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国中产阶级重构中美共识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在2021年末逐渐显现出轮廓。

过去一年中，中美关系并未从特朗普政府最后十个月所造成的破坏性局面中走出，拜登团队也没有像外界曾经所期待的那样有建设性地推动中美关系，而是大体维持其前任团队的鹰派策略。

这种延续一定程度上是拜登政府面临的美国内政困境所造成的，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及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李成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分析说，拜登未能在大选中大胜，这导致他没有国内政治资源去改善美中关系，即便他是过去几十年来最了解中国的美国总统，美国社会和党派政治的撕裂更加剧对其掣肘。

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不同，拜登政府致力于通过联盟驱动的竞争体系遏制中国。这让一些声音认为，这种方式比特朗普政府对两国关系造成更大伤害。李成认为不能单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拜登政府虽然也对华示强，但在几个关键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不尽相同。那就是在经济上不与中国全面脱钩，政治上不寻求改朝换代，意识形态上不将中国定义为全社会威慑，外交上不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没有如预期那样对特朗普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拨乱反正，这让两国关系在上半年并未得到改善，直至下半年元首通话后才显现缓和迹象，最受关注的就是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姗姗来迟的对华贸易政策讲话中提出“再挂钩”和“持久共存”等较为积极的概念。

虽然出现好转迹象，但李成认为，这种缓和是短暂的，因为两国结构性矛盾并未改变，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美国已视中国为挑战者和主要威胁，两国政治经济模式的不同让美国社会对中国存在恐惧感和误解，尤其是在美国内政面临重重危机的当下。

这种结构性矛盾也让拜登政府选择用竞争这一概念主导中美关系，但中方在不同场合多次明确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在李成看来，若以竞争主导，两国关系将难免滑向冷战对抗，因为竞争与对抗的界限很难区分，特别是要求其他国家选边站队。

美国在这一问题上与中方的认知差异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那就是一个内部撕裂、自信受创、急于求成走出困境的超级大国选择用错误和铤而走险的方式来应对全球最重要的战略双边关系。弥合这种分歧是改善两国关系的关键，李成建议不应该以19世纪的心态看待当今世界，也不应该用20世纪的方法应对时代新挑战，而应该从地缘政治博弈的旧思维中跳脱出来，选择一个新的角度来为两国关系寻求动力、建立共识。

在李成看来，这个新的角度就是两国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不仅是各自国家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两国关系和平发展的推动者，两国领导人都将政策重心指向振兴中产阶级。这些共同点能够构筑良性互动基础，将彼此的中产阶级视为机遇以及助推经济繁荣的动力，而不是借此进行零和对抗。

《财经》：你如何评价自今年1月就任以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

李成：评估对华政策离不开分析美国内政。在2021年，无论是美国内政外交本身还是美中关系都是起伏变化、危机不断，美国经历国会大厦遇袭、新冠疫情持续肆虐、美军扶持的阿富汗政府惨败以及拜登政府不负责任、丢尽颜面的撤离，这些都加深美国自身焦虑感和失落感。这个大背景下，美中关系恶化速度超出外界想象，一度曾向敌对和直接冲突方向发展，指责彼此是“种族灭绝”政权，揣测对方实验室失误引发新冠病毒泄漏，在中国周边海域——台湾海峡、南海、东海——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飙升。双方一些媒体也推波助澜加大妖魔化对方，用零和博弈和幸灾乐祸思维方式看待彼此。尽管双方近期有高层接触，但这种趋势并没有收敛。

《财经》：正因如此。中国国内一些观点认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比特朗普政府有过之无不及，对两国关系更有害，你赞同这种看法吗？

李成：拜登政府上台后改变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加强与盟友合作，这对美国来说是明智的，但给中国政府带来更大压力，特别是拜登政府联合同盟国共同抵制中国的方方面面。例如，重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发起半导体芯片联盟;呼吁志同道合国家以人权问题为理由抵制中国产品和中国举办活动;敦促欧盟重新考虑中欧投资协议;成立美日澳印度四国准军事同盟;年底召开民主国家峰会。这凸显拜登政府加强通过同盟国和意识形态对中国施压。这解释了为何一些中方民间和官方背景的学者都认为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还不利于美中关系，在他们看来，拜登建立反华联盟并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特别是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定性，这几乎将中国逼入墙角。

从这个角度看，拜登确实并未如外界所期待那样摒弃特朗普政府强硬的对华政策，而是选择基本延续鹰派作风，但这不能等同于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更不利于美中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中关系恶化的起源在特朗普政府，特别是其执政最后十个月，鹰派团队完全掌握对华政策，推出四大举措——经济上与中国全面脱钩，政治上推翻中国政府，意识形态上将中国定义为全社会威慑，外交上准备支持台湾独立。在这些问题上，拜登政府采取不同政策，首先反对与中国全面脱钩，选择在保持美国技术领域优势情况下有选择性精准脱钩;不支持政治上颠覆中国政府;虽然尚未明确取消中国行动计划，但至少表示加强文化教育交流，今年夏天给9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发放签证，这与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全社会威胁完全不一样;在不同场合高层会晤中都重申一个中国政策。

《财经》：拜登政府为何很大程度延续特朗普政府鹰派作风？

李成：这可以从美国政治中寻找原因，2020年大选前外界曾普遍认为拜登会大胜，但这种情况没发生，特朗普获得7400万张选票，比他2016年当选的那次还多1000多万张。内政撕裂使拜登政府没政治资源去做想做亦或应该做的事情，例如，改变具有重大争议的对华政策。拜登必须与共和党议员妥协，因此随波逐流，顺应共和党强调的“谁比中国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如果拜登大选大胜，他会有更多动力和资源去尝试推动新的具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他在竞选中曾经给出信号，即区别看待中俄，反复强调中国不应该是敌人，批评特朗普政府鹰派人士。

《财经》：虽然中美关系总体上尚未有完全改善迹象，但两国元首通话和苏黎世高层会晤带来一些积极因素，是什么原因促成这种缓和？

李成：中国有些声音认为，这是因为美国方面经济压力太大，例如通货膨胀严重、供应链受困、庞大基建规划需要中国合作。还有人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商务部长雷蒙多都希望与中方对口官员对话，这些说法有点言过其实。虽然美国经济面临压力，华尔街、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希望和中国合作，但我认为，这不是促成苏黎世会晤的主要动因。

美国推动元首通话和苏黎世高层通话有四个原因，首先，拜登总统曾四次访华，11次见习近平主席。他们有非常良好的交往，拜登可以说是过去几十年来最了解中国的美国总统，他不需要副手建议，他与自己外交团队主要官员对中国的看法有所不同，正是这种了解让克里特使的天津之行后很快促成这次通话。其次，最近几个月拜登政府在一系列外交议题上——朝核、伊核、阿富汗撤军、缅甸政局剧变、对俄关系、边境难民等——问题重重、败笔累累。拜登外交团队尝试做出调整，否则外交事务层面会被反对党和民众认为毫无政绩。鉴于这些议题中有不少需要与中国合作，所以这可以视为第二个动机。第三，美中在台湾海峡和南海频繁军事演习增加擦枪走火可能性，这需要双方高层认真对待，所以两国元首通话，军方也展开互动。

第四个原因尤其重要，拜登上台后加强同盟关系，这些盟国虽然在意识形态和战略安全领域与美国走得近，但要它们选边站队很难，大多数盟国不赞同美国的反华冷战思维，德国、法国和英国领导人都曾表示，虽然在很多议题上对中国有所保留，但不愿意和中国打冷战。日本领导人也表示过类似观点，更不用说韩国、新加坡，它们都明确反对选边站队和冷战思维。拜登拉盟国对抗中国带来变化的同时也带来制约，因为这些盟国在经贸、气候变化、防核扩散、区域和平等问题上比美国更需要与中国合作，它们也没什么“老大老二”情结，这就解释了拜登为何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不搞新冷战，虽然他的很多做法就是冷战思维，但起码口头表态反对新冷战，这就是出于压力，因为盟国不希望美中这样走下去。

以上几种原因都超出对经济压力的考量。美国经济主要问题是贫富差距，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纾困救济方案的落实，目前也未矛盾尖锐化或不可收拾。而且美联储还可以印钞票，所以经济原因不是主要动力，退一步来看，即便在经济上与中国全面合作打开缺口，美国民众也不认同，他们认为这只对华尔街、对大公司有利。

《财经》：这种元首通话带来的关系缓和会持续多长时间？

李成：这种缓和是短期现象，美中关系近年来持续恶化，并没有到转折点，这并非是低估元首通话和苏黎世高层对话的重要性，这种互动当然意义重大，这再次说明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40年交往所建立的多方面、多层次的桥梁和纽带不会是也不应该像美中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会“垂直坠落”。与此同时，两国决策者都意识到美中关系若要实现可持续缓和，面临重重困难和挑战，因为存在结构性矛盾。

《财经》：哪些结构性矛盾制约双边关系缓和？

李成：主要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国国力上升后与美国维护霸权体系产生冲突，因为原本美中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位置截然不同，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两国间结构性矛盾在激化。全球地缘政治中，美中之间断层线正在形成，科学技术成为竞争最核心领域，美国近年来发现中国科技发展进步突飞猛进，例如5G、人工智能、算法、航天，还有最近热炒的超音速导弹，所以不难理解许多美国人为何如此不安。这其中虽然有些夸大，但可以说这是二战后美国第一次面对一个技术潜力、综合国力和经济全球化能力与自己旗鼓相当的国家，冷战时苏联对美国的挑战主要在军事和航天领域，在经济全球化和综合国力上不具备挑战实力。美方有观点认为中国带来的挑战高于苏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不会结束，因为美中竞争核心是科技，当下科技竞争前沿是5G和芯片，两国将在产业、研发、市场和人才领域进行竞争。美中专家普遍认为两国在5G领域不是竞争谁建设得更好，而是要有两个不同的通讯方案，两个不同频段选择，5G网络最终归属权是毫米波还是厘米波，这将决定美中谁是未来一二十年通信领域领导者。

这里需要说一下，我们对华为谈得很多，但两国报道大都从己方观点入手，很少看对方想法。这不是说美国打压华为是对的，而是要了解打压原因和思路以及美国人的危机感和恐惧感。根据中国官方数据，2020年11月，中国在建5G基站已达到70万个，占全球比重70%，照计划今年要再兴建60万个，中国在5G进展迅猛让美国感到必须压制华为，因为这挑战太大，所以才被解读为国家安全威胁。另外，美国制造的芯片全球份额在1990年占37%，目前只占12%，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重建供应链和产业链联盟，因为这是中国的短板。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近日呼吁盟国限制对中国出口敏感技术，这种吃相很难看，就是要遏制中国发展速度，美国担忧虽然现在还有一些领先优势，再过很多年也许会被中国超越。

结构性矛盾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两国政治经济模式不同乃至对立。如果美国政治、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蒸蒸日上，就不会那么在乎中国的不同模式，但过去几年，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发生多层次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糟糕、种族矛盾激化、贫富差距加大、特朗普现象和极端民粹主义抬头……这些自身危机加剧美国民众对中国政治经济制度不同所带来的恐惧感和反感，也就是中国所说的美国自信心处于很大的危机状态。再加上两国学界和媒体过分强调中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冲突，美中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抗衡在未来几年不会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