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先秦古乐谱破译初探

据媒体报道，一组将在音乐史上带来石破天惊般冲击的竹简近期重见天日。湖北荆州王家咀798号战国楚墓中出土3200余枚竹简，部分为首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楚国抄本《孔子曰》，部分为《诗经》。还有一部分内容为数字、天干及少量笔画简单的字的不同排列组合。考古人员表示，“此类竹简属于首次考古发现，有可能是一种乐谱，但解读难度很大。”

一.存世古谱之最

这应当是国内继《敦煌乐谱》、唐代《碣石调·幽兰》文字谱以后，存世古乐谱真迹的一次重要发现。而且把迄今存世的中国古谱提早了1000年。

1978年同在湖北发掘的曾侯乙墓中出土了灿烂的编钟以及大量乐器，证明了2400年前（曾侯乙墓断代在公元前433年之前）楚地音乐发展已经达到十分辉煌的程度。荆州王家咀798号古墓距今2300年，同为先秦楚国墓。此次乐谱的发现，再一次印证了音乐器物高度发展的同时，音乐记谱在当时已经诞生且能够记录并行的两个乐器或旋律。

就乐谱发生发展的沿革而言，有关中国古代记谱形式的记载繁多，但汉唐之前古谱传世实物极为罕见。1881年（光绪七年），黎庶昌出任驻日公使后，与其随员杨守敬搜访流入日本的古籍，于1884年刊印出《古逸丛书》，其中刻入了《碣石调·幽兰》。据该古谱开篇之序，可知制谱者为南朝梁末的隐士丘明（？ -590年）。至于抄刊年，乐曲考古学研究者王德埙判定不出于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间，也就是762年-779年。此外还有现收藏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3808的《敦煌乐谱》，这是五代后唐时期（923年—936年）的琵琶谱。因此，这次出土于湖北荆州王家咀楚墓的古谱，其意义自不待言。

人类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一首叫做《胡里安的尼卡尔女神颂》（Hurrian Hymn to Nikkal）的歌，由法国考古学家20世纪50年代在叙利亚的乌加里特（Ugarit）遗址发现。那首歌被刻在了一块泥板上，据考古学家推断，距今大概3400年左右。我不记得古埃及纸莎草文献中有乐谱的记录。如是，则荆州王家咀乐谱简很可能为继泥板乐谱之后的人类存世古谱之最。

目前看到的荆州王家咀798号墓中三支古简的图片，可以确定为古乐谱简。不仅因为这批简文是与同时出土的《孔子曰》《诗经》相呼应并且是与“诗书礼乐”制度密切相关的文献。鉴于3000多支简牍中目前可辨识的仅有700支简，无由辨别的简牍中，那些与天干地支相关的或与祭祀相关的，是“礼制祭祀”有关的文献。公布的那三支“有奇怪符号”的简牍，它的记录方式正是“符号”“抽象”“有规律”“可视奏”的典型的记谱方式。下一步就是破译古谱是如何记录音程与演奏技法的了——当然，这也是最有挑战、也最令我兴致盎然的事。

二.记谱是音乐成熟的重要标志

1.华夏音乐的曙光初照

距今约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陕西半坡、江南河姆渡文化，都出土了陶埙。河南贾湖出土了骨笛。山西陶寺3072大墓中出土了鼍鼓和特磬。考古学界将陶寺断代为距今大约4000年前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

这个时期前后，大约是传说中黄帝、少昊、颛顼的时代。《世本·帝系》说到少昊“同度量，调律吕”;《吕氏春秋·古乐》说到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

这是个乐器初始的时期。大约新石器时代后期（龙山文化）到西周末期，经济发展带来文化发展，礼乐与祭祀活动成为古王国维系治理和信仰的重要事务。音乐的发展从原始氏族祭祀活动所必需的打击乐舞，到游牧渔猎生活中发现的吹管之妙与声腔之韵，再到农业定居文明的丝绸生产中对丝弦与共鸣作用的发现，进而产生了丝弦/弹拨乐器。所谓“伏羲做琴”“神农削桐为琴”“舜做五弦之琴”等等都是这个时期。

这是斫器人与演奏人的时代。商周之际，古王国诞生。春秋之后，礼乐文明随时代起伏变化。在音乐领域它的物质成果是打击乐、吹管乐、丝弦乐的主体器物和音乐的发展，以及音乐人的专业化。《吕氏春秋·古乐》记：“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韶》《六列》《六英》，有倕作为鼙、鼓、钟、磬、吹苓、管、埙、篪、鼗、椎、钟……”

2.艺术与音乐的爆发期

《吕氏春秋》记录了战国晚期中原文化发展，其中对于乐器种类的记载，在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东室的发掘中得到了完全的展示和对应。在这座大墓中，辉煌的65件完整编钟与一套32件编磬震撼世人，还有瑟、笙、箫、篪、小鼓摆列在钟、磬、建鼓构成的长方形空间。全室乐器如一个大型的“钟鼓”乐队，体现着“金石之音”和“钟鼓之乐”的壮观气势。

从4000年前陶寺的鼍鼓、石磬，到2400年前楚地曾国钟鸣鼓乐的庞大乐队，这期间乐器的发展、乐曲的发展，更有演奏者与欣赏者的专业化发展，都使华夏古乐成长到一个辉煌时期。

这是演奏家与欣赏者的时代。这个时期产生了中国伟大的艺术家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屈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成就超越了同时代人1000年。从汉赋、南朝的五律、唐代七律，到宋词、元曲，中国经典文学体例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打破规制，丰富句内字词的构成和表达，逐步解放格律的过程。而2300年前的屈原，一上来的文字形式就是自由的。

诗的本质是音乐性的，《离骚》370多句中，有韵律，有转韵，有节奏变化与脱韵，还有直接涉及音韵的。如“奏《九歌》而舞《韶》兮”，就说到音乐篇目（《九歌》《韶》）和音乐功能（舞《韶》）;也有的说到音乐娱情的作用，如“聊假日以偷乐”“和调度以自娱”。屈原是楚国贵族，判断他深通音律一定不会错，他不仅是个欣赏者还肯定是个创作参与者，他熟悉宫廷里的乐舞，懂得乐曲篇目， 创作了包括《九歌》在内的当代作品， 还有诸如“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等直接记写音乐的诗句。

当“器”与“乐”都充分发展的时候，记谱就必然诞生了。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据《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

在严格规范的礼乐制度下，“大司乐”就是最高的管理礼乐活动和礼乐教育的官吏。礼乐教育承载着宗法道德的崇高责任。王国幅员广大带来礼乐活动需求的扩大，乐曲和乐队复杂化发展带来的复调与器乐合奏，音乐教育所必需的专业要求，都使记谱成为替代口传心授的不可或缺的记录手段。

《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成书年代有争议，一说在战国至西汉初年。

王家咀墓出土竹简中《孔子曰》《诗经》与乐谱一起出现，这一定不是偶然的，是“诗书礼乐”制度和文献传承的清晰记录。也是这批乐谱简内容的逻辑方向。

三.乐理成谱的这块拼图

西周到战国是中国音乐发展的重要时期。

1.四座墓连成的音乐史

荆州王家咀798号墓的年代，考古学家给出的是“战国后期前段”，大概就是公元前250年左右，秦始皇的父亲和爷爷一辈开始统一步伐的这个时间段。

再往前800年，西周初期，江汉平原上周公分封了一个叫“曾”的侯国，它的初期国君曾侯犺奠定了这个不仅热爱礼乐而且钻研乐理的家族基因。2013年湖北随州叶家山犺的家族6135号墓出土了一套五件编钟。经过测音，这套钟一钟双音，全套钟有“四音七声”。这座墓的断代是西周早期（公元前1000年左右）。叶家山古墓五件编钟的音阶结构为：—宫—（徵）—（宫）—，属于循环上行。简单说就是“拉、多、米、索”，没有商音（没有“来”）。这使我想起那段古老的苗族山歌：“索米索—拉索拉索米多米—多拉索—”，就是没有“来”。

2015年，在湖北枣阳郭家庙30号墓又出土了编钟、磬、瑟等一批乐器。郭家庙墓断代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公元前877年-公元前771年），比叶家山晚100多年。有趣的是，这套编钟的测音，出现了商音。而郭家庙古墓又是曾侯的家族墓。

1978年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年代在郭家庙之后大约400年。65件编钟跨五个八度音程，可奏出完整的五声、六至七声音阶乐曲;中心音域内20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编钟上还有3700字的铭文阐释了先秦时期的乐理知识。

叶家山、郭家庙、曾侯乙、王家咀——从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3000年前到2400年前的考古实物，证实了这600年间乐器发展和华夏乐学理论发展的清晰轨迹。

到了王家咀，乐谱出现了！

2.曾氏家族是伟大的音乐家族

文明初始时期的音乐传承只能是口耳相传的，它最适于在家族内部进行。而且这项特殊技能牵涉到生存机会，也只能在家族内部传承。

随国是西周初分封的一个姬姓诸侯国，故地在今湖北省随州地区，“曾”为国名，曾侯始祖为周朝开国大将军南宫适，这是由叶家山曾侯犺墓的铭文证实了的。作为天子分封镇守南方的重要邦国，周公维系宗法的礼乐制度自然要遵行，而且曾侯国君对这套制度显然有着持续而强烈的特殊爱好。

叶家山以前的西周编钟一般都是三枚一组，没有出现过五钟一组。曾侯犺墓的这组不但五钟，而且第一次出现了五声音律的雏形。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早年被盗的话，这座墓也该出现当时丰富的乐队配置，这是由郭家庙和擂鼓墩曾侯乙墓连续证明了的。

郭家庙墓葬群围绕曾侯家族墓，从一号墓地发现“曾侯絴伯秉戈”的背景推测，墓主人疑似为曾侯絴伯，是著名的曾侯乙的祖辈。在曾氏墓地中还发现了簨簴（挂钟磬的木架）、琴、瑟、鼓、铃，以及一组十件套正鼓部完整呈现五正声的编钮钟，还有编磬。

再过400年，曾侯乙墓东室，有多件琴、瑟、笙、鼓聚傍主棺，这是“寝宫”内演奏“琴瑟之音”的“轻音乐团”。中室，一套编钟沿南壁和西壁立架巍然耸立;一套编磬沿北壁安放，32件石磬呈现三个八度的音程;一架建鼓沿东壁高竖青铜座上。此外，还有瑟7件、笙4件、箫2件、篪2件、小鼓2件，均列在钟、磬、建鼓构成的长方形空间内。这是当年亚洲最大规制的“钟鼓”乐队，体现着“金石之音”和“钟鼓之乐”的磅礴气势。

一个家族历600年不绝的音乐爱好;以王国实力支持的音乐组织与音乐实践;楚王所送镈钟证明曾侯国与地区大国坚实的政治联系;还有编钟上3700字铭文印证的对律学以及周边国家乐理的透彻了解——把曾侯家族视作西周末期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氏族恐怕毫不为过。

音乐家的诞生需要传承，这是古今中外文化史都证明了的。这不仅因为音乐专长需要敏锐的听觉天赋，还需要对抽象乐理的深切、精湛理解，对乐器的熟练掌握并基于此着意于乐器的制作，还有在实践基础上对音乐风格和曲目推陈出新——所有构成伟大音乐家的外部条件在延续600年的曾侯家族中都具备了。而且，在犺、絴伯、乙的墓室中，世人都看到了同时代最辉煌的奏鸣礼乐交响的乐队。

所谓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玄引郑司农之注：“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这么说，“成事已调之乐”曰“成均”，即“成均”的教育内容始于乐。华夏文明的根基在于礼乐教化，“成均之法”便是蕴涵在音乐中的国家的核心逻辑。董仲舒则说：“成均，五帝之学也”;“成均之法者，其遗礼可法”者。说“掌成均之法”，即是有“遗礼可法效，乃可掌之，故知有遗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