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破产来了

作者: 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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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施行的个人破产制度,像是一束光,投射于在债务危机边缘游走的负债者们。借助这束光,有些负债者成功化解债务危机,获得“重生”;有些人则眼睁睁看着头顶这束光黯淡下去。

42岁的餐饮从业者方亮(化名)就属于在新制度试水中,走入个人破产机制但又希望落空的人。2022年1月12日下午,方亮拿到了他的个人破产案件裁定书。

裁定书显示,方亮在延期30日后仍然未能形成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表决,管理人申请终结方亮个人破产重整程序,法院予以准许。这意味着,方亮此次未能通过个人破产缓解债务危机。

方亮告诉《财经》记者,他还不是很理解个人破产制度,案件受理后“被拒”,可能与他在2021年11月工作出现变动有关,因为新工作收入下降,影响了原来拟定的重整计划草案。

方亮和妻子负债130余万元,因债务数额大、利息高,大部分已逾期,无法清偿全部债务,因此他和妻子申请个人破产重整。

类似方亮这样的故事,在创业之都深圳并不罕见。这也是深圳率先在全国试点个人破产制度的因素之一。

在风险多发的现代市场环境中,个人经营不善、环境变化、工作变动、家庭变故、疾病都有可能导致一个人债台高筑,濒临破产。有人因频繁“刷”信用卡无法还款申请个人破产,有人因投资教培行业负债申请个人破产,还有人因为遭遇“杀猪盘”诈骗申请个人破产,个人破产申请者众,但真正适用该制度,且走出债务泥潭的目前仍是少数。

陷入困境的负债者

为了还债,方亮和妻子最近都打两份工。受疫情影响,“餐饮业难做”,2021年11月,方亮换了一家餐饮公司,收入下降,他又找了一份兼职。妻子白天在快递公司做客服,晚上去餐馆当服务员,接近午夜才能下班。

妻子比方亮小十几岁,“但人看起来很苍老”,看着本就瘦小的妻子每天很累,方亮称这也是“没办法”。

来深圳16年,方亮做过服装业,后转入餐饮业,他在当行政总厨时,月收入一度达到三四万元。2017年,方亮举债投资音乐餐吧,但很快因经营不善停业,致其亏损170万元。

方亮的个人破产申请表示,2017年至2020年,因银行利息高,且工作不稳定,他通过各种信用卡及支付宝网贷套现90多万元用于偿还债务。2018年后,他的妻子从老家来到深圳,一度经营服装和纺织用品,不久遭遇网络诈骗,从网贷平台借了20多万元偿还被骗债务。

债务越垒越高,大部分欠款逾期。方亮告诉《财经》记者,不算妻子名下债务,他的债务一年利息达12万-15万元,“不是不愿意还,是还不完,越还越多”。2020年,有催收机构打“爆”了方亮夫妇的电话,他们的亲戚朋友也被骚扰,有一阵子方亮和妻子天天吵架,“差点离婚”。

同在深圳打拼多年,现年50岁的常辉(化名),在工作和经营中有过顺利上升期,挣到一些钱,但进入中年后逐渐品尝到失败的滋味。

来深圳27年,常辉从一名外资企业普通销售员做起,一路紧跟深圳不断变化的节奏,转换工作赛道。21世纪前十年,深圳兴起建设购物中心热潮,常辉看到商机,和朋友一起对接商场防盗设施项目。接着房地产“黄金时代”来临,常辉做起装饰材料生意。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深圳不再满足于制造业基地的名头,谋求城市转型,提出打造科技中心。常辉发现传统产业不好做后,进军电子行业,从事处理器、半导体芯片等二次开发和生产。

过往的丰富经历,令常辉信心大增,“做这个也赚钱,做那个也赚钱,为什么不自己创业?”六年前,常辉创设自己的科技公司。

这次创业不再顺利。常辉对《财经》记者回忆,2017年和2018年,公司立项投影仪项目,投入200万元组建研发团队。在电子商务时代,销售模式改变。常辉组建销售团队后,又在平台搭建和广告投放方面投入20多万元。

2019年,常辉公司的产品希望赶在“6·18”这个节点上市,又投入20万元广告费,但产品未按约定供货,导致资金链断裂,他到处借钱,“拆东墙补西墙”,维持公司运作。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国,让本就陷入困境的公司雪上加霜,当年6月,常辉的公司申请破产,他解散了20多人的团队。

常辉称,此前他以个人名义向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平台、自然人借贷的债务达到300多万元,“全部用在公司经营上”。这些债务“追”着他,催收电话和信息一度让他“接不过来”,有些催收电话会用言语激怒他,“完全不顾及你的自尊心”。

如今,在就业市场上,常辉孤身一人,他现在最值钱的资产是一辆开了多年的汽车。

相比方亮、常辉的负债经历,张院生的负债情况来得“突然”。

张院生今年77岁,是下海创业者的“前浪”,他在武汉一所高校当过十余年教师,1986年来深圳下海经商,后进入深圳市金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金圳公司”)任经理,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一份贷款担保合同,让张院生背负债务长达20年。1999年,金圳公司与银行签订183万元的贷款合同,张院生等签订了《贷款保证担保合同》,为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金圳公司未按时还款被起诉,2001年深圳市福田区法院判令归还借款及相应利息,张院生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还款不能,这起贷款合同官司进入强制执行程序,金圳公司随后倒闭、营业执照被吊销,债务“压”在担保人身上。2009年,张院生在深圳的房产被法院拍卖,划转执行款95万余元。

2009年,已经64岁的张院生退休,每月领取退休金6000余元。失去唯一住所后,这笔钱是张院生生活和租房的来源。但贷款债务未了,2019年法院执行时又裁定,“自2020年起扣划其部分退休金,每月仅余2200元基本生活费”。这令老人的生活更加艰难。

挽救“诚实而不幸”的负债者

类似方亮、常辉、张院生这样的负债者,悄然存在于城市和乡村,而在大城市,这种情况可能更为突出。

负债者中还有一个群体,他们欠债不还,即便被起诉到法院并判决还款、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仍然不偿还全部或部分债务,这些人被俗称为“老赖”。

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截至2022年1月19日的数据显示,处于失信状态的失信被执行人近716万。成为“老赖”后,他们在高消费、出境及招投标、融资信贷等方面受到联合限制。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个人破产制度是破解债务“死结”的途径之一,也是重要的市场经济制度之一。但目前中国只有企业破产法,缺乏个人破产的全国性立法。

在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深圳,一向是各项制度的先行者。2021年3月起,为了促进诚信债务人经济再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圳开始实施个人破产制度。

深圳的个人破产制度,旨在拯救诚实,但在生产经营、生活消费中遭遇不幸的债务人,也就是“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

2021年3月起,常辉、张院生、方亮相继提出个人破产申请,经过深圳破产法庭审查后被立案。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下称《破产条例》),在深圳居住,且参加深圳社会保险连续满三年的自然人,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丧失清偿债务能力或者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可以申请破产清算、重整或者和解。

个人破产申请符合规定,并被破产法庭审查受理,到成为被法院批准的破产人,最终豁免清偿债务,这中间有很长的路要走。

2021年6月,张院生的个人破产和解申请立案,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担任张院生破产管理人(下称“管理人”)。管理人负责调查核实债务人情况,审查债权,接管并调查债务人财产,拟定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等。

新制度试水,张院生的个人破产和解能否成功,管理人也不确定。

包嘉多是张院生管理人团队成员之一。包嘉多称,她和同事接触过不少企业破产案件,根据债务人的商业预期,管理人去和债权人沟通,有些好谈,有些则不太好谈,但债权人如果是金融机构则充满不确定性,需要上决策会议讨论,在金融机构内部层层报批。

包嘉多告诉《财经》记者,2021年7月,在深圳破产法庭,管理人领取张院生案件材料,初步判断争取一年的和解协议执行期,和解期内,除去生活必需的财产豁免清单,张院生支付债权人一定资产,争取免去剩余未清偿债务。

当时,在深圳破产法庭,包嘉多第一次见到当时76岁的张院生,后者衣着老旧,拎着一个无纺布袋。张院生告诉管理人,房东知道他在申请个人破产,已将他赶了出来,他现在只好临时借住在朋友家。张院生还患多种老年疾病。

管理人听完后,其担心又加重一层。这是因为,在破产和解期内,如果老人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会增加诸多不确定性,以及债权人是否会同意和解方案等。

包嘉多称,介入张院生案后,管理人团队开始核查张院生的财务状况,最终发现和张院生陈述基本一致。张院生和妻子离婚已有20多年,不像有些债务人疑似通过解除婚姻逃债。

从查到的公司内档看,张院生是金圳公司的委聘经理,不是公司发起人或出资人。综合种种因素,管理人推定张院生对这笔负债是善意的。“管理人会围绕一个点,就是债务人申报陈述、接受问询、财务审查等方面,来判断是否诚实而不幸。”包嘉多表示。

张院生的债权人是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平安银行”)深圳长城支行。平安银行深圳长城支行特殊资产管理事业部负责不良贷款催收,该部门的江耿明是张院生案经办人。

江耿明对《财经》记者表示,这笔债务进入法院强制执行十几年,张院生没有其余可供执行财产。张院生的退休金被部分扣划后,处境更难,多次找平安银行深圳长城支行沟通。

与一些债务人不同,张院生不回避债务。在江耿明的印象里,张院生年迈,走路和讲话都不利索。“一个孤寡老人住得很远,亲自来现场沟通,态度诚恳。”江耿明称,从2020年初开始,张院生往平安银行跑了数十次,有时一个月来四五次。但当时张院生没有其他资金还款,也不符合担保人脱保的情形,无法与银行达成和解。

深圳施行个人破产制度后,张院生又来咨询对其申请个人破产的意见。多年下来,江耿明很了解张院生的情况,平安银行也进行过充分的尽职调查,认为张院生确实困难。

江耿明表示,平安银行并不反对他申请个人破产,并建议他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深圳中院”)和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寻求司法援助。随后,张院生个人破产和解案进入司法程序。

张院生案是平安银行深圳长城支行遇到的第一单个人破产申请案,江耿明说,“也可能成为全国首例破产和解案件,平安银行内部十分重视且对审批十分严谨,审查期间就如何认定张院生属于‘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资产负债情况是否已全面排查清晰,都进行了多番论证。”

如何打动债权人?

申请个人破产并不容易。

债务人申请个人破产,有三种程序可供选择,即个人破产清算、重整、和解,申请哪一种程序,需提交债权人会议,经债权人会议核查通过,并经法院裁定确认后,债务人或管理人才可以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法院认为债务人符合宣告破产条件的,裁定宣告债务人破产。

张院生的管理人认为,想要尽可能缩短和解期,必须寻找一些突破口。

包嘉多介绍,管理人需要了解金融机构的诉求,知悉决策人的痛点和难点,然后针对这些情况做工作,打消金融机构的顾虑。经管理人审查,扣除此前已经强制执行的财产,确认平安银行深圳长城支行债权额为97万余元。管理人还通过全面核查财产信息,给债务人财务画像,供债权人决策使用。

在财产线索核查时,管理人了解到,贷款纠纷案2019年恢复强制执行后,张院生账户有一笔4.7万余元的资金被查封后,还未被分配出去,因此多次找负责执行的法官沟通,说服法官将这笔钱回归管理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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