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永利：稳增长关键窗口期，投资消费都要稳

“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4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前瞻性地指出了近期国内经济面临的新局势。

数据显示，4月主要经济金融指标明显回落，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超预期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持续显现，中国经济面临进一步下行压力。多家国际机构下调中国2022年增长预期，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预期下调至4.4%，瑞银甚至下调至3%。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采取一揽子针对性强、有力有效的区间调控举措，稳住经济基本盘。具体包括6方面33项措施，涉及财政及相关政策、金融政策等。随后，全国多地陆续打响“经济大盘保卫战”。上海出台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 “50条”;吉林推稳经济“48条”;继助企纾困“30条”和培育壮大市场主体“30条”后，深圳更是连续推出促消费“30条”、促工业经济“30条”……但多位经济学家曾建议的部分刺激政策，如增加财政赤字、直接给家庭发放消费券等，未能出台。

稳增长进入关键政策窗口期，宏观政策还能如何发力？围绕这一问题，《财经》记者对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进行了专访。

早在4月中旬，王永利就撰文呼吁，做好应对更大冲击的政策准备。在他看来，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下行通道，叠加近期疫情多点散发、俄乌冲突和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三大因素影响，中国经济或将经历严峻考验。“这一轮的严峻程度可能超出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可能与1998年-1999年时面临经济滞胀、金融混乱的严峻挑战相仿。”

王永利告诉《财经》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经历过真正严重的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洗礼，不少人对于危机及其应对手段认知不足。“我们首先需要转变认识，切实加强紧迫感，不要以为经济一刺激就能马上起来，中国经济已经不是1998年、1999年那时候的‘世界洼地’，内外需的潜在空间都远不像以前那样大了。”

由此，王永利建议，中国需提前做好政策准备，必要时应毫不犹豫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金融救市、社会救助。“做好最坏的打算，迎接最好的结果。”

在具体策略上，他表示，从4月信贷数据来看，国内家庭、企业贷款需求明显下行，货币政策独木难支，财政必须出手，做好增加财政赤字的准备。“中国当前2.8%左右的财政赤字率，如果控制太严格了，危机来临时可能贻误‘战机’。”

路径选择上，王永利认为，大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继续走刺激基建、刺激房地产的老路，空间已经不大，效果可能不理想。当下更应该从需求侧着手，逻辑是：稳经济-稳就业-稳收入-稳消费-拉投资。如果可以，优先刺激消费，最好直接发通用消费券，让消费引导投资，需求引导供给。

此外，对比国际金融市场，王永利表示，中国当前尚未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外部风险仍然可控，可以集中精力先稳住国内经济。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韧性充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内政策利率仍处于正常范围，政府负债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政策调控空间仍有较大余地。王永利说，“困难我们要正视，既要认真准备，也应充满信心。”

转变认识：刺激经济难度很大

《财经》：近期决策部门召开的一系列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王永利：近期一系列经济会议就在告诉大家，要维稳了。从4月数据来看，不管是投资、消费、进出口，还是社会融资规模、信贷增长，主要的经济金融数据，相较于一季度显然都出现超预期下行。

决策部门消息比我们灵通，我们获得经济金融信息的频率是每月，他们可能是每周。在当前这个时期，数据的真实、准确、及时非常重要，因为政策需要有前瞻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会议向全国传递出了经济稳增长的紧迫感，这很重要。

《财经》：你如何看待当前国内宏观经济形势？

王永利：抛开疫情因素不谈，中国本身已经处于一个经济下行周期。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从上年的10.6%下降到9.55%。然后没经过8字头，直接进入到2012年的7字头。2016年之后进入6字头，2019年经济增速是6%。即使没有2020年的疫情，当年经济增速保6都很难，很大可能会进入5字头，按照“两个百年”战略部署，已经是比较低的水平了。

疫情一来，受冲击更大，2020年一季度增速一下子跌到-6.8%。在党中央加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率先取得抗击疫情重大胜利并全面复工复产，推动经济加快反弹，2020年实现2.3%的正增长，2021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非常不容易。

2022年以来，国内外环境出现一些超预期变化，加大了中国经济下行压力。

一是疫情多点散发。中国已经连续两年多时间高强度抗疫，如果说2020年的时候，家庭、企业，甚至地方政府，受到的是阶段性冲击，还有一些抵抗力。今天很多家庭、企业、行业，甚至地方政府已经撑到极限了。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很多中小企业，甚至一些民营大企业都在死扛着。

二是俄乌冲突影响。现在已经成为大国对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国际货币体系遭受巨大冲击甚至可能进入重构状态，可能引发严重的粮食危机和全球经济深度滞胀，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巨大威胁，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三是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央行，美联储走在了加息的通道上。而为了应对国内经济进一步下行的压力，中国可能还处在继续降准降息的通道上。中美利差不断收窄，甚至出现倒挂，进而引发对人民币汇率可能贬值以及外资加快撤离中国的担忧。

经济下行周期叠加三大重要影响因素，弄不好的话，我们将面临的可能是远远大于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冲击，挑战甚至可能堪比1998年-1999年在前期经济过热、金融混乱之后爆发的问题。

《财经》：针对当前形势，你认为制定宏观政策应该重点考虑哪些问题？你对此有何建议？

王永利：当前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的认识不统一。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等，到底哪个更突出？可能各种说法都有道理，但是这时候必须捋出一个重点来，我们重点要解决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没有经历过真正像样的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洗礼，我们的经验并不丰富，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判断怎么应对。现在已经不是1998年-1999年的时候，经过了十余年的高速成长，中国内外需都面临增长空间有限，稍不注意可能还要往下缩。在大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并不是只要采取刺激政策，经济增速马上就能回来。真不是这样，难度会非常大。

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2020年，如果没有美国人不计代价的救市，美国政府的大规模负债和社会救助，央行的无上限量化宽松，美国的经济金融怎么能稳得下来？如果它稳不下来，我们中国的出口凭什么那么好？一系列问题是值得我们认真去反思的，不应对美国的做法一味指责。

而且一旦遇到危机，应对上不能有任何犹豫。稍微犹豫，可能市场就完全变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它一开始没有救市，最后有点绷不住，引发更大问题。等到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一倒，美国开始不顾一切去救市。所以后来，美联储吸取“大萧条”以来的经验教训，一遇到危机马上救，力保稳定，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就是用MMT（现代货币理论）。

因此，我建议当前要做好应对更严重冲击的准备。当然，如果疫情形势在近期能够实现根本性扭转，那是再好不过的。中美两国宏观政策走向分化，短时间内没办法扭转;俄乌冲突希望能够有所缓和，但不确定性太大，中国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综合这些因素来看，我认为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需求下行：财政赤字率应加大

《财经》：4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国内面临信贷需求明显下行的问题，你如何评价货币政策在提振信贷需求方面的效果？

王永利：很多人可能不清楚，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需要商业银行的信贷进行转化，然后才能进入到社会层面。这里说的信贷不仅是贷款，也包括银行购买企业的债券，给企业透支、给政府投资等等。所有银行借出去的钱，都是大的信贷的概念。

央行主要通过降低利率、加强考核，甚至一些行政手段，间接引导信贷投向，货币政策效果最终取决于银行的信贷投放。而银行信贷投放受供需关系约束，并不是银行想放贷就能放出去，首先需要社会上有信贷需求。现在好一点的企业基本上不要钱，它不敢扩大投资;想要钱的往往都是前期摊子铺得太大，现在没办法急需要钱来救命。银行对前者贷不出去，对后者又不敢贷。这时候央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中国几乎没有经历过需求侧通货紧缩，大家很难理解，越来越多的国家，当贷款利率下行到0的时候，竟然会有人不想贷款。实际上，当经济下行到一定程度，家庭、企业担心的不是利息，而是本金。贷款零利率免利息没用，最好把本金也给我免了。但如果银行贷款连本金都可以不用归还，整个货币金融就全部崩溃了。

所以，当通货膨胀的时候，需要收紧货币，货币政策可以很主动，也相对有效;但当通货紧缩时，货币政策想刺激贷款需求，就比较被动。特别是当政策利率降到0以后，想继续刺激需求，货币政策几乎很难做到。比如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了数倍，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银行贷款也放不出去。

《财经》：近期不少经济学家建议扩大财政赤字以增加财政支出，你对此怎么看？

王永利：当家庭和企业都不愿意贷款，如果财政不发力，货币政策是很难有效果的。

从2020年到现在，美国及很多国家政府负债大幅增长。在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中央财政赤字率，可以说是最低的，我们财政赤字仍然有扩大的余地。但在这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统一认识。目前中国财政赤字率是2.8%左右，这在正常年景可以，但遇到危机的时候，控制太严就可能会贻误“战机”。你看美国的教训，危机爆发时，犹豫一两个星期，市场已经完全变了。这时候再采取行动，可能需要付出几倍的代价才能挽回局势。面临重大冲击的时候，财政货币政策该出手就出手，绝对不能犹豫。

当然，一些重大的财政、货币政策涉及面广、影响大，方案比较复杂，不是说出台就能立刻出台，比如发不发钱，发现金还是发消费券，发定向消费券还是通用消费券，就需要有详细的落地方案。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建议，应该提前做好应对更大冲击的政策准备。并且，做好政策准备之后也不是一次性全都倒出来。具体措施可以分阶段实施，根据情况不断加码，如果不行就马上收回去。有些措施本来就是应急，比如给企业、家庭发补助，可能只用发一个月，第二个月情况好转之后，就不用再发了。

《财经》：你此前撰文说，有需要时应启动大规模的经济刺激、金融救市还有社会救助。你认为中国当下的经济形势走到了需要采用这些措施的阶段了吗？

王永利：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扭转的话就需要。2020年疫情初期，为什么一些发达经济体政府负债急速扩张？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民间已经越来越不活跃，当家庭、企业不愿意消费、投资的时候，只能由政府财政发力，扩大债务，给家庭、企业补贴。中国一直比较严格地遵守财政纪律，前期很多冲击的隐形成本是大家分摊了。但分摊到一定程度，也会到达极限，一旦超过家庭、企业的承受限度，问题可能会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