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产业升级

在经历了4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急剧上升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新的增长平台（或增长“新常态”，plateau）上，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来自何处？到目前为止，谈论最多的驱动力是：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革命。而将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形成下行压力的最主要因素则是人口老龄化。

长期以来，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以及诸多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专家学者都对中国城市化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本文则仅仅试图对国外权威机构和学者对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研究做一个简单综述，并对中国城市化和产业升级关系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城市化与城市

城市化概念包含两个要素：其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增加;其二，大量人口变成永久性集中于某个较小区域的居民，从而形成城市的过程。

什么是城市？没有统一标准。三分之二以上国家根据行政区划定义城市，但同时也参考其他标准。49个国家仅考虑人口密度和总量。

根据OECD，一个城市由人口密度1500人/平方公里以上或50%以上是密集建筑的连续网格单元构成，且其人口总数需5万以上。市镇由人口密度300人/平方公里或3%以上是密集建筑的连续网格单元构成，且其人口总数需5000以上。乡村则是指人口密度300人/平方公里以下的区域。世界各国对城市的定义有很大不同。例如，在美国城市（urban place）是指人口超过2500人的居住聚集区。在瑞典和丹麦，如果人口过200人，一个村庄的居民就被认为是城市人口（“urban” population）。在日本居民人口超过5万的地方才能被看作是城市（City）。因而，在比较各个不同国家的城市化率时，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城市定义的不同。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直到18世纪60年代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增长极其缓慢，人均收入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增长。例如，1348年欧洲发生黑死病。三年内英国人口由800万下降到430万。由于人口下降，腾出优质耕地，活下来的人提高了生产率。但人均收入的增长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所抵消。在工业大革命之后，英国的经济增速终于持续超过人口增速。

工业革命的爆发是种种因素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人口的增长、政治稳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等等。工业革命在导致生产率持续提高的同时，也开启了城市化（Urbanization）进程。坐落于城市的工厂的出现，导致对城市劳动力需求的增加。由于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较高，报酬也较高，大量乡村人口被吸引到城市。

城市中制造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对其他行业（如建筑、零售和服务）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从而进一步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入。

工业化意味着产业升级，但产业升级概念的含义则更为广泛。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从农业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升级（结构转移）过程同时也是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过程。而城市化和产业升级两者又是农产品收入弹性低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主要是城市经济活动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城市化的动态特征

统计数字显示：城市化速度同城市化水平相关。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随城市化水平的变化呈S型。在城市化水平较低阶段（如城市化率为10%左右），城市化提高的速度较慢;在处于城市化的中等水平时（城市化率为30-40%左右），城市化速度会加速;但在城市化达到较高水平后，城市化的增速会下降。

联合国预测从2018年到2030年，世界城市化的年均速度将从1990年到2018年的2.2%下降到1.7%。同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城市化速度将由1.57%下降到0.96%。

城市化和人均收入

工业化同时开启了人均收入持续提高和城市化的进程。统计显示，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同该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够在城市化率低于60%的情况下，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的。虽然在城市化开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城市化率和人均收入基本同步变化，但当人均收入和城市化率达到某一水平后，两者的增长速度开始脱节，人均收入加速增长，一路绝尘。

以美国为例，直到1940年左右城市化率达到60%之前，美国人均收入和城市化（率）的提高速度大体相同。但在此之后，美国人均收入突然提速，把城市化率的提高速度远远抛在后面。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均收入和城市化率提高速度缓慢，速度大体相同。改革开放后，人均收入增速大幅度提高。从1978年到2016年城市化率提高了38.8个百分点，增长了两倍多。但同期（1978年到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了22.8倍。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城市化持续提高，但人均收入却没有变化。

罗默、卢卡斯等认为：在工业化初期，美国等国家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城市化（人口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结果，在工业化成熟期，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来自各工业部门和服务业自身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通过对历史数据的观察可以得到这样几条结论。第一，在一定时期，城市化率提高是人均收入提高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第二，当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人均收入提高不再能够用城市化解释。换言之，同其他因素相比，城市化的提高对人均收入的提高不再发挥重要作用。第三，同劳动生产率提高相比，城市化率的变化速度比较稳定，出现阶跃式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4%，城市化率提高导致人均收入加速提高的拐点是否已经过去？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高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人均收入的提高？这类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聚集效应和劳动生产率

世界银行将城市化率提高导致劳动生产率（人均GDP）提高的原因归纳为：聚集效应、专业化和网络效应。理论上，聚集效应应该是城市化导致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的最基本原因。

聚集效应是指经济活动集中于某一特定区域所产生的额外收益（对每个企业而言的外部效应）。第一，聚集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企业的规模效益。例如，加工工业、化工、钢铁、汽车等产业的平均成本严重依赖生产规模效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集中于某个地域--城市，企业才能实现大规模生产、充分发挥规模效应的作用。又如，只有在城市中，企业才能得到规模化生产所需要的专业服务（会计、税务、融资和法律咨询等）;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医院、老人院、剧院、体育场馆等）的提供才能超过可维持的临界数量。第二，聚集使具有规模大、流动强、多样化的劳动力市场的出现成为可能。第三，聚集可以使企业实行更为精细的分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第四，聚集强化了知识的外溢。众多专业人才集中在城市，可以更好分享知识，并进一步吸引更多人才。第五，聚集使先进技术和管理容易被临近厂家模仿，从而刺激竞争。第六，聚集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

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聚集何以导致经济效益的提高。例如，在世界银行2014年报告提到，聚集效应是通过分享（sharing）、匹配（matching）、学习（learning）和鼓励资本积累等途径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不少经验研究显示，不同产业聚集在一个城市之中，即便不再增加任何新投入，生产率也能够得到提高。有研究认为，城市面积每增加一倍，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3%-8%。还有研究发现，在美国，城市人口密度每增加一倍，生产率就会提高5%;在欧洲，相应的数字是4.5%;在巴西，城市劳动人数每增加10个百分点，生产率就会上升1个百分点。据说，除印度之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基本都是如此。

城市扩张的途径与方式

在相当长时期内，由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城市面积扩大速度，城市化表现为城市人口密度越来越高的过程。但是在最近几十年，城市人口密度的提高已经不是城市化的基本特征。有证据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城市面积的扩张速度早已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城市面积的增速更是大大高于人口增速，从1990年到2015年，其城市规模增了3.5倍，但城市人口密度每年下降2.1%。

城市可以通过“向外”和“向上”两个维度扩张。换言之，一是增加土地占用面积，另一个是向空间发展。在水平维度上，城市增长（urban growth）一般可以分为三种途径：第一，“内填”（infilling）--把城市土地包围的非城市用地变为城市用地;第二，“边扩”（edging）--沿城市外延扩大城市土地面积;第三，“外置”（outlying），把同城市并不接壤的地块变为城市土地。其中，“外置”还包括孤立、线性和集群等不同增长类型。

在城市增长过程中，特别是在美国，出现了所谓城市蔓延（Urban sprawl）现象，即以低密度居民住宅、单一用途土地分区（single-zoning）、日益依赖私人汽车为交通工具为特征的城市的地理扩张。城市蔓延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居民希望有一个更为舒适的居住环境。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增长和联邦贷款计划的实施使得美国居民可以购买独栋住宅和私人汽车，而不断出现的州际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使居民可以居住在离工作地点较远的地方;此外，远离市区的土地价格比较便宜。

在“城市蔓延”发生的同时，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出现了所谓“外围城市化”的现象。如果城市是以市中心为圆心的同心圆，则包围市中心的圆为城区;城区被郊区包围，郊区被城市边缘包围，而城市边缘则被城市外围包围。“外围城市”是指包括城市边缘和外围，处于城区和农村地区之间。“外围城市化”则是指城市边缘和外围变得越来越像城市的趋势。

这种改变涵盖了物理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变化。当地原有的农业社区不得不设法在最短时间内适应城市和工业的生活方式。“外围城市化”涉及人口向城市外围的流入。但这种流入同“城市蔓延”的流入有所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吸收外部投资--特别是FDI政策，而非中产阶级躲避城市喧嚣改变生活方式的结果。“外围城市化”形成了城市结构的多中心聚集模式。可以设想，在未来50年中国城市区域的增长大多会发生在现有城市的边缘地带。

城市的都会区化

当城市人口密度达到一定水平、人口和面积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人口密度相同的城市，规模可能十分不同），聚集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正外部性会被聚集的负外部性所抵消。这些负外部性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地污染，交通堵塞所导致的时间和生产效率损失，自然资源的低效利用，社会关系的紧张等等。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应该存在最优规模。边际聚集效应和边际拥堵成本之间的平衡将决定该城市增长的极限。城市都会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居民、企业和政府对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的自发或自觉反应。

大城市人口密集度提高带来的诸多不便和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带来的诸多可能性（如收入水平的提高、私人汽车的广泛使用、轨道交通的发展）使城市功能的地区结构发生了变化。居民和某些经济活动从城市中心区流出，形成以大都市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构成范围广大的区域--都会区（metropolitan area）。超出城市原有范围的新区域承担了城市的部分功能，如提供居民住宅区，工厂建设用地。含原有城市的整个都会区也被称为“功能性城市地区”（The Functional Urban Area）。都会区可以分成市区和通勤区两部分。功能性城市地区可能包括某些因就业或其他商业活动而同中心城市紧密相连的乡村地区。都会区中的通勤区可能远远超出市区范围，而延伸到其他行政区。例如，纽约长岛的艾斯利普被认为是纽约大都会区的一部分。城市功能区的外延一般同都会区的外延重合。metropolitan area都会区（都会区）也可以翻译成都市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