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学习外来文化

在2019年5月的亚洲文明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当此全球大变局之际，中国既存在和平崛起的战略性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面向未来，我们以谦逊和包容的心态、以新视野和新思维在全球范围内学习和借鉴，博采众长，海纳百川，与时俱进。同时可以在此基础上，以“月球看地球”的俯视视野，通过一系列原创的、引领式的、大风流的创新，解决好中国自身的发展，也为解决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贡献源自中国的方案及智慧，为实现和平崛起及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我们的近邻日本，在借鉴外来文明、学习外来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结合二战结束后日本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我们可以尝试总结日本学习外来文化与文明的部分经验。

一、日本变革与发展模式的特色

中国与日本有一定的文化同根性，尤其是儒家思想在日本影响深远。日本也是儒家经济圈（大中华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八个经济体）中率先启动了所谓“脱亚入欧”进程的经济体，是近代东亚崛起的启动者，也是东亚现代化的引领者和曾经的东亚起飞的“领头雁”。

日本是儒家经济圈乃至东亚国家和地区之中，第一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快速地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日本当时的发展模式和经验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日本二战以后的经济腾飞之后，“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和中国大陆的发展，先后都有一些日本二战后崛起模式的“烙印”。具体看，日本发展模式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在二战后日本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实现了“全民中产”。日本即使在快速崛起的时代，其贫富差距较小，基尼系数相对较低，基本上实现了全民中产，在践行包容性增长方面在东亚经济体中首屈一指，在全球也是表现较好的国家之一。日本的这种全民中产模式与中国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有相通之处。

第二，日本在企业生态体系的合理性、多元性和先进性上或许也是东亚的引领者。比如在企业制度群体结构上也展现了其先进性和多元性。笔者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程度，在1997年将企业大致分为三类：家族型（A类）、现代企业制度型（B类）和国有型（C类）。在三类企业制度分析框架下，根据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制度体系的观察，笔者提出“企业制度群体结构”的理念。通过这个角度观察，日本产生了一批股权分散、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B类企业），迄今为止，这在东亚经济体中是唯一的，东亚的其他经济体都是以A类家族型及C类国企为主流，少有B类企业。日本拥有的这种更为合理的、多元的、先进的企业制度群体结构，也是日本能够实现全民中产以及共同富裕的一个前提条件。

第三，日本在企业价值取向方面也有其特色。众所周知，美国企业以重视股东利益最大化而闻名并风靡天下。日本企业则相对更为重视员工利益，也重视供应商、客户、股东等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平衡，这种比较中庸、平和、包容的企业价值取向可能是日本实现全民中产及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微观基础。日本企业在企业管理中也比较好地彰显了敬天爱人的精神。在收入财富不均和社会阶层流动性下降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日本企业的这种价值取向在全球可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作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发源地及大本营美国，企业在价值取向上最近也出现了重大调整。例如，2019年8月19日美国有181个CEO在华盛顿“商业圆桌”会议上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书》，不再把股东利益作为唯一的重要目标，也开始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功能和社会目的。

第四，日本产生了一批风靡全球的原创管理理念，如全面质量管理（TQC）、及时管理（JIT）、看板管理（Kanban）、5S现场管理等，这些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被复制、被学习、被借鉴，这是日本为世界管理理论和理念的发展与创新做出的重要贡献。

第五，日本发展模式的一个特色是在发展初期和快速起飞时期的“产业政策”。在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初期，以通产省主导的产业政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起到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依仗积极的产业政策推动经济发展这一特色对整个东亚的后续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第六，近年来，日本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与进展。截至2020年，日本拥有18位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得主（以获奖时任职机构的归属国家计算），其中15位是2000年以后获奖的。在路透社公布的2018年全球最具创新力大学榜单上，美国以46所独占鳌头，德国和日本各占9所，并列第二。同时，日本在技术应用方面成就斐然，在全球最大规模的出版商中立引文索引和研究情报平台Clarivate Analyse发布的全球百大创新机构榜单中，以29家的数量名列前茅。

第七，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日本人认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从这一点讲，日本人的自然观与宗教观是一致的，亲善自然是一种美德。在全球面临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背景下，日本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比较好地践行了“天人合一”的理念，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日本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范例。

第八，日本也是和谐社会的一个成功案例。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普通人，他们能追随各自的梦想，进而可以做到“一生专注做一事”。人人恪尽职守、精益求精，享受着工作给自己带来的满足感，完成着对社会的贡献，也收获了他人的尊重。在日本，“人各有梦”以及追求不同的梦想或许为践行“工匠精神”提供了基础。更为深远地看，千千万万不同的梦想相济相成、多元互补，或许也是日本社会和谐的原因之一。从这一点来讲，日本可能是践行“和而不同”而实现和谐社会的一个好案例。

第九，日本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在打造软实力和国家声誉方面，日本的成功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日本国和国民在全球均享有很高的受欢迎程度。2019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显示，86%受访者对日本抱有好感，在《福布斯》2019年10月发表的“全球最佳声誉国家排行榜”（Reputation Institute）上，日本居第11位，亚洲第一。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迅猛崛起而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时世界霸主美国也对当时排行“老二”的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排挤和打压（包括1968年到1994年之间美国对日本发动的七轮贸易战），日本则通过“软实力”的修炼来应对美国的歧视及打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必须强调的是，日本在发展过程也有过重大错误，曾经犯下包括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在内的历史罪行，这些错误给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带来过深重灾难，这是一个永远值得反省的历史悲剧。

从更为长远的历史维度来看，在人类发展的历次重大变革中，日本在“取势”上，基本都踩准了“风口”，可以说没有错失过大的历史性机会。无可置疑，形成上述日本的特色可能有很多原因，这或许与日本学习外来文化的心态、态度、思维方式、学习及实施方法等有比较大的关系。

图：日本文化的多重性与同一性

二、日本学习外来文化历史回顾

日本历史上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向东亚大陆学习时期。

早至公元前3世纪，日本在接触到中国秦汉时期的“渡来人”的先进生产力之后，把本土的技术与文化（绳魂）与外来的技术与文化（弥才）并存融合，形成“绳魂弥才”，或是日本文明之肇端。从公元4世纪起，东亚大陆时有战乱，不少人为躲避战火，从中国及朝鲜半岛迁入日本，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建筑方法和陶器、铁器冶炼文化，使得日本列岛进入农业社会，完成从部落社会向国家转变的过程。

从《隋书》记载的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第一次遣隋使抵达中国到菅原道真提出废止遣唐使的公元894年，近300年时间，共19批次3000余人到中国，他们把大量佛教和儒家典籍，各种精美佛教造像、工艺品、乐器、绸缎等带回日本。隋风唐雨之下，日本通过大化改新，从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成为律令制国家，经济长足发展、文化百花齐放。日本对中国的学习从制度、思想、哲学到宗教、建筑，从文学到艺术等，范围非常之广。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出，日本对隋唐文化的学习是有选择的，譬如同样在唐代兴盛的道教文化就没有得到日本的青睐，日本的宫廷也只有女官而没有宦官。

宋元之际，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多通过民间商贸进行，两国官方通过文书略有往来。有赖于宋代发达的出版业，在中国出版的书籍很快能流入日本。宋太宗就曾经把5000余卷《大藏经》赐于日本僧人奝然。宋代风雅的生活方式如点茶、焚香、插花、挂画四艺，也为日本的贵族阶层欣然接受，并在之后的几百年内发展为日本独特的茶道、香道、花道等文化。

镰仓时代（约1185年-1333年），大批僧侣留学中国，主要学习禅宗文化，为此日本兴建了许多临济宗寺院，包括九州福冈崇福寺、镰仓建长寺以及京都大德寺、妙心寺等。平安代末期，日本平氏与源氏混战，社会动荡，使得宋朝的铜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日本官方流通钱币，公元1266年，镰仓幕府被迫公开承认宋代铜钱为日本的法定货币。

德川时代（公元1603年-1868年）可以说是全面地学习了宋明文化。从隋唐佛教到宋明理学，从遣唐使一直到明末清初的朱舜水东渡扶桑，持续千余年，日本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可以说是立体的、深入的、长久的、全方位的。对宋明理学即“新儒学”的吸收与再创造，也使得日本成为儒家文化圈的后起之秀。

二是向欧洲和美国学习时期。

中国明朝实施海禁，对外仅保留朝贡贸易。明太祖朱元璋把日本列为“不征诸夷”之一，厚往薄来，日本却通过“勘合贸易”挣得钵满盆满，还搭上了与明朝贸易的葡萄牙人，为日本的近代强国之路开启了窗口。

通过明朝的商船和出使梵蒂冈的“天正使团”，“南蛮学”“兰学”和基督教传入日本，日本开始发现更远的欧洲。1774年，日本现代医学先驱杉田玄白推翻了从《黄帝内经》中学到的体系，只靠认图，艰难地翻译了德国医学家J.Kulmus所著的《解体新书》荷兰文译本，该书的翻译出版，是日本人在学术上转向西方，并认真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旁观了中国鸦片战争的遭遇，又被佩里的黑船大炮轰开国门后，日本毫不扭捏，迅速转向，拥抱先进。日本放弃德川幕府实行了260余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诸多有识之士主张日本应开始向西方学习，“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场，多造大船，复航海之法”。

1868年明治维新开启后，日本一方面大量引入西方启蒙书籍、科学技术书籍，大量翻译西方当时流行的新概念、新造词而形成系列的“和制汉语”。这些“新汉语”包括“经济”“社会”“哲学”“宗教”“自然”“民主”“形而上”以及会计学的“借方”“贷方”等。

“旧邦新命”，日本进行了从上到下的“维新”，全面地拥抱了西方启蒙带来的民主、法治、科学、理性、契约精神和现代教育体制。与此同时，日本思想界经历了颠覆式的改革，废止遣唐使菅原道真所提出的“和魂汉才”迅速转化为“和魂洋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