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雍和：不回避大时代下的每一张面孔

《财经》杂志联合“巨浪视线”，推出系列影像专题视频节目——光刻。文艺评论家杨浪陆续对话数十位中国摄影家。通过访谈回顾摄影家们的创作与经历，再现他们镜头下的高光时刻。

本期嘉宾为摄影家雍和。

“一个城市有雍和这样的摄影家是这个城市的幸运。”雍和以平民的视角记录过去30年间时代发展下个体命运的碰撞与变迁。他用细腻敏捷的观察力捕捉着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当这些“碎片”经过重新连接组合，就形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脉动

访谈/杨浪编辑/张碧雪

杨浪：咱俩终于正儿八经聊了，我还给你写过好几篇东西。你的片子几十年来给我的印象是充满了烟火气。你在上海的街头注视着这个城市的变化，非常入世的摄影状态，但现在看你却是非常出世的状态。

雍和：其实我是换了一个方式。以前大多数的时间是在拍摄，整理和发表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现在退休了，我把以前的东西整理出来，虽然非常花时间，但是自得其乐，有时候跟发现新大陆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还有社会的进程，这个事情变得很有意义。

从公交售票员到摄影记者

杨浪：一边看过去的影像，一边重新咀嚼和发现。我跟你神交将近40年，1983年我在《中国青年报》的星期刊上发了你半个版的照片，就是《偏偏轮到我》，当时中央级大报发半个版的照片是极为罕见的。那张照片是贺延光推荐给我的，照片很有欢乐的节日气氛，人物的每一个情绪状态都恰到好处，击鼓传花到那一个年轻人手上，然后大家起哄、欢笑，给我非常深的印象，同时让我记住了雍和这个名字。好像最近见到你的片子不多了。

雍和：现在我拍的东西都是自我意志的东西，我想花工夫拍也可以，不拍也可以，总的量是少了。

杨浪：你怎么进入到摄影的？

雍和：我父亲是社科院搞经济研究的，是个学者，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拍照，所以我们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纪念册。

杨浪：你们家里有照相机吗？

雍和：我父亲有几台照相机，我小时候没有碰过，但是我知道照片有回忆、记录、分享的作用。中学毕业后我经历了下乡和返城，开始对社会上的某些现象有了一些看法，想要表达。

杨浪：看到那张《偏偏轮到我》，感觉你的摄影抓拍已经很纯熟了。

雍和：那个是顺带的，其实是帮我老婆拍照的时候顺便拍了。那时候我不是专门搞摄影创作的，就是回城以后谈了个女朋友，我没有什么资本，也没有什么地位，说起来还是农村户口，拍照片就是为了“骗”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就是我老婆，“骗”了几十年了。那时候我没有投稿、传播的意识，就是自得其乐，自我欣赏。

杨浪：你修正了我一个重要的判断，因为这张片子本身的瞬间把握和分寸感非常精彩，当时贺延光拿给我们看，没有一个人说不好，所以是破天荒地发了半个版。

雍和：回城后我是做公交车的售票员，就是“上车请买票，月票请出示”，现在有人说低端人口，我就是标准的低端人口。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社会或者朋友认可我了，我就抓住这个机会。1983年春，我借调至闸北区体委搞摄影，1985年我进了上海的中国城市导报社，换了一个身份，成为了一名记者，那时候的上海还是一个很沉闷、未发展的地方。

杨浪：1992年你就被调到了上海青年报社，还是做摄影记者。

雍和：对，做摄影记者，但是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搞摄影的人，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所在的平台，那些优秀的文字记者，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都很不一样。在那个环境中，你会被潜移默化地影响。我进青年报，对我自己来说，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杨浪：那个时候上海的改革开始启动，也是媒体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你的很多积累和准备也是到青年报开始的。

雍和：对，青年报是一个给你施展拳脚的地方，那时候我们自己的走廊里有个贴报栏，贴了之后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也都可以来点评，从门卫到总编，这个气氛是非常非常好的。

杨浪：你进入上海青年报社算是比较规范和正式进入到纪实摄影与新闻摄影这个领域里。

雍和：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必然和自己的性格、思想有关系，并且和大环境是绝对绝对脱离不开的。我觉得上世纪80年代的这块土壤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合适的。那个年代中国纪实文学非常发达，其中有一本杂志叫《海南纪实》，韩少功他们办的，我认识杂志副主编林刚，他们创刊以后，我帮他们在上海拍照。这段经历对我的成长也非常有利，就是在有眼界以后，给我提供了一个实践的机会，拍完照之后诉诸于大众媒体，市场、读者给你反馈，而且这个反馈不是我们小圈子里所谓摄影大师，而是普罗大众，可能就是一个菜贩子，或者一个老师，对摄影没有什么概念的人，他们只是觉得你这个东西非常好。上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上的一些动荡起伏，都给我一种实践的机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正好让我碰上了。

杨浪：在时代背景之下，社会的生态和活力逐渐爆发，像你这种在上海活跃的年轻人，正好跟《海南纪实》的韩少功他们的需求呼应上了，你对摄影的理解也结合上了。

雍和：对。

摸着石头过河

杨浪：你在上海的这片空间里，用影像把这个时代不断发展、变动、演进的一些非常典型的事件记录下来，你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是本能的。

雍和：《偏偏轮到我》获奖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创作了，也不仅仅是对着上海。我后来跑去西藏、青海还有云南，寻找心目中的那个影像。在我成长的环境还有过程当中，其实我对这个社会一直是有看法的，有自己的认知。我以前没把我的摄影和我的思想结合起来，我觉得拍照就是玩光影。

杨浪：你对社会的批判意识与你喜好的摄影，没有打通。

雍和：没有打通，以前我觉得是两回事，后面渐渐和贺延光等一批朋友接触，还有1988年国际新闻摄影周，这些人和事一点点叠加起来帮我打通了。我知道了我的喜好其实是和我对这个社会与对上海的认知是一回事。

杨浪：你加入青年报的时候，国内正在进行城市改革和都市化进程，上海开始有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雍和：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还是非常落后，上海人也是非常苦闷的。那时我到深圳去，买一个墨镜，喝一杯三合一的咖啡，稀奇得不得了。上海真正的开放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1993年1月1日浦东管委会挂牌，上海才开始起飞的。

杨浪：上海的剧烈变化就在雍和的镜头下出现了。

雍和：正好顺着那个过程，有的时候是有意识的，有的时候是无意识记录下来的，摸着石头过河。

杨浪：城市的大规模改造、拆迁、重建，你在这个领域有一些非常出色的作品，有大量的积累，而且具备对影像瞬间关注的能力。

雍和：随着开放，城市化程度提高以后，我发现城市一些矛盾浮现了，和以前那些矛盾可能有一些不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银行、居民，各方面的利益搅在一起博弈，矛盾就凸显了。我拍的这方面的题材比较多，但是我对拍摄的事情不褒不贬，忠于事实或者忠于我自己的观察去记录下来。

杨浪：不褒不贬就是说不预设立场。

雍和：我只是把一个事实或者一个现象呈现出来，每个人根据他所处的位置和对社会的了解，自己去做判断，我只是不回避事实。

杨浪：对事实不回避，在作品发表的时候把自己的倾向性退到后面。你给受众呈现一个事实的影像，对事实性质的判断，让受众和社会去做，这是你纪实摄影的基本方法论。

雍和：这是其一。第二个，当然我不是说我就是个采购员，编辑就是一个厨师，我采购来随便你怎么烧，当然我有我基本的观点，你不能歪曲我，你不能颠倒黑白，你不能指鹿为马，所以我对我图片的说明是很谨慎的。

杨浪：你的文字在纪实摄影家里也是相当好的。

用图说传递画外之音

雍和：我非常谨慎，因为我感觉照片是感性的，它没逻辑，比如我拍杨浪，你到底是媒体人，还是一个乡村教师，或是一个教授，我可以用文字来具体描述。而且现在社会节奏比较快，快节奏阅读会让一些人产生误读。在有限的文字里面，尽管我得不出什么结论，但是我会给你一个通道，让你自己去想。我连接到这个图片背后的背景是什么东西，也就短短20个字，但这个通道我是开着的。

杨浪：我非常理解你的意思，你不但讲究影像本身的真实性和信息量，在制作图说的时候，你也是有追求的。

雍和：1998年离开上海青年报社后，我进入了新民周刊，2003年我又加入到了新民晚报社，在《新民晚报》上面有个人专栏，当时在上海是没有个人图片图文专栏的，这算是个先例。一周一期，很多发表的东西都是别人已经传播过了，但是你可以提供另外的解读方向和途径，其实拍摄禁区这个问题不大，怎么解读是一个学问。下面的文字怎么规范它，我会藏一些东西在里面，看得懂的人自然懂，看不懂的也就无所谓了。

杨浪：明白你的意思，只有做文字的人有这个乐趣，一部分读者可以悟到作者的真正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