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大学N号房”事件始末

早上天还没亮，金灿的手机就震动了一下。她打开一看，那是一张以她照片为基础的深度伪造（Deepfake）色情图片。她还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对方通过社交平台Telegram发来一条消息：“你好，这很有趣吧？”

金灿震惊不已，手颤抖不止。她努力握紧手机，而手机不断震动，一张又一张不堪入目的色情图片和数条视频传过来。“快回复，回复我，我就告诉你我是谁。”

躺在床上的她，感觉自己坠入无底深渊。

“为什么受害者是我？”

那是2021年的夏天，28岁的金灿正准备去美国留学。突然而至的手机信息，将她的生活全部打乱。

在被恐怖的信息轰炸近两个小时后，金灿颤抖着在网上输入“Telegram”“合成照片”等关键词。她发现，很多韩国女性已经遭遇过类似的情形。

金灿向搜索到的数字性犯罪受害者支持中心拨去电话，对方告诉她，如果施害者还在持续发送信息，建议拨打112报警。警方接线员则告诉她：“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并去最近的警察局报案。”

金灿坐立难安。母亲开上车，陪她一起前往首尔西大门警察局。

“报警？就算你报警，也抓不到我！”手机里，又收到一条消息，就好像施害者在监看着这一切。坐在副驾驶座上，金灿四处摸索，寻找是否有隐藏的摄像头。“我感觉自己被套在了绞索上，无法逃脱。”

“你跟谁有仇吗？”接待的警员询问金灿，她摇了摇头。在警察局登记完信息，手机里的信息又来了。走出警察局，金灿感觉胸闷气喘。她知道，这不仅仅是因为当天首尔的气温超过30度。

回到家中，金灿仔细回忆。对方所使用的照片，是她在社交媒体KakaoTalk上的两年前就已经换掉的旧头像。这可能意味着，施害者“在自己的通讯录里已经超过两年”。

一个月后，西大门警察局打来电话，要求金灿提供更详细的陈述。这一次，父亲陪同她一起去了警察局。他们询问警员，这一个月有什么进展，对方没有回答，而是问了金灿几个问题。

“你知道合成图片的照片来源吗？”金灿回答说不知道，那只是社交媒体上的头像。“还有其他线索可以识别施害者身份吗？”金灿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对方的昵称是“Kim T”。“你能提供的线索只有这么多了吗？”金灿点了点头。

金灿本希望警方能够找到更多线索，查明施害人的身份。但她发现，一个月以来，他们什么也没做。警方还重申了她原本听过很多遍的说法：“涉及Telegram的调查很困难。”

Telegram是一款跨平台的即时通信软件，支持用户相互交换加密与自毁消息，发送照片、影片等所有类型文件。该程序具有强大的隐私保护功能，可以防止任何人（包括执法机构）访问存储在服务器上或通过网络传输的加密数据以及用户信息。

2021年8月底，金灿回到美国继续读书。因为难以摆脱焦虑和恐惧，金灿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在当地接受治疗。

同年12月，警方向金灿父母家发出“因缺乏线索，暂停调查”的通知。金灿早就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但真正接到通知的那一刻，她还是感到既绝望又生气。“如果连警察都无法处理，那我又该向谁求助？”

最开始的那一段时间，金灿还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人（受害者）是我？”她换掉用了15年的手机号，缩小了社交圈，强迫自己忘掉所遭遇的这一切。后来，她甚至删除了证据照片和她用来向警方发送信息的电子邮件账户。“我不想在互联网上留下任何关于我的合成照片的痕迹。”她以为这样，世界就可以安静了。

2022年6月，金灿返回首尔。在一家咖啡馆，她见到了首尔大学另一位女性校友，得知3名首尔大学校友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

金灿试图忘记的一幕幕又出现在脑海里，她们的脸部被叠加到没穿衣服的女人身上、尴尬的笑容、看起来像是被轮奸的混乱场景……通过比对照片的形式以及对方说话的语气，她们推测：这可能是同一人所为，而且极有可能是她们共同认识的人。

包括金灿在内，4名受害者决定继续向警察局报案。她们分头行动，向西大门警察局、江南警察局、世宗警察局、冠岳警察局报案。她们以为，受害者人数已经达到4个人，警察局也许可以发起联合调查，但那依旧没有发生。

从“N号房”到“熟人羞辱房”

2022年的夏天依旧燥热，完成了一整天的工作之后，元恩地照例打开了邮箱，一封举报邮件让她一整晚不能入睡。

邮件的内容，正是金灿等4名女性遭遇网络性侵害的资料。看完邮件，元恩地浑身冰冷，“那种既愤怒又崩溃的情绪再次袭来”。

2020年，韩国爆发“N号房”事件，一时哗然。但很少有人知道，最初发现“N号房”并最终推动“N号房”曝光的，是两个当时还在读大学的女生。元恩地，就是两人中的一位。当时，她化名为“火”，和化名“丹”的朴智贤，共同组成“火花追踪团”，每天在“N号房”卧底5个小时，为警方收集了关键的证据和罪犯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元恩地已经注意到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的风险。她发现，相较于“N号房”事件，深度伪造数字性犯罪似乎更加可怕。在“N号房”事件中，施害者有一个虐待和恐吓的过程，他们给受害者拍照或者录像，存在身体暴力行为。但在深度伪造性犯罪中，物理界限消失了，那些受害者往往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成为的受害者。

“就连日常生活，都可能成为别人的犯罪目标。”元恩地表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副院长兼网络安全中心顾问法里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度伪造本身就具有潜在的危险性，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为所谓的‘骗子红利’铺平了道路。在这个一切都可以伪造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一定是真实的。任何东西都可以造假：新闻报道、图片、音频、视频……”

但在当时，很少有人对这种数字性犯罪加以重视。元恩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2020年当她作为“N号房”事件证人发言时，在场一些人甚至不理解她说出的“深度伪造”和“数字性犯罪”的概念。同年，韩国通信委员会发起了一项数字性犯罪认知的调查，29％的成年人和5.7％的未成年人表示他们遇到过数字性犯罪，但在这些人中，认为数字性犯罪根本不是问题的成年人占9％，未成年人占16％。

在讨论修订关于《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的会议上，甚至有国会议员将深度伪造他人影像，形容为自己在日记中的私密想象，并公开质问，如果连想象都处罚，我们男人还能做什么？元恩地深感无奈：“这就是当时某些国会议员的可怜认知。”

当“N号房”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大，韩国政府也作出了一些应对。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要求韩国警方和检察机关要彻底调查此案，不仅要严惩直接参与犯罪的人，还要追究所有间接参与或帮助传播的人。韩国国会也通过了《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修正案，规定对制作或散布深度伪造色情影片的犯罪者，处以最高5年监禁或5000万韩元罚金。而以营利为目的的，最高可判处7年监禁。

不过，元恩地发现，在现实中，因为修正案中明确规定了“传播目的”。如果找不到传播照片和视频的证据，单靠“简单制作”很难受到惩罚。此外，要起诉仅仅进入此类聊天室观看的用户，更是一项挑战，因为很难收集到足够的证据。

不仅如此，后来选择进入政坛的朴智贤，在担任韩国民主党紧急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时还注意到，施害者常常利用“初犯”和“悔罪”两种工具来减轻刑罚。就连在“N号房”事件378名被判有罪的参与者中，也只有12.4％被判入狱，缓刑率高达69.1％。

到了2022年，以男性选民为基本盘的尹锡悦就任总统后，打击性犯罪的执法变得更加不再紧迫。当“N号房”事件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网络上，基于深度伪造技术的“熟人凌辱房”成为新的邪恶温床。

使用Telegram聊天室程序生成深度伪造资料，提交最少一张清晰的面部照片，最快5秒，就能生成合成照片，费用约为2650韩元（约合2美元），不到一杯咖啡的价钱。不到25分钟，就能获得一条60秒的影片，费用约为13260韩元（约合10美元）。

使用该软件的主题功能，用户还能看到一个菜单，可以找到“教师房”“护士房”“妹妹房”等不同类别的聊天室。在这些特殊的“羞辱房”中，一些用户被要求，除了提供合成照片或者视频外，还要共享这些女性的姓名、年龄、出生日期、个人信息，甚至居住地。

元恩地发现，聊天室成员上传熟人的深度伪造影像，甚至就是他们自己的同学、妹妹、妻子……她感到难以置信，那是一种自己所知的世界正在崩塌的感觉。

当2022年夏天接到举报邮件的那一刻，元恩地知道，“首尔大学女生”成为新的“羞辱房”主角。

追捕“真凶”

施害者的作案路径，逐步清晰。首先，受害女性都是大约十年前就读于首尔大学的女校友。此外，她们被拿去制作深度伪造色情影像的照片，都来自KakaoTalk里的个人资料。

掌握这两点线索后，金灿和其他受害者开始重点留意大学时期的男性同学、学长或者学弟，但她们发现，锁定施害者依然困难重重。她们的通讯录里有不止一位共同的“首尔大学KakaoTalk好友”。不仅如此，施害者的人数也很难确定。

那段时间，金灿感到极为痛苦，她不得不怀疑每一个人，从很久没有联系过的人，到最近两年才接触的人。

不断的比对没有进展，调查一次又一次中断。就在这时，一位受害女性的学长在Telegram上收到匿名男性的联络，并发来包含多位首尔大学校友的深度伪造合成图像，邀请“一起羞辱她们”。对方还发来了多个聊天室链接。

元恩地接收到受害人转发过来的信息，决定伪装成学长的朋友，卧底到聊天室中。她虚拟了一个30多岁、有着首尔大学毕业的美丽妻子、喜欢观看网络色情影像的男性身份，向“Kim T”发去了消息。在聊天过程中，对方十分谨慎，起初甚至时不时威胁。

“如果你玩我，我会追你到地狱的尽头，然后杀了你。”

为了取得“Kim T”信任，元恩地每天晚上11点上线。在交流中，“Kim T”对元恩地虚拟的“首尔大学美丽妻子”十分感兴趣。他不断向其询问“首尔大学美丽妻子”的职业、兴趣、公司以及常去的咖啡厅，以此来幻想和编造各种色情故事。

过去卧底“N号房”时，元恩地创建了一些对方点进去就能获得定位信息的链接，但这一次，对方非常谨慎，始终避免提及自己的身份，也完全不会去点击任何链接。

为了抓到施害者，金灿也开始寻找不同的出路。“我研究了性犯罪受害者可以采取的支持措施，并给所有可能的地方打电话。就这样，我联系到了韩国性暴力危机中心的赵允熙律师。”她们一起向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和首尔高等检察厅提出上诉，但都遭到驳回。

2023年12月，首尔地方警察厅重启调查，并建议元恩地保持与施害者的联系，因为如果不能锁定嫌疑人，警方没有办法进行实地搜查。在一次次令人厌恶、不愉快的谈话中，元恩地和受害者们感觉到，这可能是抓获施害者的唯一途径。

“进行这些对话让人筋疲力尽。有好多次，我必须走进风景不错的咖啡馆，打开笔记本，发几句话。看着美丽的风景，又发几句话，再抬头看窗外。”元恩地时常抑制不住内心的恶心。

直到今年春天，“Kim T”向元恩地询问，是否可以给他看一张“美丽妻子”的内衣照，当元恩地发过去一张照片后，对方进一步提出：“可以把内衣送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