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变局来了？

“聘用过我们学生的企业都觉得不错，几乎100％愿意再招人。”练飞说。

练飞是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以下简称“南工职大”）招生就业处处长，临近毕业季，他与同事组织了两场大型招聘会。这两年，他明显感知到一个变化：企业主动找到学校，希望能招聘首届四年制的职业本科毕业生。

南工职大原是江苏省内知名高职院校，2019年底被批准升格为职业本科，成为国内第一所公办的职业本科院校。2022年，学校第一批专升本两年制的职业本科生毕业时，企业对学生并不了解，学校领导和老师需要主动向对口企业推介学生。两年后，企业态度发生了改变。

近年来，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对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明显增加。6月21日，教育部发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其中共包括51所职业本科院校。2021年，中办、国办发文称，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与此同时，近两年，多地中职“关停并转”。

这样的变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职业本科要大规模来了吗？中职未来会走向何方，公众的普职分流焦虑能缓解吗？

“职业本科要成熟一个办一个”

6月22日，南工职大公布了2024年招生计划，新增了集成电路工程技术等三个本科专业。练飞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升格为职业本科后，学校本科招生计划每年都在增加，录取分数线也在提升，“去年我们做过一个对比，我们的录取分数线已超过了江苏省内所有民办本科，在公办本科中，也超过了一些二本院校”。练飞介绍说，今年学校计划招收约6700名职业本科生，生源包含参加普通高考的高中毕业生、参加职教高考的中职毕业生，以及专升本的高职生。

今年以来，国内多地新设职业本科高校。职业本科是国内职业教育体系中培养较高层次人才的一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是国内职业本科中的“明星选手”，2023年6月升格为职业本科，首次在广东本科批次招生时，物理类投档最高分数达595分。这一分数可以进入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名校就读。

国内本科职业教育的发展可追溯到2014年。当年6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2019年5月，教育部批准中国第一批职业本科学校，由高职院校或独立学院升格而成，开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本科职业教育的试点探索。

匡瑛是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2022年，她和团队调研中国职教体系时明显感知到，职业教育的高端层次，尤其是职业本科的出现有很强的外部动力，“与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直接相关”。

匡瑛团队的调研涵盖了现代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今企业岗位的工作任务与性质已发生明显变化。以畜牧业为例，现在宠物产业已成为畜牧业领域的热门方向，需要结合医学培养人才，但这在职业教育领域过往鲜少被关注。在制造业领域，需要工人把握机械技术原理，提升对复杂情景的判断和处理能力。“服务业的业态也有显著变化，比如旅游业更强调定制化服务，酒店更注重主题化，过去五六个岗位的工作，现在由一个人来完成。”匡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过往，职教学生的“出身”也决定了其工作岗位的天花板。王红军是南工职大教务处原处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企业给专科生的工作往往以一线操作工为主。学校还是专科时，一些机械专业的毕业生会到南京一家高速齿轮制造厂工作，“厂里待遇不错，但学生只能待在生产线上，岗位没有上升空间，许多人干了一年就离职”。近几年，他发现，职业本科毕业生可以拿到工艺设计和技术研发岗位，未来有机会进入企业管理岗。

谁来办本科职业教育，曾一度引起争议。2014年，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实现技术技能人才系统化培养的关键环节”。此后，国内开始探索地方高校转型应用型本科。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孙诚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国内应用型大学的建设，参考了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在德国，应用技术大学与综合性大学并列，本科为3.5—4年，硕士2年，毕业生拿工程学学士或硕士学位，学校与企业界联系紧密。德国职业教育发展成熟，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没有职业本科这一概念。

“从内涵建设上看，当时提出的应用型本科与（后来的）职业本科本质上没有区别。”孙诚称，重点都是引导地方高校重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王旭初、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在2022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国家政策鼓励应用型本科院校开展本科职业教育，但过去十年中，应用型高校处于观望态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怕被贴上职业教育的标签，试点的主要力量来自高职院校。

王旭初提到，应用型本科和职业本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应用型本科仍在普通本科的框架下发展，而职业本科的逻辑起点是职业标准。职业本科的人才培养计划，要把实践教学环节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位置，区别于应用型本科的“理论联系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和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些升格为职业本科的院校，主观上称要坚持职业类型发展，但实践中，却出现不同程度普通化、升学化、学科化趋势，想要摆脱“职业教育”标签。“职业本科依然是职业教育领域的前沿课题，想要办好，挑战很大，要真正建立在产业需求上，有高质量的产教融合、高质量的双师型教师队伍。高职院校不要一拥而上，而是成熟一个办一个。”

今年3月，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职业本科招生8.99万人，比上年增长17.82％，高职（专科）招生555.07万人，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占高等职业教育约1.6％。匡瑛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2021年，国家基于预估设定了10％的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目标，这是为了便于地方执行，目前，职业本科的审批正在按计划稳步推进。

匡瑛称，随着新质生产力发展，国内对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高技能复合型人才需求必然会增加，将会有更多职业本科出现，相关专业也应随着产业需求灵活调整。对于职业本科的发展，应基于对各地经济的深入研究，根据不同省份、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规划。

普职分流焦虑能缓解吗？

与职业本科规模扩大相伴的，是近年来中职院校数量和招生规模的缩减。

教育部公开的数据提到，2013年—2023年，中职招生人数减少了220.72万人。一位职业本科院校招生处相关负责人坦言，在人口新形势下，中职或将最先受到冲击。

今年3月，江西省宣布，原则上不再举办省级中等职业学校，相关学校从2024年起停止招生。这并非如外界猜测的江西将停办中职。

5月23日，江西省教育厅公开回应：省属中职停招，是为满足全省人口变化、产业转型升级新需求，可将办学资源整合注入高职学校，逐步扩大高职教育招生规模，提升办学质量。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推动区市集中力量办好中职教育。

近年来，多地中职学校“关停并改”、集团化办学成为中职改革的趋势。匡瑛解释，一直以来，国内中职学校都由市县负责办学和管理，此前部分行业技工学校曾被划归到省级管理，形成了省属中职，但总数占比很小。近期一些地方停办省属中职并非新的改革，而是中职教育办学权的一种回归。

中职教育的定位也在发生变化。原本，中职以面向产业，培养和输送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如今成为越来越多学生升学的通道。宁海职教中心是浙江省一所“双高”【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群）】中职学校，该校校长袁哲海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目前，学校80％—90％的学生都会选择参加职教高考升学。

2021年，有媒体联合相关教科院发布《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大型问卷调查报告》，调研覆盖31个省区市10万多人。研究者发现，不少中职学校都以升学为取向。一所职业学校负责人直言，近几年，依托“五年一贯制”“3+4”“职教高考”这些通道，学校的整体升学率达到90％以上，有的中职学校学生就业率不到10％。

2022年，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的张志勇提出，在制造业向高端化转型的背景下，市场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层次要求越来越高，职普分流从“初中后”转向“高中后”是必然选择。

中职未来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多位受访教育学者对取消中职教育持谨慎态度。匡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职教育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它成为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底盘。如今，中职要起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兜底，对于不适合上普通高中的学生，要在其通往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搭一座桥；第二，整个职业教育体系已发展到了本科，中职扮演的就是为上一级学校输送合适生源的角色。“在任何一个国家，中职都要至少扮演其一的角色，哪怕所占比例不是很高。”

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官方表述是“大体相当”。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中提到，要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时任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称，这并不意味着“取消初中后的普职分流”，而是允许各地因地制宜，普职比例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差异。根据教育部最新数据，2023年，普通高中的招生占比约68.07％，中职教育招生占比约31.93％，两者比例接近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