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文斯：如何共同守住战争底线
作者： 曹然
虽然国际社会一再发声、调停，但自9月以来不断升级的以色列—黎巴嫩紧张局势，未见缓和，并进一步波及驻守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联黎部队）。
根据联合国方面10月13日提供的最新数据，最近一段时期，违反国际法、侵犯以黎军事分界线的袭击事件已达1557起，其中93％的攻击从以色列境内发起。在大规模空袭造成黎巴嫩境内上百万平民流离失所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又将攻击目标瞄准了联黎部队。仅10月13日至14日间，以色列军队就两次袭击联黎部队总部驻地，造成两名维和人员负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方的目的是要求维和人员“从战区撤离”，方便以军打击真主党武装。国际社会则普遍认为，一旦维和人员离开分界线，以色列全面入侵黎巴嫩的可能性将大幅上升。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色列曾多次入侵黎巴嫩，试图在该国南部建立亲以傀儡政权。正是在反击以色列的战争中，真主党武装应运而生并逐渐壮大。2006年战争暂停至今，以色列持续侵占黎巴嫩部分领土，真主党武装则以此为由，不断对以色列军事目标进行跨境攻击。
因此，为避免中东局势全面升级，联黎部队已经“退无可退”。10月14日，联黎部队表示将“坚守在所有阵地上”。同日，法、英、德、意四国外长发表声明，强调对联黎部队的任何攻击都违反国际法，支持维和人员在黎巴嫩继续履职。包括中、美、俄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全体成员当天也发布声明，要求各方“尊重联黎部队人员和场地的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安理会全体成员10天内第二次就以色列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一致发声。此前，在以色列政府宣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不受欢迎的人”后，安理会全体成员于10月4日发布声明称“任何不与联合国秘书长或联合国接触的决定都是适得其反的”。
然而，在更大的图景中，黎巴嫩局势骤然升级，体现出延宕半个多世纪的巴以冲突和升级已一年的加沙人道危机仍在外溢。联黎部队遭袭更提醒国际社会：这场危机正在进一步背离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正值《日内瓦公约》通过75周年之际，谁还在捍卫这些二战后诞生的基本人道规则，谁又能捍卫这些规则？
和全球其他100多处冲突地区的情况一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几乎是唯一能够在加沙和黎巴嫩战线两侧同时开展人道援助工作的国际组织。但由于某些冲突方对人道准入的限制，目前ICRC在加沙的团队仅能维持百人左右的规模。他们既是流离失所的战争受难者，也是穿越火线为民众带去医疗服务和生活必需品的人道工作者。但相对于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这个团队规模显然是杯水车薪。
“更严重的是，一些人正在对人道法进行非常宽泛甚至颠倒的解释，甚至用人道法为军事行动辩护，以军事必要为由，不尊重人道法真正的核心目标：保护平民。”ICRC高级官员彼得·埃文斯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
过去30年，英国皇家海军退役军官埃文斯作为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和ICRC一线代表，在全球各地的冲突地带穿越火线，劝说冲突参与方的军事指挥官遵守人道法。如今，他在ICRC负责“与武器携带者合作和影响力部门”（Head of Unit for Arms Carriers & Influencing），继续致力于向各国军队及其他武装团体普及人道法知识。
日前，埃文斯就加沙人道危机等国际人道法热点问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他指出，75年来，以《日内瓦公约》为核心的人道法规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因此被拯救的生命不计其数。而现在，随着人道危机愈演愈烈，世界各国应当站出来明确反对“误读”人道法的行为。
加沙是毁灭性灾难，但不是唯一的灾难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是《日内瓦公约》通过75周年，但与此同时，世界面临越来越多的人道危机，其中加沙人道危机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和卢旺达大屠杀发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人道危机。在你看来，如此严重的人道危机为何会在本世纪重演？
埃文斯：加沙的人道危机绝对是可怕的。城市地区的冲突、人口密度意味着人道局势会变得更糟。加沙向我们展示的是：当你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时，每一次所谓的“破坏”就是一次对平民人口的袭击和伤害。如果你攻击一栋楼房，你攻击的不只是那栋楼里的居民，还包括基础设施。这种攻击会破坏水力和电力供应。现代城市里，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
现在，许多当地民众在加沙地带内被迫迁移达五六次之多。整个社区都被摧毁了，即使他们能够回家，也无家可回。当然，人质问题也在继续，我们一再重申，劫持人质不符合国际人道法。
面对危机，我们需要依靠各国力量推动冲突方遵守国际人道法。人道灾难已经发生了，如果继续不遵守人道法，情况只会变得更糟糕。特别是，当人道准入遭到限制时，援助无法到达真正需要的人那里。
自1967年以来，ICRC一直在以色列及被占领土开展工作，在特拉维夫、加沙以及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设有办事机构。我们参与建设了加沙当地的电力和供水系统。今年5月，我们设立了一家战地医院，以应对当地医疗保健体系的崩溃。但我们本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我们很想扩大行动规模，扩大在加沙的团队。但现在，连让ICRC工作人员进入加沙地带都极其困难。
加沙人道危机的规模是毁灭性的。但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看到过这种情况。你提到了南斯拉夫内战，我当时就在现场，那是我执行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我看到了战争对平民的毁灭性影响。这给年轻的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从那时到加沙人道危机爆发，我们看到了许多严重的危机：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也门、苏丹、索马里等等。很多冲突已持续数十年，带来长期的人道灾难，但似乎被人们遗忘了。
现在，国际社会关注的是头条新闻，比如乌克兰和加沙。但在苏丹，有1050万人流离失所。在也门，有1800万人需要人道援助。这些危机往往不会成为头条新闻，但ICRC必须努力在所有这些危机中提供帮助。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平衡。
《中国新闻周刊》：如你所言，世界上有很多长时间的、被遗忘的危机。但现在的情况是，即使加沙依然是全球新闻热点，那里的人道危机也没有得到缓解。这是否反映了一种全球性的趋势，即一些政府和军队正越来越无视人道规则？
埃文斯：我更愿意将之描述为“不完全遵守”（not complying fully with the law）。我不认为这已经达到了“无视”的程度，但我们确实看到当前战争中合规的程度较低。
每个国家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但如果对公约采取非常宽泛的解释态度，那么你就削弱了公约的保护价值。《日内瓦公约》是为战争而设计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战争会对平民造成伤害的现实。
但是，国际人道法的核心是军事必要性和人道之间的平衡。如果误读甚至“选择误读”这种平衡，以不惜造成人道伤害的代价强调军事必要性，其后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极其严重的危机。现在，一些人正在对国际人道法进行非常宽泛甚至颠倒的解释，甚至用人道法为军事行动辩护，以军事必要为由，不尊重人道法真正的核心目标：保护平民。
对此，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战斗员遵守国际人道法，需要军队在行动决策中维护对人道法的严格解释；但我们更需要世界各国站出来反对“误读”人道法的行为，维护人道法的执行。ICRC被视为《日内瓦公约》的守护者，但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国际人道法是国际法的一部分，各国有义务维护这个法律体系。
对各国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将国际人道法作为政治优先事项、使用政治资源推动其实施，以及在国家间的军事合作中利用军事培训、武器供应等方面的优势推动维护人道法。在最高层面上，这是世界各国的责任，他们需要在政治上行动，确保我们不会看到你所说的这种趋势。在这方面，我们很赞赏中国政府对国际人道法的坚定支持态度。
如何说服武装团体遵守国际人道法
《中国新闻周刊》：包括加沙危机在内，目前全球各地的冲突中，有很多武装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参与。ICRC是否也就遵守人道法的问题和他们保持对话？
埃文斯：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所有《日内瓦公约》成员国的全部领土，也就适用于所有在这些领土上战斗的人，包括非国家行为体。事实上，世界各地大约有450个非国家行为体对我们的人道行动产生影响，大约有1.95亿人生活在这些组织的控制下。我们不能抛弃这些人，所以我们和非国家行为体对话，确保我们能够参与这些事务。
《中国新闻周刊》：这会比同各国政府的对话更难吗？
埃文斯：我更愿意形容为“不一样”。首先，我们采取非常严格的中立方式和他们对话。我们不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政治性质做出判断。每个组织都有不同的驱动因素和不同的战斗动机，人们总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而战。作为一个人道组织，我们的目标是同所有参战方接触，和他们讨论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则的问题。
之所以说“不一样”，是因为对国家军队而言，他们通常是一个完整的指挥领导体系的一部分，它的最高层直通批准了《日内瓦公约》的国家当局。对他们来说，遵守国际人道法是义务。非国家行为体可能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感受到这种义务，但是，他们可能非常接近自己的社区。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他们所关心的社区平民受冲突影响的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接触政府军和武装团体的方式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努力减少战争对非战斗人员的伤害。
举例而言，去年，我们制定了保护被非国家行为体拘留人员的指导方针。你可以说，他们拘留人可能是违法的。但现实问题是：在战争中，如果他们不拘留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可能直接杀死更多的人。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所做的是和他们对话，确保他们能够以人道的方式进行拘留，并根据一些基本规则对待被拘留者。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丰富的一线对话经历，你是否成功说服过非国家行为体的指挥官在某个具体行动中遵守人道法？
埃文斯：当然。我不能给你具体国家的名字，但我可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曾和一个武装团体谈判检查站的问题。这个团体在自己控制的村庄里设置了检查站。我们对他们说：“你是否认识到，军事检查站属于合法的军事目标？”许多武装团体里的指挥官都是前军官，他们只是改换了门庭。所以他们完全接受我们关于“合法目标”的说法。
然后我说：“那么，如果你们把检查站放在自己村子中间，不就是把战火引到村里吗？如果把检查站设在村外，你依然可以实现自己对道路的控制，但就不会把战火引到村里的民宅和学校。”
于是，他们改变了想法，把检查站移到了没有平民居住的村外。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如果你是住在那个村子里的孩子，这就是关乎生命的大事。
总的来说，我们就各种各样的人道事务和非国家行为体接触。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已经维持这种关系很长时间了。比如在阿富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经历过多次政权更迭，和各种各样的武装团体对话，但我们始终保持我们自己的立场。现在，我们依然在那里，和新的阿富汗政权接触。保持这种对话的一致性和持续性，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