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与全球化：“未来将与过去完全不同”

《人口大逆转：老龄化、不平等与通胀》

（英）查尔斯·古德哈特等著

廖岷等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8月

在190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前言里，斯德哥尔摩学派创始人之一克努特·维克塞尔指出：“在所有社会问题中，人口问题最重要，但与此同时也最被忽视。”维克塞尔甚至认为，任何一本经济教科书都应当以人口理论开篇。

120年过去了，遗憾的是，由于“大多数宏观经济分析关注的是周期性和国家层面的变化”，人口趋势和全球化这些结构性与全球性因素，对世界金融和实体经济带来的缓慢却持久的影响，依然未引起足够重视。正因如此，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查尔斯·古德哈特和摩根士丹利前任全球经济学家马诺吉·普拉丹认为，“经济学课本忽略劳动供给变动的影响是不妥的”，并且希望通过《人口大逆转》一书“纠正这种不平衡”。

在两位作者看来，有利的人口结构和迅猛的全球化是过去30年快速增长、低通胀与低利率背后最主要的原因：中国加入WTO、东欧国家回归全球制造与贸易体系、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持续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等各方面因素的有利变化，使全球可贸易部门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了一倍多。

此外，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让资本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快于劳动要素生产效率，使得高技能劳动力外其他普通工人的实际收入一直停滞不前，而资本回报即利润率得以持续上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外包和移民流入的威胁以及工会力量式微，又不断削弱各国劳动力——特别是中低技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自然失业率持续下降。

“因此，通缩的力量如此之强就不足为怪了”。由于劳动力成本降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耐用制成品价格甚至服务价格在过去30年间都不断下滑，通胀率在央行的政策目标区间2%左右徘徊甚至突破下探，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也稳步下降，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和公共部门债务规模持续上升，并让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加剧、社会和政治动荡、民粹主义升温。

大逆转悄然而至

老龄化实际上意味着人口抚养比上升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两个维度的人口结构变化。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出生率与劳动力增长率正在稳步下降，而且劳动年龄人口增速的大幅放缓将和人口抚养比的大幅抬升同时出现。

作为可能的人口增长新来源地，“尽管印度和非洲拥有庞大且相对尚未开发的劳动力资源，但它们都没有能力复制中国的崛起”，无法向全球输出劳动力。这是因为全球化步伐正在放缓，而且这些经济体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它们缺乏行政资本存量和执行长期的、复杂的、需要协同的经济战略的能力。

与此同时，随着医疗卫生的进步和改善，全球人口预期寿命持续提高。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预计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从2015年的12.3%，上升至2030年的16.5%;相比之下，自2000年至2015年该比重仅上升了2.3个百分点。

照顾老年人会大幅增加经济成本。两位作者在第四章中特别探讨了老年痴呆患者的检测、治疗和护理的医疗进展及其成本估算，发现尽管医学对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老年痴呆治疗方面却几乎毫无进步。“老年痴呆不会缩短寿命;相反，它使患者丧失能力，因而需要大量资源去照护他们”，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进步也难以帮助照护老人，“医疗费用、养老院和护理人员的前景令人担心”，抚养比的恶化更会进一步拖累财政。

世界或许更为平等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有望维持高增长，但“主导全球经济增长的经济体面临最严峻的人口挑战”。与此同时，“随着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更受欢迎，以有利于增强商品和服务跨境流动、人员迁移和资本流动为招牌的全球化，将面临更大的政治威胁”。全球化进程的放缓将进一步加剧老龄化对人口结构和生产效率的冲击，主要经济体可能将继续呈现“高老龄化率、高宏观杠杆率”的典型特征。

在两位作者看来，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必然会降低实际产出增长，除非生产率出现意外回升。在劳动力资源减少的前提条件下，两位作者总结了自己与主流观点在三个重要问题上的差异：对未来个人储蓄的趋势不如主流观点乐观;对企业投资更加乐观，相信储蓄降幅可能超过投资，从而推高实际利率;主流观点认为债务和人口因素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压低增长、通胀和利率，“我们却认为这两个因素将起相反作用，债务就像巨大的路障，但不可抵抗的人口趋势终将绕过它”。

“老龄化社会将出现住房数量增加、空间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更多老年人选择独居，安土重迁，不愿搬家，而且大多已经还清了房贷，无须搬家;同时更多年轻人为高成本而选择和父母同住，两者之间相互抵消，住房需求将保持相对稳定，但“父母的这种支持也导致子女减少为退休而储蓄”，过度储蓄的现象有望改变，从而抬升长期利率。

而在企业部门，两位作者预计全球化受阻、劳动力总量潜在收缩、劳工议价能力恢复、最低工资上升，都将起到鼓励国内投资和提升生产率的效果，有望改变过度依赖压低劳动报酬以提升企业利润的方式，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并导致全球低利率环境得以转变。

有趣的是，“造成不平等加剧的最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全球劳动力激增”;因此，两位作者并不认同托马斯·皮凯蒂的观点，反而认为全球化趋势和人口结构的逆转，有望缓解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趋势。

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

两位作者“坚定地认为”，全球从面临通缩转向严重通胀的可能性将大增：为了让雇佣工人有利可图，劳动者的产出必然应大于其自身消费;全球人口抚养比的急剧上升，则意味着只消费不生产的被抚养者的作用，将超过天然会导致通缩效应的劳动者，“因此通胀不可避免”。

此书的英文版主要写于2019年，作者认为：“疫情的总体影响加速了我们在本书中概述的趋势……通胀本身将比我们预期的更早、更快地上升”。在实施大规模财政扩张和量化宽松政策后，疫情有效受控、重启经济、供需两端顺畅等因素将导致通胀飙升，“通胀很可能在2021年超过5%，甚至达到10%左右”。事实上，这一判断已成为现实，而“新冠疫情及其引发的供给冲击，将标志着过去三四十年的通缩力量与未来20年通胀再起之间的分水岭”。

更危险的是，“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政策制定者，都没有准备好应对通胀和工资大幅上升，或者名义利率的上升”。持续积累的赤字和不断上升的债务率导致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风险，束缚了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空间。“随着公共部门债务率上升到高位，以及人口压力持续恶化，各国财政部和央行的目标可能很快就不再一致，并产生冲突”，未来央行独立性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

我认同两位作者的判断，即人口结构的变化从长期来看的确推动了未来全球通胀中枢的上行，无论如何，“未来将与过去完全不同”。但在笔者看来，还有一些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其一，过去十多年间中国的过剩产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和缓和了全球商品价格上涨趋势，但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状况已缓解;其二，全球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和供给领域的寡头垄断特征越来越明显，相关资本开支下降和供给受限，将继续提升供不应求商品的价格刚性;其三，全球低碳减碳的绿色转型趋势，使全球范围内各类商品的价格都将体现降低碳排放成本;其四，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大多修改了目标框架、提高了对通胀水平的容忍度，未来对通胀压力做出的政策应对存在不及时、不得力等隐忧。

以人为本

正如本书译者所指出的那样，“即将（或许已经）到来的大逆转，中国仍将是焦点……更重要的，只有人的发展才是根本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回到人既是增长的需要，更是发展的应有之义。”

“我们越来越多的人会活得更久”，那么老年人退休后维持消费的资源该从何而来？两位作者给出了三种主要选择：大幅提高退休年龄到70岁以上;增加个人储蓄，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提供资金;国家加征税收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和养老金。

一个不可回避又顺理成章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摆脱债务陷阱？在讨论了债务违约、债务取消、债务重组或从债务融资转向股权融资等选项后，两位作者发现，为了减少债务危机和利率上升带来的系统性冲击，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只剩下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保持适度、合理、健康、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但劳动力的减少又降低了这种可能。

面对公共投资回报率下降和人口快速老龄化，经济增速不仅有可能出现周期性放缓，还有可能出现结构性下行，需要制定合适的增长政策，以有效对冲老龄化的影响。

就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和世界银行在《创新中国》报告中所说，消除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扭曲，加速先进技术和创新成果的扩散，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明创造，有助于促进增长新动能、拓展生产力边界。

（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