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文明：王朝的诞生

中国青铜时代，涵盖于夏商周三代之中，与中国王朝的诞生几乎同步。

在西北和中原，近年都新发现了距今四千多年乃至更早的铜器。

这些发现，勾勒出一幅更清晰的中国青铜时代全景

三星堆又上新了。2020年启动发掘的三星堆遗址四号坑里，出现了三个从未见过的“小铜人”。“小铜人”造型奇特，膝盖跪地，双手合十举在耳侧，很像是祭祀仪式中某个瞬间的定格。他们眉头紧锁，屏气凝神，如在通灵。

保存最完整的那个铜人，手掌之间、束发之间都留着整齐的空隙，形成卡槽。考古人员很容易推断出，它们应该是同一组支脚，共同托起一个更大的青铜器。如此一来，严肃的神色又有了新的解释：刻画的或许是一种负重感。连一只巴掌大的支脚，都有完整的艺术构思。

这三座铜扭头跪坐人像是三星堆首次发现，不过倒也不稀奇，三星堆奇特的青铜器已经太多太多。三星堆作为与商朝晚期殷墟同期的遗址，青铜技术来自商王朝，水平略低，却用独特的美学震撼了三千年后的人们。

晚商时期，中国青铜时代进入鼎盛期。无论中央王朝的殷墟，还是周边地区，都沉迷于铸造铜器。远在成都平原蛮荒之地的三星堆聚落，都要将如此多的资源投入其中。以至于有学者推测，或许正是在青铜器制造上的过度消耗，导致三星堆聚落最终不堪重负而崩溃。

青铜时代，最早由丹麦国家博物馆首席馆长汤姆森· C·J提出。19世纪初，汤姆森将馆内藏品按制作材料作了分类，划分出石器、青铜器、铁器三个时代。三个时代相互衔接，概括了几千年人类发展史。

中国青铜时代，指的是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武器的重要原料的阶段。多数考古学者认同，青铜时代的开端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对应于文献中的夏代纪年晚期。中国青铜时代，涵盖于夏商周三代之中，与中国王朝的诞生几乎同步。

关于三星堆奇特的青铜器，民间始终流传着许多荒诞不经的解释，有的说是来自外星文明，有的说是来自西方，甚至认为与南美的玛雅文明是同族。考古和历史学家不得不一再纠正这些误读。三星堆是中国青铜时代一支独特的文化，但并没有那么玄乎。

三星堆新发现，为青铜时代增添了新的宝藏，但并非唯一的亮点。在西北的新疆、甘肃、青海，中原的陶寺等地，近年都新发现了距今四千多年乃至更早的铜器。这些发现，勾勒出一幅更清晰的中国青铜时代全景。

憾恨与热忱

1944年，古文字学家、新月派诗人陈梦家与夫人赵萝蕤登上从昆明飞往加尔各答的客机，转机去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夫妇二人将在芝大担任研究人员。不过，陈梦家对一位采访的记者说，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编一本流失美国的中国青铜器图录。

此后三年多，陈梦家对美国各地博物馆、美术馆和私人收藏的中国古代铜器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前往欧洲寻访，时常委托耳目灵通的文物商人寻找线索。1947年7月，陈梦家回国之前，终于完成记录了850件青铜器的《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和中国铜器综述》，将书稿与照片交给了哈佛燕京学社。

但随着中美关系恶化，书稿不知去向。好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保存了一份副本，1962年，修改后的图录部分以《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的名字出版。

多年以前，陈梦家就对海外中国青铜器念兹在兹。1935年，他在读研究生时，就协助燕京大学古文字学教授容庚编纂出版了《海外吉金图录》，整理了流失日本的中国青铜器。

民国时期，青铜与书画，是最迷人的古物。外国人的收购和中国人的收藏热，培育了狂热的文物市场，也催生了猖獗的盗墓。“政府莫能禁。异邦之民，挟其多金，来相购取。”容庚曾痛心地说：“于是古器之流出遂如水之就壑。”

在陈梦家心里，流失的青铜器牵动着爱国的悲愤，他曾说：“看到我们自己国家如此精绝的历史文物毫无保障地被异邦占取了，是我们莫大的耻辱。在考古学上遭到的损失，更是无法补偿，我们要根据这种惨痛的经验，深深认识到被人剥削的憾恨，从而激发我们的爱国热忱。”

中国人对青铜器的热忱历史悠久。汉代人已经将商周青铜器当作古物把玩，北宋年间研究已相当深入。北宋《博古图》为传世的青铜器命名，鼎、簋、爵、觚（gū）、斝（jiǎ）、瓿（bù）等古奥生僻的名字，沿用至今。

在陈梦家开始整理流失青铜器的民国年间，中国现代考古学刚刚起步，最著名考古发现中，便包括殷墟十五次发掘中出土的数百件青铜器。1939年，司母戊鼎（亦称“后母戊鼎”）在河南安阳被农民意外挖出，这只高1.33米、重达832.84公斤的青铜鼎，是现存的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至今未被超越。如今，它安稳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地下的古代中国陈列厅，被视为国之重器。

价值连城的青铜器，始终难以摆脱被劫掠和走私的命运。直到今天，青铜器非法流失仍时有发生。如西周遂公盨、春秋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等，被走私出国又成功回流，是不幸中的万幸。

就连中国青铜鼎的“始祖”，都差点儿被卖掉。

1987年春天，河南偃师第二橡胶厂几名工人为了建水泥池，在厂里挖土，意外挖出了三件铜器。这个厂区就位于二里头遗址的边缘。工人偷偷将铜器卖了出去，考古队得知，立刻报告公安局，幸而追回了其中两件，一件铜鼎、一件铜斝。

那只鼎如今看来其貌不扬，肚子圆鼓鼓，仅有的纹饰，就是表面几条斜斜的网格纹。然而它出身高贵，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后世无论是宏伟的司母戊鼎、大克鼎，还是形制奇异的大禾人面纹方鼎，或刻满铭文的毛公鼎，洋洋大观的青铜鼎家族，都是它的“后裔”。

与青铜鼎相比，二里头遗址更著名的青铜器，当属“中华第一爵”，也是当世最古老的青铜爵。这只比例优美、姿态舒展的酒器，或许从未沾过一滴酒，从铸造之日起就是象征贵族身份的礼器。

在二里头遗址末期，铜爵、铜斝、铜鼎、铜觚等成套的礼器随葬品组合，开始在墓葬中出现。青铜礼器群正式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

一些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晚期的都城。从这里起步，中国进入了绵延一千余年的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王朝之始

2000年10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接任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的第二年，一天晚上，考古队技工带着一位村民来找他。村民掏出一个纸包，皱皱巴巴的旧报纸，包着两块破铜片。铜片是他从地里翻出来的，想拿给考古队长看看有没有价值。

技工把两块铜片拼到一起，完整的铜片一边窄一边宽，宽边有刃，窄边内侧有个圆孔。许宏一眼看出来，这是一块铜钺！他暗自心喜，掏出三十元，作为给村民的奖励。这两块铜片之前差点儿也被村民卖了，但收废品的只愿给五六块钱，没成交。

许宏在《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中回顾了这段往事，他回忆说，看到铜片的那一刻，他心里就清楚，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出土了。

这支青铜钺有两重标志意义。从材质上来说，意味着二里头已经诞生真正的青铜器；从器型来看，钺代表着王权。青铜与王朝，在这不起眼的铜片上交汇，成为中国青铜时代最早的一个象征。

二里头这支青铜钺的刃较钝，许宏推断，应该不是实用兵器，而是礼仪用器。“钺的礼仪化是中国王朝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他说。

许宏所说的王朝，意指二里头是中华大地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的多元格局，至此开启一体化进程，中原文化统领四方，格局至今未变。

此前的国家是早期古国，疆域和辐射力仅限于局部区域。目前所知中原核心区第一个国家，一般认为是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距今四千多年前，陶寺王权结构五脏俱全，但势力范围主要集中于临汾盆地。因为身处中原文化引领地位形成的前夜，一些学者称之为“最初的中国”。

陶寺也有铜器出土，不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铜器，基本是红铜。

2020年和2021年，陶寺遗址连续出土了两件铜器，一件是圆形的铜璧形器，内外侧各有14个镂孔，考古人员推测是戴在手臂上的装饰品，另一件是个指甲盖大小的残片。陶寺铜器数量由此增加到七件。陶寺每新出一件铜器，意义都非比寻常。因为从陶寺再往后一小步，便是青铜时代的到来。陶寺铜器，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先声，或许有助于厘清青铜发展史。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领队高江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部分陶寺铜器虽然含有砷元素，但极有可能是原矿石所含，并非人工有意添加所制成的砷青铜。

红铜最大的缺点是柔软。在漫长的历史中，因为某些偶然的机缘，人们发现，红铜里掺入锡、铅等元素可以增加硬度。形成的铜合金，显现出明亮而高贵的金黄色，但氧化后则变成绿色的碱式碳酸铜，变为庄重深邃的青绿色。这就是青铜之名的由来。

陶寺七件铜器中，一块不起眼的残片值得注意。从形状来看，应该是某种容器的口沿。

容器有特殊意义，意味着比锻造更复杂的铸造技术——范铸技术——已经出现。容器形状复杂，不同于兵器或农具，无法直接锻打成型。所谓范铸，简单来说，就是分别用泥土或石头根据青铜器形状做成芯和外范，外范套在芯上，中间的空隙就是型腔，将高温熔化的金属熔液灌进腔内，冷却成型之后，敲掉外范和芯，金属器物就铸造好了。这将奠定中国青铜时代的基础技术。

“中国铸铜技术的发展有两次技术飞跃，一次是复合范技术，一次是人为配比合金。两次飞跃分别可以在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见到。”高江涛说。青铜技术每次飞跃，都推动了社会发展，“并不是直接的经济发展，而是上层建筑——政治统治模式的发展。”

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技术的高速发展与王朝文明的诞生，是否有必然联系？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梅建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王权有赖于对技术和资源的独占、对青铜礼器的规模性独占，显然有意识形态的支撑。同样，王权有意愿和动力去强化这种意识形态或观念，所以会鼓励和支持工匠去发展更新奇的技术和产品，会建立更强大的军队或威权，去独占资源和原材料的流通，并通过分享青铜器及其所代表的礼仪和观念形态，去强化王权本身，或赢得对王权的臣服或膜拜。

简而言之，青铜技术与王权两者之间，互为因果、互相建构。

青铜容器和范铸技术在二里头遗址的出现，翻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使得中原成为冶金技术的中心，这个中心一旦出现，就没有动摇过。”梅建军说。

青铜时代在中国历史中的意义，不仅在于政治与物质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基石也是此时奠定的。商朝发明了甲骨文，周朝形成更系统的文化体系和政治秩序，九鼎八簋的秩序、官僚政府的体制、诗书礼乐的文化、忠孝仁义的道德观……都形成于这一时期。“中国”两个字的由来，最早也可以追溯到西周，刻在青铜何尊的铭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