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管婴儿赛道能否迎来爆发

2024年年初的一天，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30岁的刘霖和丈夫坐在门诊外的候诊座椅上，脸上略显疲惫。半年前，刘霖开始到北医三院尝试做试管婴儿，那天是她到医院检查胚胎培养结果的日子。

刘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曾自然怀孕过，但当时腹中胎儿被检测出有先天耳聋疾病，需植入人工耳蜗，考虑到经济压力、孩子未来健康问题，她和丈夫放弃生产。后来，刘霖通过基因筛查发现，她和丈夫都是耳聋基因的携带者。医生告诉她，像她这种情况，可以考虑尝试“第三代试管婴儿”生育健康的孩子。

自1978年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以来，人们对这一技术的探索越来越多。全球因试管婴儿技术而诞生的婴儿超过1000万人。目前，中国是全球开展辅助生殖最多的国家。2022年6月，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内每年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数超过30万。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究院院长黄荷凤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国内各大辅助生殖中心基本都能达到40％以上的妊娠率，一些生殖中心的妊娠率能达到50％。但人的全生命周期想要健康，应尽可能从生命源头减少人为干预。针对不孕不育的治疗，试管婴儿一定是最后一步。

1月10日，国际生育协会联合会牵头发表于《人类生殖进展》上的文章，首次对全球人口增长放缓背景下，各国生育保健方面的主要差异进行阐释。该文章指出，如果忽略移民影响，从 2017 年到本世纪末，多国人口预计将下降 50％ 以上。文章呼吁，需要制定政策以减少不孕不育的风险因素，开发更简单、成本更低的辅助生殖技术。

仅少部分患者需要

居住在北京的李佳今年35岁，之前常年在国外求学、工作。她2023年年初回国，开始了“造娃”的生活。2018～2019年，她曾在国外做过两次人工授精，均以失败告终。李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回国后，她到北医三院检查后发现，自己的输卵管一侧积水。2023年4月初，她首次在医院建档，7月底，医生给她制定了治疗方案。

辅助生殖主要包括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其衍生技术两大类。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俗称试管婴儿，是辅助生殖的核心技术。黄荷凤表示，“试管婴儿的开展并非没有限制”，其适用于那些有明确适应证的人群，包括输卵管阻塞、输卵管结扎、卵巢功能不全、伴侣存在严重少弱精症的女性，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等明确不孕症的女性，存在单基因遗传病风险的人群等。

目前，国内每年约130万对夫妇采用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每年出生的新生儿中约3％通过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出生。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重庆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负责人黄国宁表示，以其所在医院为例，每年不孕门诊看诊人次约45万人次，其中采取试管婴儿助孕的取卵手术为1.1万人次左右，占比约2.4％。

不孕不育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采用试管婴儿技术。2021年10月，国家卫健委印发的《不孕不育防治健康教育核心信息》提示，通过生活方式调整、手术治疗、心理疏导等综合手段可以使80％～90％的不孕不育患者获得妊娠，仅少部分患者需要采取辅助生殖技术治疗。

1988年3月，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诞生，该院医生张丽珠是这一新生命的培育者。试管婴儿发展至今，其核心技术手段已更新至第四代，但目前主要采用的是前三代技术。患者就诊时，医生一般会按照其适应证，为其选择合适的体外受精方案。前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分别为常规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卵细胞浆内单精子注射（ICSI）、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D）（以下分别简称为“一代”“二代”“三代”）。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原院长、民营辅助生殖机构锦欣生殖战略顾问段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种试管婴儿技术中，患者选择更多的是前两者，选择“三代”的患者占比很小。因为并非每家辅助生殖机构都能提供“三代”。

段涛接诊过的女性患者，大多年龄超过30岁，个人收入、学历背景、家庭经济水平相对较高。北京妇产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杨晓葵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其接诊的辅助生殖患者整体年纪偏大，35岁以上居多，2023年40岁以上的患者也逐渐增多。杨晓葵初步估计，去年年底，她所在门诊的辅助生殖患者数量较往年同期增加了20％左右。

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2021年，国内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不孕女性中，年龄低于35岁的占比70％左右。在黄国宁看来，前往医院求医的不孕不育夫妇，基本都有着强烈的生育意愿。

根据世卫组织的定义，不孕不育症是一种男性或女性生殖系统疾病，指一年以上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性生活正常而没有成功妊娠。中国工程院院士、妇产科及生殖医学专家、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团队的最新全国生殖健康流行病学调查分析结果显示，2007～2020年，国内不孕发病率已从12％升至18％。

试管婴儿通常都被大众误解。很多难以生育的女性将其视为一种生育的捷径，但事实上，它就像一个“黑匣子”，结果难以预测。通常，进行试管婴儿，患者要经历检查、促排卵、体外受精、检查胚胎发育情况、胚胎移植、检查是否受孕成功等多个环节。

2023年8月初，李佳正式进入促排卵阶段。为使卵泡发育成熟和排出，这一阶段需要打7～15天左右的促排卵针，期间还要不间断到医院监测卵泡发育情况。之后，李佳在医院取出7枚卵子，培养出4个胚胎。因为胚胎质量不好，李佳只能等胚胎发育成囊胚再进行移植，但还没等到移植，培养的囊胚就“全军覆没”。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生殖中心主任楼姣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从目前东方医院门诊的就诊情况看，反复流产或做试管婴儿失败的患者有不少。人工流产次数多了，容易导致输卵管阻塞或子宫内膜病变等。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生殖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方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试管婴儿常见的失败因素是大龄导致的卵巢功能衰退、卵子质量下降，以及其他原因导致的子宫内膜损伤严重等。例如，一些女性年轻时做过多次人流，子宫内膜变得非常薄，“土壤”很贫瘠，即使有好的胚胎也很难顺利着床。一些女性或因为自身免疫问题导致反复着床失败，这种情况要服用免疫调节药物提高“种子着床”的概率。

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国内试管婴儿治疗平均临床妊娠率为50％左右，其中小于35岁患者的临床妊娠率为50％～60％，大于35岁患者的临床妊娠率为40％左右。“年龄是影响女性生育力的主要生理因素。”黄国宁表示，与20～29岁时相比，35～39岁女性的生育力降低了25％，40～45岁降低95％。这一现象不仅与卵子数量的逐渐减少有关，还受到卵子老化带来的影响。女性一生排卵的数量是有限的，在任何年龄都可能发生病理状态下的卵巢功能衰退，但年龄越大，这种衰退就越明显。

花费还能降低吗？

“加上之前做过的两次人工授精的费用，截至目前，已花费了10万元左右，而且毫无结果。”李佳说，2023年以来，试管婴儿的治疗已花费3万多。

单个试管婴儿周期的费用包括药物、手术、麻醉、血液检查、卵子和精子处理、胚胎储存、胚胎移植等方面。黄荷凤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试管婴儿”一个周期的平均费用变化不大，一个周期大概两三万元。

2024年2月1日起，甘肃将取卵术、胚胎移植等12个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参保人员享受辅助生殖医保待遇时，不设起付线，按乙类项目先行个人自付后，再按60％比例报销，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执行同样报销比例，不挤占个人门诊统筹、门诊共济基金限额，不计入年度基金最高支付限额。

2023年11月1日起，广西将取卵术、胚胎培养、胚胎移植等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2023年10月30日，东北证券发布的研报提到，广西医保纳入医保的辅助生殖项目以“一代”“二代”为主，“三代”仅包括组织、细胞活检1项。假设患者通过职工医保报销，进行一次“一代”最低报销6230元，最高报销8586元。按单个试管婴儿周期3万～4万元的开支计算，实际医保基金支付比例在25％左右。

2022～2023年，北京、辽宁先后下发通知称，将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2023年7月，北京将包括促排卵检查、宫腔内人工授精术等在内的16项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目前，北京有16家生殖中心将辅助生殖部分项目纳入医保支付。2023年8月，辽宁省医保局回复称，原本拟于7月1日全省执行的18项辅助生殖项目系前瞻性调整，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配套的待遇政策。

目前，北京是全国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力度最大的地方，没有报销次数的限制。《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广西的相关政策中，对纳入医保的辅助生殖相关项目，有多个限制条件，包括限于门诊、每人最多只能报销2次，基本覆盖每名参保人两个辅助生殖移植周期的治疗费用。

段涛表示，现在各地都在审慎地看北京出台的政策，其他地方也在研究，但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的省份仍是少数。在他看来，纳入医保的政策，鼓励支持意义大于真正推动生育意愿增加的意义。

美中宜和集团生殖健康部负责人李洋回忆，自北京市将辅助生殖部分项目纳入报销范围后，2023年7～8月，北京美中宜和北三环妇儿医院的门诊接诊量出现一波短期小高峰，之后便逐渐回落。刚纳入医保时，很多人到门诊咨询，但30％～40％的人并未最终选择辅助生殖。

杨晓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京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后，她所在科室门诊量增加了百分之二三十。当时，医院为此特意增加了夜间和周末门诊。现在她所在科室，每个月的门诊量并没有明显回落，基本维持在每个月八九千人。

段涛分析，纳入医保是否大面积铺开，要看各地医保“盘子”有多大。目前，纳入医保的内容越来越多，但是医保的“盘子”基本没增加。与此同时，各大医院在推进控费，当辅助生殖被越来越多地方纳入医保后，是否会被进一步纳入医保控费的范围内，还未可知。

段涛分析说，判断一项技术是否能走向大众，主要看三个“A”，即available（可用的）、accessible（可获得的）、affordable（负担得起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只是在解决affordable的问题。虽然现在国家鼓励跨地域用医保，但在现实中，仍有很多细节无法落地。试管婴儿通常要几个月才能完成一轮周期。很多地级市可能只有一家能开展辅助生殖的机构，有的甚至连一家都没有，这意味着当地人要想做辅助生殖，只能到外地，无形中增加了时间、交通等成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于保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医疗保险既往的原则一直是“低水平广覆盖”，定位为保基本、保与健康状况相关的疾病，而不孕不育既往并不被认为是与健康状况有关的疾病。辅助生殖技术是否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等各方对辅助生殖技术的认知和对中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定位。

全球多个国家都在尝试提供各类公共资金支持，如医疗保险、补贴、税收优惠等，以缓解选择辅助生殖患者的经济负担。公开资料显示，2004年，日本引入辅助生殖治疗补贴，之后通过逐渐取消补助对象收入限制、扩大补助对象人群范围、增加补助金额等，减轻患者经济负担。2022年，日本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后，所有公立和私立辅助生殖医疗机构均适用体外受精治疗补助，报销费用由政府财政补贴、雇主和雇员缴纳的保险费分担。据于保荣了解，许多国家都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