数量和质量都无与伦比，都城与王权也毋庸置疑。只是大家都说迄今没有看到文字。然而，如此复杂的铸造工艺与祭祀系统，仅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传续是不可想象的。就像拘泥于“中原中心”就只能把三星堆认定为“古蜀”。在汉字逻辑中找文字恐怕多半铩羽而归。怎么不看看东巴文？怎么不看看古彝文呢？最初的文字都是贵族和祭司使用的，都是一种象征性符号系统，或者索性就是图案。

三星堆那么多的纹饰，权杖上的、青铜器衣纹上的、多层礼器基座上的，到处都是纹饰。问题是古文字学家们都是甲骨金文出身，方国瑜先生之后没听说谁在东巴文、古东巴文上继有建树。还有彝文、古彝文、哈拉帕印章纹饰呢？迄今几乎连一本像样的书都没有。

已经有民间学者指出三星堆与哈拉帕文化和古彝文的可能联系。缺少专家的领域，先让民间去做，建立信息和理论逻辑。但是东巴文字很该注意。传统认为东巴文字表达的纳西语，一般归入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也有学者认为纳西语介于羌语支与彝语支之间，无论如何，这都与华夏起源的藏羌族群接续上了。徐江伟先生近著《青藏高原与东方文明》研究了丽江古羌语墓碑的图案与语言关系，我看到的是那些“火焰”与“河流”纹饰与三星堆纹饰的隐隐联系。

有专家说，古彝文可以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帕文相并列。看看古彝文，看看东巴文，我绝不敢说三星堆器物里没有“文字”。

我们对三星堆的真正理解或许刚刚开始，因为它居于“中原”的边缘，又如此丰富灿烂。可惜李泽厚先生去世了，要不然他可以看到他在理论上提出的“由巫到礼”的那个精神转型社会的系统物证，而且在周公之前已经极具规模了。

所以，今天我们有可能以实物为根据，以考古发现的空间和文献为线索，以实证的超越地理障碍的路径为依据，构想“先夏文明”更广阔丰富的源头。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编辑：许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