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文明:王朝的诞生
作者: 倪伟中国青铜时代,涵盖于夏商周三代之中,与中国王朝的诞生几乎同步。
在西北和中原,近年都新发现了距今四千多年乃至更早的铜器。
这些发现,勾勒出一幅更清晰的中国青铜时代全景
三星堆又上新了。2020年启动发掘的三星堆遗址四号坑里,出现了三个从未见过的“小铜人”。“小铜人”造型奇特,膝盖跪地,双手合十举在耳侧,很像是祭祀仪式中某个瞬间的定格。他们眉头紧锁,屏气凝神,如在通灵。
保存最完整的那个铜人,手掌之间、束发之间都留着整齐的空隙,形成卡槽。考古人员很容易推断出,它们应该是同一组支脚,共同托起一个更大的青铜器。如此一来,严肃的神色又有了新的解释:刻画的或许是一种负重感。连一只巴掌大的支脚,都有完整的艺术构思。
这三座铜扭头跪坐人像是三星堆首次发现,不过倒也不稀奇,三星堆奇特的青铜器已经太多太多。三星堆作为与商朝晚期殷墟同期的遗址,青铜技术来自商王朝,水平略低,却用独特的美学震撼了三千年后的人们。

晚商时期,中国青铜时代进入鼎盛期。无论中央王朝的殷墟,还是周边地区,都沉迷于铸造铜器。远在成都平原蛮荒之地的三星堆聚落,都要将如此多的资源投入其中。以至于有学者推测,或许正是在青铜器制造上的过度消耗,导致三星堆聚落最终不堪重负而崩溃。
青铜时代,最早由丹麦国家博物馆首席馆长汤姆森· C·J提出。19世纪初,汤姆森将馆内藏品按制作材料作了分类,划分出石器、青铜器、铁器三个时代。三个时代相互衔接,概括了几千年人类发展史。
中国青铜时代,指的是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武器的重要原料的阶段。多数考古学者认同,青铜时代的开端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对应于文献中的夏代纪年晚期。中国青铜时代,涵盖于夏商周三代之中,与中国王朝的诞生几乎同步。

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考古队
关于三星堆奇特的青铜器,民间始终流传着许多荒诞不经的解释,有的说是来自外星文明,有的说是来自西方,甚至认为与南美的玛雅文明是同族。考古和历史学家不得不一再纠正这些误读。三星堆是中国青铜时代一支独特的文化,但并没有那么玄乎。
三星堆新发现,为青铜时代增添了新的宝藏,但并非唯一的亮点。在西北的新疆、甘肃、青海,中原的陶寺等地,近年都新发现了距今四千多年乃至更早的铜器。这些发现,勾勒出一幅更清晰的中国青铜时代全景。
憾恨与热忱
1944年,古文字学家、新月派诗人陈梦家与夫人赵萝蕤登上从昆明飞往加尔各答的客机,转机去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夫妇二人将在芝大担任研究人员。不过,陈梦家对一位采访的记者说,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编一本流失美国的中国青铜器图录。
此后三年多,陈梦家对美国各地博物馆、美术馆和私人收藏的中国古代铜器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前往欧洲寻访,时常委托耳目灵通的文物商人寻找线索。1947年7月,陈梦家回国之前,终于完成记录了850件青铜器的《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和中国铜器综述》,将书稿与照片交给了哈佛燕京学社。
但随着中美关系恶化,书稿不知去向。好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保存了一份副本,1962年,修改后的图录部分以《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的名字出版。
多年以前,陈梦家就对海外中国青铜器念兹在兹。1935年,他在读研究生时,就协助燕京大学古文字学教授容庚编纂出版了《海外吉金图录》,整理了流失日本的中国青铜器。
民国时期,青铜与书画,是最迷人的古物。外国人的收购和中国人的收藏热,培育了狂热的文物市场,也催生了猖獗的盗墓。“政府莫能禁。异邦之民,挟其多金,来相购取。”容庚曾痛心地说:“于是古器之流出遂如水之就壑。”
在陈梦家心里,流失的青铜器牵动着爱国的悲愤,他曾说:“看到我们自己国家如此精绝的历史文物毫无保障地被异邦占取了,是我们莫大的耻辱。在考古学上遭到的损失,更是无法补偿,我们要根据这种惨痛的经验,深深认识到被人剥削的憾恨,从而激发我们的爱国热忱。”
中国人对青铜器的热忱历史悠久。汉代人已经将商周青铜器当作古物把玩,北宋年间研究已相当深入。北宋《博古图》为传世的青铜器命名,鼎、簋、爵、觚(gū)、斝(jiǎ)、瓿(bù)等古奥生僻的名字,沿用至今。
在陈梦家开始整理流失青铜器的民国年间,中国现代考古学刚刚起步,最著名考古发现中,便包括殷墟十五次发掘中出土的数百件青铜器。1939年,司母戊鼎(亦称“后母戊鼎”)在河南安阳被农民意外挖出,这只高1.33米、重达832.84公斤的青铜鼎,是现存的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至今未被超越。如今,它安稳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地下的古代中国陈列厅,被视为国之重器。
价值连城的青铜器,始终难以摆脱被劫掠和走私的命运。直到今天,青铜器非法流失仍时有发生。如西周遂公盨、春秋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等,被走私出国又成功回流,是不幸中的万幸。
就连中国青铜鼎的“始祖”,都差点儿被卖掉。
1987年春天,河南偃师第二橡胶厂几名工人为了建水泥池,在厂里挖土,意外挖出了三件铜器。这个厂区就位于二里头遗址的边缘。工人偷偷将铜器卖了出去,考古队得知,立刻报告公安局,幸而追回了其中两件,一件铜鼎、一件铜斝。
那只鼎如今看来其貌不扬,肚子圆鼓鼓,仅有的纹饰,就是表面几条斜斜的网格纹。然而它出身高贵,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后世无论是宏伟的司母戊鼎、大克鼎,还是形制奇异的大禾人面纹方鼎,或刻满铭文的毛公鼎,洋洋大观的青铜鼎家族,都是它的“后裔”。
与青铜鼎相比,二里头遗址更著名的青铜器,当属“中华第一爵”,也是当世最古老的青铜爵。这只比例优美、姿态舒展的酒器,或许从未沾过一滴酒,从铸造之日起就是象征贵族身份的礼器。
在二里头遗址末期,铜爵、铜斝、铜鼎、铜觚等成套的礼器随葬品组合,开始在墓葬中出现。青铜礼器群正式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
一些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晚期的都城。从这里起步,中国进入了绵延一千余年的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王朝之始
2000年10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接任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的第二年,一天晚上,考古队技工带着一位村民来找他。村民掏出一个纸包,皱皱巴巴的旧报纸,包着两块破铜片。铜片是他从地里翻出来的,想拿给考古队长看看有没有价值。
技工把两块铜片拼到一起,完整的铜片一边窄一边宽,宽边有刃,窄边内侧有个圆孔。许宏一眼看出来,这是一块铜钺!他暗自心喜,掏出三十元,作为给村民的奖励。这两块铜片之前差点儿也被村民卖了,但收废品的只愿给五六块钱,没成交。
许宏在《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中回顾了这段往事,他回忆说,看到铜片的那一刻,他心里就清楚,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出土了。
这支青铜钺有两重标志意义。从材质上来说,意味着二里头已经诞生真正的青铜器;从器型来看,钺代表着王权。青铜与王朝,在这不起眼的铜片上交汇,成为中国青铜时代最早的一个象征。
二里头这支青铜钺的刃较钝,许宏推断,应该不是实用兵器,而是礼仪用器。“钺的礼仪化是中国王朝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他说。
许宏所说的王朝,意指二里头是中华大地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的多元格局,至此开启一体化进程,中原文化统领四方,格局至今未变。
此前的国家是早期古国,疆域和辐射力仅限于局部区域。目前所知中原核心区第一个国家,一般认为是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距今四千多年前,陶寺王权结构五脏俱全,但势力范围主要集中于临汾盆地。因为身处中原文化引领地位形成的前夜,一些学者称之为“最初的中国”。
陶寺也有铜器出土,不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铜器,基本是红铜。
2020年和2021年,陶寺遗址连续出土了两件铜器,一件是圆形的铜璧形器,内外侧各有14个镂孔,考古人员推测是戴在手臂上的装饰品,另一件是个指甲盖大小的残片。陶寺铜器数量由此增加到七件。陶寺每新出一件铜器,意义都非比寻常。因为从陶寺再往后一小步,便是青铜时代的到来。陶寺铜器,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先声,或许有助于厘清青铜发展史。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领队高江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部分陶寺铜器虽然含有砷元素,但极有可能是原矿石所含,并非人工有意添加所制成的砷青铜。
红铜最大的缺点是柔软。在漫长的历史中,因为某些偶然的机缘,人们发现,红铜里掺入锡、铅等元素可以增加硬度。形成的铜合金,显现出明亮而高贵的金黄色,但氧化后则变成绿色的碱式碳酸铜,变为庄重深邃的青绿色。这就是青铜之名的由来。
陶寺七件铜器中,一块不起眼的残片值得注意。从形状来看,应该是某种容器的口沿。
容器有特殊意义,意味着比锻造更复杂的铸造技术——范铸技术——已经出现。容器形状复杂,不同于兵器或农具,无法直接锻打成型。所谓范铸,简单来说,就是分别用泥土或石头根据青铜器形状做成芯和外范,外范套在芯上,中间的空隙就是型腔,将高温熔化的金属熔液灌进腔内,冷却成型之后,敲掉外范和芯,金属器物就铸造好了。这将奠定中国青铜时代的基础技术。
“中国铸铜技术的发展有两次技术飞跃,一次是复合范技术,一次是人为配比合金。两次飞跃分别可以在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见到。”高江涛说。青铜技术每次飞跃,都推动了社会发展,“并不是直接的经济发展,而是上层建筑——政治统治模式的发展。”
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技术的高速发展与王朝文明的诞生,是否有必然联系?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梅建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王权有赖于对技术和资源的独占、对青铜礼器的规模性独占,显然有意识形态的支撑。同样,王权有意愿和动力去强化这种意识形态或观念,所以会鼓励和支持工匠去发展更新奇的技术和产品,会建立更强大的军队或威权,去独占资源和原材料的流通,并通过分享青铜器及其所代表的礼仪和观念形态,去强化王权本身,或赢得对王权的臣服或膜拜。
简而言之,青铜技术与王权两者之间,互为因果、互相建构。
青铜容器和范铸技术在二里头遗址的出现,翻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使得中原成为冶金技术的中心,这个中心一旦出现,就没有动摇过。”梅建军说。
青铜时代在中国历史中的意义,不仅在于政治与物质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基石也是此时奠定的。商朝发明了甲骨文,周朝形成更系统的文化体系和政治秩序,九鼎八簋的秩序、官僚政府的体制、诗书礼乐的文化、忠孝仁义的道德观……都形成于这一时期。“中国”两个字的由来,最早也可以追溯到西周,刻在青铜何尊的铭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