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本科不应办成普通高校”

2024年高考志愿填报季临近。6月21日，教育部公布了最新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其中正式获批的职业本科院校数量已达到51所，包括23所民办和28所公办院校。一个多月前，教育部同意新设16所职业本科院校，它们中的大多数将在今年开启全国招生。

职业本科教育于2019年启动试点，是一个新兴事物。职业本科毕业生能拿到与普通本科具有同等效力的学位证书。但与此同时，职业本科也面临着职教领域长期存在的社会认可度不高、产教融合不够等问题。

职业本科的出现，会为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带来哪些变革？办学中遇到哪些挑战？如何实现职业教育“中职—高职—本科”的有效贯通？国外的职业教育发展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匡瑛，长期研究国内外职业教育。近期，针对这些问题，她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既能动手，又能调度指挥，还能创新”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以来，教育部同意增设多所职业本科学校，仅5月就新增了16所。目前，国内职业本科院校超过50家。你怎么看当下职业本科的发展速度？

匡瑛：2021年举办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已经对职业本科有一个基本规划，提出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按照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

职业院校升本，需要学校申报，经教育部实地考察验收才能通过。过去几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相关工作被耽搁了一些。近期，教育部同意增设16所职业本科学校，属正常进度，符合稳步发展的规划。

中国新闻周刊：理想的职业本科学生培养模式应是怎样的？

匡瑛：前两批获批职业本科的院校以民办高职为主，2020年6月，原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更名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自此，更多公办院校获批为职业本科。尤其近两年，一批“双高计划”（即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院校升格后，职业本科对人才的培养，越来越符合我们的期待。

比如，国内职业本科的“龙头”高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有非常深入的产教融合。理想的产教融合，产业介入人才培养应从源头开始，而不只是在最后的实习实训阶段。

在我们调研过的职业本科院校中，有的企业从专业设置时，就开始参与论证。因为专业设置会涉及专业定位，每个学校专业的内涵是不同的，比如同样叫大数据专业，很可能细分方向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校企双方要明确学生四年需要学到的职业能力，在此基础上搭建课程体系，开发教材。比如哪些课程要在校内设置，哪些教学环节要通过实习完成，高校教师和企业团队如何合作，哪些项目要嵌入课程中，哪些是完全真实的项目，哪些要根据教学规律重新设计，这都需要校企双方一起讨论。

在一些职业本科院校，企业导师和学校教师会同时进入课堂，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无缝衔接。因为企业很清楚，学校教授了哪些内容、教到什么程度，因此，在实际岗位上，企业能更明确应该训练学生哪些技能。这样的培养方式是一体化的，符合企业预期。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与一些企业人士交流时发现，当下，他们更喜欢动手能力强的专科生，或者大众更熟悉的普通本科生。职业本科生似乎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对此你怎么看？

匡瑛：职业本科是一个新生事物，可能在教育界内部大家已经逐渐熟悉了，但对于市场来讲，去年才出现第一批四年制的职业本科毕业生，真正进入市场中的学生还非常少。

我们曾经在调研时问过企业，企业不反对这一教育类型的出现，但他们期待职业本科跟高职有所区别。职业本科学生的思考判断和其他方面的综合能力，应比高职学生强。企业期待职业本科学生既能动手，又能调度指挥，还能创新。这类人才按照传统高职或者普通本科的培养方式，一定培养不出来，职业本科学生的独特性就在这里。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不少职业本科院校来说，并非所有专业都能实现理想的校企合作。从更大范畴来讲，职业教育依然面临着“校热企冷”的现状。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匡瑛：目前有一些比较好的探索。一些职业本科院校会请企业负责人担任学校二级学院的院长，所有学生培养的事项，都和企业有关，设备、人力也比较好调配，这从机制上解决了问题。

但最核心的因素还在于学校的老师。如果学校老师的技能和企业匹配，能为企业解决实际的技术难题，校企间的合作就有希望达成。职业院校还是重在帮助企业实现技术迭代与创新，它不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而是从1升级到2、3，这与企业的利润增长息息相关。当企业对学校有依赖的时候，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就会比较长效。我们不能让企业只承担责任，单纯为学校培养人才，这不可持续的。

“大学生就业最后一公里，可由职教完成”

中国新闻周刊：职业本科对博士师资比例有一定要求，但也有人担心，博士能否培养出高技能人才，对此你怎么看？

匡瑛：各地高校差异比较大。职业院校在升本后，需要满足的一项指标是师资的博士比例。但实话说，一些职业本科新招收进来的博士，未必在产业技术开发上有很强的能力，毕竟是从院校出来的，跟企业打交道不多。不能说有博士的学历，就一定能解决问题。但博士是有优势的，学校需要思考，如何给新引进的博士创造做技术研发的生态。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职业本科的评估，是目前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你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匡瑛：对于职业本科院校的评估，不单单是博士比例问题，这只是一个底线要求。到现在为止，针对职业本科的评价体系还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整个评价体系中，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技术创新等几方面的权重，应与其他类型的高校有所差异，这决定了学校的发展定位。职业本科院校的评估要尽快跟上，否则，我很担心一些职业本科会“学术漂移”，“漂移”到跟普通大学一样的模子里。

就职业本科评估来讲，首先，人才培养质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职业本科属于重实践教学的一类学校，所以这一块的权重应比综合类大学高得多。

其次，企业服务方面，职业本科院校要实现技术工艺的创新和迭代，服务对象除了大中型企业外，很多时候应是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往往缺乏技术研发的能力，如果职业本科能帮助企业推陈出新，完成一些相应技术的迭代，对企业和院校来说，是一件双赢的事情，这块的比重应该增加。

以德国为例，在其职业教育体系中，跨企业培训中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会收集若干中小企业的需求，帮其在相应学校内达成。

但我们现在成立产教联合体的过程中，很多时候都盯着头部企业。我们所里也做过调研，头部企业和职业院校合作过程中，能发挥的作用不多，因为它们所需的技术研发能力跟职业院校间有一定落差，它们更多时候需要的是清华、北大等高校。相对来讲，能给学校实质性帮助、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还是中小企业。

评估中还有一块内容是社会服务。职业本科不单单是培养职前的学生，还应为企业在职员工提供培训。如今产业变革加速，企业员工需要技能的提升和再技能化，这也是职业本科跟普通高校非常大的区别。

我们还有一种预期：职业教育很重要的特性是与就业连接紧密，与企业互动密切。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很严峻，这些学生能否到职业本科学习一些实用性的课程、获得一些技能证书再去就业？大学生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可以由职业本科接力完成。但这样的模式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职业学校相对较多，中西部地区较少，这跟产业布局有关系。

“一些学校不愿意冲出舒适区”

中国新闻周刊：面对新技术和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国外的职业教育在本科层次上有哪些探索，又是如何鼓励企业主动参与校企合作的？

匡瑛：以德国为例，德国也有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包括应用技术大学和双元制大学。

应用技术大学起源于高等专科学校，是德国工程师的“摇篮”，德国90％的工程师都毕业于这类学校，民众有着很高的评价。这类学校在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占比达到一半左右。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应用技术大学培养的应用型专业技术人才，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非常高。

另一类是双元制大学，最早是在2009年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成立的。双元制大学的前身是职业学院，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职业学院的成立背景很有特点，不是由政府主导的，而是奔驰、博世等知名企业发现，其需要的后备产业人才在现有教育体系下培养不出来，主动提出与政府联合办学。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企业需要跨学科的创新、复合型人才，因此，职业学院升格成为双元制大学。德国的双元制大学一直跟着产业需求走，企业的话语权很大。

中国新闻周刊：在德国，企业除了有内在培养人才的动力，制度层面有哪些设计和保障？

匡瑛：德国在1969年实施《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责任、义务和权利等，进行了非常详细且严格的规定。比如什么样资质的企业能参加校企合作、哪些职业适合双元制教育模式、培训老师要有什么资质，还涉及学生在实践中的权益等，企业违反规定将构成违法。

除了强制性的立法框架，德国的《职业教育法》还与教师资格培训条例、青少年保护等相关法律相协调。

在德国、英国等国家，很多企业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平均寿命并不长，目前更在意的是生存问题，而不是从长期人力资源供给的角度考虑。这也不能全怪企业，校企合作“一头热一头冷”的问题，是阶段性的。

我在调研过程中也看到，有的企业很积极地向职业学校靠拢，反而一些学校不愿意冲出舒适区，因为企业的需求很灵活，学校如果紧跟企业步伐，会打破传统。比如一些文旅企业，其生意的旺季在暑假，它们希望老师能参与研发定制化的旅游路线，但不是所有老师都愿意放弃自己的暑假。校企合作的责任是双方的，这应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

现阶段，我们也可以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进行优化。比如德国、英国会有类似国家学徒制服务中心的机构，不同国家的称呼不同，但工作内容是匹配学校和企业的需求，有明确的制度支持。但国内探索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更多还是在探索一种人才培养模式。目前，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中也提出，要推行中国特色学徒制，未来我们需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职普融通不是普教吃掉职教”

中国新闻周刊：职教高考是中职生向上升学的重要通道，各地都在探索，你怎么看职教高考实施的现状与挑战？

匡瑛：现在各地开始推行职教高考，本身就是一个突破。中职学生能通过职教高考，进入到高职或职业本科。

职教高考包括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的考查，但在开展过程中，我们还是受到惯性思维的影响，依然以文化课为主进行招生，技能考查的占比并不是很高，与我们对职教高考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

职教高考目前有许多挑战，各地情况不大一样。但一个主要问题是考试的组织难度大。即使按照专业大类分，职业教育也有19类，如果只是文化课考试，组织难度会小很多，但考查职业技能的实际操作，要涉及标准化考场、设备统一性等问题，相对来讲，成本较高。

在江苏等地，中职学校都会组织开展学业水平考试，考查中职学生的公共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基本技能。一些考场已针对专业基本技能的考查做了布置。未来一些地方的职业高考可以在这些考场开展。此外，如果职教高考和人社部门技能等级考试能共享考场，考场规范化问题也可以进一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