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京企迁徙

像北京这样的超级大都市，对企业的吸引力并不总是一成不变。新一线城市研究所近期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过去四年，673家高新技术企业迁出北京，南京、徐州、苏州、海口、宿迁是它们主要的目的地。

这一度让许多人生发感慨：北京已经留不住企业了吗？

过去一年，在普华永道工作的林晓经手最多的项目，便是协助北京的投资公司、事务所将部分业务迁往海南。“海南现在要发展金融中心，先去抢占一份市场。而且海南税收优惠力度非常强，大部分的企业所得税是15%，其他地方是25%，在那边设立一个比较核心的部门，能提高收益率。”林晓对《财经》记者说。

即便抛开税收考虑，从居家生活的角度来看，北京的短板也不言而喻：每年超过10万人申报积分落户，最终名额仅约6000个;按人均租住面积20平方米算，五环内卧室单间租金每月大多在3000元以上;动辄47分钟的单程通勤时间、抢破头的教育资源，也迫使许多人在工作一定年头后开始考虑离开北京。

进入“十四五”时期，各省各地都在强调回归制造业和实体经济。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指出，北京城市战略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经济中心”并不在列。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开始强力推进后，京企外迁开始加速。有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20年，京企一共迁出7009家。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曾在2018年发布北京市市场主体发展分析报告，公布了外迁企业的数量、行业等情况。2018年北京有780家企业外迁他地。河北和天津截留四分之一，近五成企业蛙跳他省。

2014年以后，北京累计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约3000家，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约1000个。蓝天取代了雾霾，污染天气出现的频次大幅下降，但菜市场、小摊贩的市井烟火气也少了很多。

界面新闻梳理，清北毕业生留京率已不足两成。2013年到2019年，北大本科生留京率从71.79%降至16.07%，清华从30.7%降至18.20%，越来越多应届生前往广东寻找工作机会。类似的，不少企业的步子也一路向南，机构部门扩张比起京津冀更偏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这背后的脉络远比人员的流动更为复杂。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陆军向《财经》记者指出，过去几年，北京市政府通过疏解、转移、促提升等途径，进行城市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城市更新，城市人口规模下降了，城市环境也大为改观。但现在北京出现商业不发达、人口老龄化、缺乏市场机制等现象。城市治理如果过度依赖行政手段，可能抑制市场作用，造成“双失”，即低端企业走掉了，高端的要素没有进来。

北京是中国少有的减量发展的城市。北京及周边的天津、河北能否留住企业、发展好产业，与北方经济未来的命运紧密勾连。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叶堂林向《财经》记者表示，如何用北京强劲的科技创新实力赋能北京、河北和天津的企业，可能是破解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一个关键命题。

“生态和交通都是花钱，花钱就能把路修好、把空气治理好，但是真正能挣钱的事应该是产业。如果产业不能做起来的话，最后的结果肯定是经济还在下滑。能挣钱的不起来，花钱的哗哗往外花，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叶堂林说。

企业外迁之后，京津冀的产业协同难点在哪？

北京通州区的张家湾工业区紧邻著名的“睡城”燕郊，临近河北。

8月中旬的一个炎炎夏日，老牌纺织企业铜牛公司占地8万平方米的厂区大门紧闭，静悄悄。周围几家小规模的幕墙装饰、五金制品公司，紧挨着的方和正圆工业园还在照常运营。临街路边，开着几家东北菜馆、便民超市、手机门店，恍若中国某座偏远县城。与前几年相比，现在，安静是这片区域更好的注脚。

这几年，作为通州第一大工业重镇，张家湾清退停产了上千家工业企业。这里原先有17个工业大院、1000余家工业企业，涉及金属制品、家具、化工、纺织服装、印刷、医药等行业。通过“先停后治”，到2018年仅剩70家在产工业企业。

铜牛公司的生产线早已迁往了外地，留在老厂区的员工不多。规划中，铜牛公司老车间要配备上咖啡吧、美食餐厅，改造成北京未来设计园区。目前，建设尚未完毕，厂区四周被施工牌包裹了起来，间或有两名员工从大楼走出。

周围的工业用地被改建为公园，进行房地产开发。往市区方向走，不远处的绿心森林公园去年刚开园，面积约为3.8个颐和园。这一带，许多崭新的住宅楼拔地而起，一些楼盘正在动工修建，底商大多处于空缺状态，商业气息还很薄弱。

迅猛的转变始于2013年。为了严控PM2.5，北京出台“空气十条”，即《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要求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退出。同年，北京调整退出工业污染企业288家，集中在建材、化工、铸造、电镀等行业。

往更早追溯，北京持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速在2011年出现下滑，调整产业结构也成了必然趋势。2014年，北京开始以更大的决心和气力疏解非首都功能。当年，北京便关停退出铸锻、建材、化工、包装及印刷等12个行业共392家污染企业。

卡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是在这波腾退浪潮中离开北京的。

这家公司2009年成立于北京，主要从事结构加固、路桥养护、建筑及桥梁工业化等领域的新型材料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配套技术服务。起初，企业规模小、缺少技术，承诺所在北京某工业园区的安全许可等资质一直办不下来，于是考虑更换其他园区进行生产。

董事长丁忠文向《财经》记者回忆，在考察过程中，很多人建议，除非是真正的高科技企业或是一些特殊行业，最好不要留在北京。否则，将来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在北京很好地发展。于是在2013年，卡本公司搬到了天津武清区。

天津和河北是承接北京产业疏散的两大主要区域。仅2021年上半年，天津滨海新区就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585个，其中不乏来自国企央企的项目。

2014年起，天津以滨海新区等“1+16”承载平台，对接引进来自北京的企业与项目。2018年，天津推出“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大幅降低人才落户天津的门槛，累计引进各类人才40万人。2019年，天津出台新政针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项目，为非天津户籍的职工提供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政策优惠。

在天津，卡本迅速转变为一家拥有技术、品牌的高新技术企业。正好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大量存量建筑物和公共设施的使用年限已达到30年至40年，生命周期和各项功能到了衰退期，改造、维修、加固等需求应运而生，因此身处传统行业，卡本也能拥有一片相对朝阳的前景，并逐步成长为天津市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但是，新问题很快出现了。企业需要不断开拓市场、增加产品线。“产品有生命周期，比如产品老化了，已经没有竞争力了，就要升级、延伸。这个时候，如果政策不批新项目的话，就没法生产。”丁忠文介绍，由于新的产品线和业务线不符合武清区相关环保规划，卡本又于2018年搬到了政策相对宽松的天津西青区。

卡本公司环保费用每年约两三百万元。公司规定，但凡有人就必须开环保设备，但凡有设备在启动，就必须开环保设备。除了政策要求，还有卡本的本硕员工占比已经达到90%的缘故。“不能让我们的员工感觉这个企业没有责任感，企业明知有规定还故意去违反，这是起码的一个认知或者文化的问题。”丁忠文说。

即便如此，在招聘人才的时候，卡本公司仍然面临一些突发状况。这家研发型企业青睐天津高校的硕士和博士，但中小企业欠缺很强的平台和薪酬竞争力，天津的吸引力也不如某些城市。“我们校招跟一些研究生签订了三方协议，他们得到了上海、深圳、北京、成都或者武汉的offer后，跟我们毁约概率很高。”

除了人才要素，京津冀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相对也不那么完备。卡本公司基本实现了自动化生产，一名普通技工年产值可达上千万元，生产效率很高。但他们如今使用的原材料大多来自于江浙沪等南方地区，得先运到天津研发生产成商品，再卖到江浙沪、广东、福建等更南的地区，一来一去，也暴露出效率和成本的劣势。

“我们其实非常希望本地化采购，可以带动地方的产业。虽然带动力不大，但是有一点算一点。”丁忠文说，另一面，企业内部的质量体系决定产品需要保证品质、对客户负责，而本地的配套产业不健全、标准不够高，质量风险可能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成本、技术上也缺少相对优势。因此，本地化采购其实很难。

这并非卡本公司一家面临的难题。同一类产业集中能够产生集聚效应、降低成本，得到相应的专业人才。如果产业集聚程度很高、产业链条发展很完善，企业获得的机会就越多。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少国向《财经》记者指出，京津冀城市群的区域产业集群、企业集群的集聚规模和质量提升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曾经，京津冀的工业配套完善得惊人。1980年，全国统一划分的164个工业门类中，北京有149个。天津、唐山也是制造业重镇，京津唐工业基地构成了北方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但从2014年起，《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开始实施，禁限行业占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比重达到55%。

“这些年，北京传统的制造业逐步退出，特别是许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的制造业都退出了。”北京市社科院原副院长赵弘向《财经》记者介绍，现在，这一地区存在技术工种不全、配套成本相对较高、效率相对较低等问题。而新型产业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已经培育起了一个强有力的产业集群。

北京市副市长杨晋柏曾在国新办举行的北京、湖南、安徽自贸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将助力推动京津冀形成统一开放市场。加强京津冀自由贸易试验区技术市场融通合作，对有效期内整体迁移的高新技术企业保留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2016年揭牌，由京津两地携手打造，园区新增注册企业超过1200家，其中来自北京的超过280家。前不久，叶堂林去参观了一家无人机企业。这家公司将研发设计放在京津冀，制造落在长三角。无人机外壳使用碳纤维材料，形状不规则，需要一次成型，在京津冀找不到能实现这一要求的厂商。

叶堂林说，珠三角有惠州、东莞、佛山这样的制造业城市，只需一张图纸，半个月就能生产出样品。长三角的苏州、昆山制造业也非常强，但京津冀没有如此强的配套制造业优势。现在，市场上产品更新迭代非常快，从推新到被淘汰可能就一两年的时间，京津冀地区的制造业不具备将设计快速产品化的优势。

实际上，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主要是将一般制造业，特别是高耗能、高耗水产业疏解出去。此外，还有区域批发市场和专业物流中心、医疗教育与公共服务。《京津冀发展报告（2021）》指出，从2015年-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产业链演化的实际情况看，早期“支链”中缺乏的枢纽型节点行业尚未得到有效补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