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家刘香成：留下真实的中国生活
访谈 编辑/巨浪影像
刘香成曾是《时代》周刊和美联社的摄影记者，1992年获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新闻界的最高荣誉，他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摄影师。他的足迹曾踏遍中国、美国、前苏联、阿富汗等多个焦点地区，见证并记录下了很多世界标志性事件。
1979年至1981年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有65%都是由他拍摄的，1983年，企鹅出版社在英国出版了刘香成的摄影集《毛以后的中国》，展示了真实有力量的中国和中国人。
以下是刘香成先生的讲述——
我父亲是湖南邵阳人，但很早就离开湖南，先后去往上海、厦门、福州等地上学和工作。我母亲是我父亲的学生，来自福州的一个大家庭。1949年，我父母离开中国内地去了香港，当时我父亲被聘为《星岛日报》的主笔。1951年，我在香港出生，父母觉得那个时候的香港好像一个大渔村，还是回内地受教育比较好，所以我在1953年回到内地，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小学三年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在福州的那段时间，对我生活和工作的影响很大。好像我做的事情都是反潮流，人家要出去，我却回到内地来，我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想去美国，我又想再回来。
我上的是福州市的重点小学，叫做鼓一中小学，那个学校里面的墙上有一些标语，写着“十年要赶上英国，十五年要赶上美国”，从小我就感觉到中国人在这方面还是有一种斗争气势，一种只有中国人才有的情怀。我想上世纪50年代其他的国家不会说我们要赶上英国、我们要赶上美国这种事情。但是在同时，它对我的成长又有一种身份的危机跟压力。
那个时代有很多社会运动，其中一个就是“除四害”。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地主后代的身份跟人家不一样，我要更努力一点，所以我就经常打苍蝇，然后把苍蝇放在一个火柴盒子里面交给班主任。美国联系新闻图片社创始人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曾说我少年的时候打苍蝇打得很准，后来对我的摄影也多多少少有一点作用，当然这只是笑话。
虽然我打苍蝇的水平很不错，但是我成绩报告中的“政治表现”老是3分。那个年代全班同学除了我都是少先队员，都戴红领巾。可以说，我对政治的学习跟认识来得很早。我印象当中大家知道我要回香港的时候，整个学校办了一个典礼，为我一个人戴上了红领巾。童年这些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让我很早就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故事，如果我要从事新闻的话，不回中国，那就没有更好的选择。
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尼克松访华事件，整个美国的精英社会对中国的兴趣都很大。通过我大学老师的介绍，我见到了《时代》周刊的总裁凯尔索·苏顿，他问我：“年轻人，你想干吗？”我的回答非常清楚，我说：“我要去中国！”两周之后我就接到了《时代》周刊图片总监的电话，注定了我后来的工作，踏上了回到中国的旅程。
早年生活的体验，给了我一些观察力。我发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跟政治的关系是多么贴近，我跑遍全世界，没有看到第二个。这些政治的因素出现在好多好多日常生活的画面上。对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把摄影作为一种工具，来报道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百姓日常生活，因为这个是非常少有的。从1976年一直到1983年，我记录下了中国人是怎么从之前那个时代走到这里，那时的我相信今后无论我们朝哪个方向走，这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我非常有幸把这个时代用我手中的相机记录了下来。
中西方文化鸿沟：西方的傲慢与中国的传统
中西方文化的鸿沟是拍十个纪录片都拍不完的事情。从某一方面来说，西方工业革命这种全方位的生产革命给它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推动了各个方面的快速发展，比东方早了200多年。这种以西方工业革命产生的启蒙运动，一直到后来自由民主的理念，它们有一种优越感，这个是难免的，因为它们拥有很完整的、很前卫的体系。
而中国，是代表着东方文明的一个主要大国，基辛格也曾经说过，中国不是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5000年的历史必然伴随着很多很多根深蒂固的传统，比如说中国的领土统一与动乱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是画等号的。这点我觉得西方人不明白，他们没有那种感性的认识，他们没有我们对领土完整的情感和追求。因为整个欧洲，本来就是好多个贵族加在一起形成一个国家。而中国人一想起从春秋战国到今天，如果有内乱或者不统一的话，从心理上是受不了的。我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有一些人去做调研，说中国人曾经说过170多次“你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这种怕乱的心理跟精神状态，我觉得西方是高度低估了，所以它们经常会有意无意踩到这个红线上面去。
东方有一个特例，就是日本，日本效仿欧洲的文化改革和工业化，所以整个经济改变比中国来得要早，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影响跟后果，就是说日本做的事情西方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
我曾经读过一本很优秀的美国记者赛珍珠写的书叫《大地》，以同情的笔触和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20世纪上半叶勤劳真实的中国农民形象。当年，她的荷兰传教士丈夫跟她一起来到中国，《大地》书中描写的那个村落是在安徽，她的先生就站在农村的马路边上向中国人传教，一站就站了十年，有事没事就等着农民过马路。那十年，她丈夫把中国人传成教徒不会多过十个人，而且十个人里面有很多人是到教会吃饭的。但是一个人能够在马路边站十年的这个举动，对我来说，可以理解宗教和信仰在他们生命中所占的位置有多重要。我们会发现西方人很多贵族或者有经济实力的家庭里面，如果有两个男孩子，一个就去参军，另一个就去传教。中国人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以往中国的社会基本经济基础跟西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很多时候信教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有改善，对宗教没有达到信仰的高度。还有韩国人，他们今天中午可以说我要信基督教、天主教，晚上可以信佛教，他们对宗教的选择是非常非常灵活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两种文化之间的不理解。
美国很大一部分人，包括美国的很多参议员是连护照都没有的，所以很多政客对中国真实的情况是相当不了解的。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既是一个大西洋国家，又是太平洋国家，除了南北内战，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在美国土地上打的，所以它觉得自己是世界上一个很幸运的国家，它认为上帝觉得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所以它可以叫全世界做这个做那个。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形成的新的经济体制，这种改革的深入，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但很多西方人并没有拥有真正的认知。
总结下来，我觉得西方人最主要的特质：一是有这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二是对中国的情况其实了解得很不足够。因为我长期的工作是在媒体行业，25岁的第一份工作就在美国最主流的媒体，所以我知道西方人是怎么说故事的，他们是从最小最小的细节来说，魔鬼就在细节里。但中国人讲故事很重视宏观，说一句话要从左到右，要概括性、宏观性、政策性地说话，这种说话的方式，我自己觉得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内宣跟外宣是连在一起的。还有可能是跟中国的哲学有相互的影响，比如中国的水墨画、国画里面，经常人跟大自然的比例，人是很小的，中国人很在乎观察自然，他不表达某个人在想什么，人只是这个图里面的一小部分。所以中国说了好多好多话，拍了好多好多电影，但是西方没有办法从人与人的情感方面去感觉到你的感情是什么，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这中间很明显就有一个差距。
还有一点，我们说故事很重视原则性、重视底线，比如说很多中国人说家里的事情不要流传到外面去，家丑不可外扬。这些事情在西方认识跟学习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在他心里没有感受到你是用真情和事实跟他建立一个情感的互动。西方的宗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某人做错了什么事情，他会跟神父说，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说出来以后，上帝就会原谅他。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好像没有一条直线，就是说我们做某个事情就一定可以达到某个想要的结果，所以解决中西文化鸿沟我觉得是需要很长的一条路线和时间的。摄影就是一个工具，你去看一张经典的肖像或者图片，就是能够使你百看不厌，看了之后，回头再看，也会有不同的情感互动。美国有一个艺术评论理论家叫苏珊·桑塔格，她就说一张图片如果是上世纪70年代拍的，是可以摆在一个历史的框架里面去看的，被摄者穿的衣服和表情，等你到2020年再看的时候，又会有新的阅读、新的解释。
我觉得艺术有它独特的一种互相沟通的能力，中国人讲故事的问题在中国摄影上也能看到，就是摄影师跟对方没有直接的对话，都是广角镜，感兴趣的事情也不一样。比如你看到中国的摄影里面，你会发现它有很好的构图，有很好的表现画面等等，但是如果你看有的肖像照，被拍和拍的人眼神没有互动。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拍你，你的眼睛就告诉我，你对我有没有信任。这种感觉奇怪又奇妙，甚至我在战场上，一个暴徒，你看他的眼睛，他看你的眼睛，都决定了要不要揍你一顿。这种沟通的力度跟影响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一个画面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有没有这种信任。所以摄影师能够在一个陌生的人前，用很快的时间来建立基本的信任，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