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里头窥探最早的中国

除了继续探索，二里头遗址及其研究者的未来别无他路，这不是以百年作为计量单位，而是以千年为基本尺度的浩瀚工程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无论是官修正史，还是民间传说，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一直都是这样被讲述的。尽管有字可查的文献典籍最早只能追溯至东周时期的记载，就连身处其时的孔子说起前尘旧事也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但在漫长的岁月里，这并未威胁到国人对上古文明的信念，更或者对于帝王天下的碌碌臣民而言，如此遥远的时空也许根本没那么重要。

直到时光的脚步走到清末，“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倏然而至，全新的世界与时代图景如同一声惊雷，打破了天朝黄昏最后的宁静。面对冲击和溃败的焦虑，连同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和确认，促使着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向固有的历史叙述投去重新审视的目光。从康有为的“上古茫昧无稽”，到胡适的“东周以上无信史”，“疑古”逐渐成为一时风潮。

在这一过程中，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释读，殷商王朝的存在借由实证得以确认。王国维甚至不无乐观地做出一种推论：“由殷商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一定程度上，商的证实的确提升了传统文献的可信度，部分地赋予了研究者重建古史自信的依凭和底气，钱穆在《国史大纲》中便如是写道：“《史记·商（注：应为殷）本纪》所载商代帝王已有殷墟所得甲文为证，知其不虚。《商本纪》诸帝王可信，《夏本纪》诸帝王即不必不可信。”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保有“温情与敬意”的逻辑推演，缺少考古事实支撑的夏王朝以及更早时期，依然难以在普遍范围内被当作信史接受。例如，与钱穆几乎同时开始编著各自通史作品的郭沫若、张荫麟，就仍只将商作为开端。

在对夏文明发出挑战的行列中，最为知名的当属顾颉刚。1923年，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将禹定位为了神灵动物，认为古史中的夏禹是神话历史化的结果：“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尽管几年之后，他通过《答柳翼谋先生》一文和《古史辨》第二册的自序，申明自己已放弃这一假设，但同时又强调“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辩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在其后的观点中，顾颉刚坚持认为文献所涉及的夏史人物及事迹多出自后人编造，虽未质疑夏的客观存在，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夏史伪史论。

顾颉刚之论在当时即产生了巨大影响，一场随之而起的“古史辨运动”更是一举为初兴的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基本的学术版图。不过拥趸蔚然，异见者亦不鲜见，从西洋哲学转向古史研究的徐旭生便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顾氏）走得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从1938年起，他耗时四年将“古史上的传说材料予以通盘的整理”，以一本力透纸背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细数了古史辨派的研究缺陷，并重新建构起盘庚迁殷以前的历史基本架构。

此后一生，徐旭生都没有停止对传说时代的探索。他的脑海里，始终还盘旋着顾颉刚曾留下过的那句呼唤： “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罢！”

“夏墟”重现

1952年，郑州城区东南部的二里岗，出土了大量文物和古墓。经研究，这是一处历史比安阳殷墟还要久远的遗址。1955年，规模庞大的夯土城墙又在这一带被发现，一座古老的商代早中期都城呼之欲出。而在1956年，二里岗遗址以西的洛达庙村也发现了一处遗址，年代早于殷商、晚于龙山文化。

这些考古成果犹如一记信号，给一直挂念着寻找夏墟的徐旭生送去了渐趋清晰的指向。从1957年10月开始，他着手对先秦史书中关于夏代以及同一时期有地名表述的史料记载进行统计、甄选，最终在中原大地的广袤沃土上圈定了两个坐标：晋南和豫西。1959年4月11日，徐旭生终于在日记中写下了一个决定：“十四日启程往河南。”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也将会成为中华文明探源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14日这天，徐旭生与助手周振华准时登上了北京开往河南的列车，辗转一周抵达登封。对于已经71岁的徐旭生来说，前方等待着他的是一趟艰苦跋涉：在他们的调研路线上，可以借助的交通工具只有马车和毛驴，甚至很多时候要靠双脚徒步穿行几十公里；至于一日三餐，无非红薯、窝头。

庆幸的是，考察的过程颇为顺利。在登封，他们发现了王城岗和石羊关两处遗址，在禹县又找到了谷水河和阎寨两处遗址。一个月后，他们抵达洛阳以东的偃师，根据《乾隆偃师旧志》的记载，试图在高庄村寻找商代的第一个王都西亳。在当天的日记里，徐旭生留下这样一条记录：“除酉生（注：同行的考古学家方酉生）在村中坑内得一鼎足外，余无所得。往西走一二十里，未见古代陶片。过洛河南，渐见陶片。至二里头村饮水。”

这是二里头第一次出现在与考古相关的文字中，如此偶然，却于冥冥中如有接引。正是在这里，徐旭生看见“前由五类分子劳动改造时所挖水塘旁边，殷代早期陶片极多”，并从村民那里听说挖到陶片的范围南北约三里许、东西更宽。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在他心底暗暗腾起，即使“忽闻雷声，北方云起，大雨一阵”也无法浇灭。当晚冒雨回招待所的路上，“天黑泥大且滑”，只能“脱鞋踏泥前行”，徐旭生却反而生出了一种“无限辽远”的感觉。

这也是徐旭生一行此次考察的最后一天，翌日一早他们便返回了洛阳工作站。在原来的计划中，他们本打算到山西再考察一个月，但因麦收季节来临，田野工作无法进行，于是决定提前返京。回到北京，徐旭生很快整理发表了《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其中在提及二里头的发现时，写道：“据估计此遗址范围东西约长3～3.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这一遗址的遗物与郑州洛达庙、洛阳洞乾沟的遗物性质相类似，大约属于商代早期。……此次我们看见此遗址颇广大，但未追求四至。如果乡人所说不虚，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尽管在这份报告中，徐旭生并未将遗址与他念兹在兹的夏墟做出连接的猜想，但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却实实在在地由此展开了序幕。当年秋天，时任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的夏鼐便委派洛阳发掘队赵芝荃等人对遗址进行了试掘，基本明确了遗址范围、建立起分期框架，同时根据道路、水渠、自然村地界的实际情况，将整个遗址划分为了9个工作区。

就在试掘开始的半年之后，遗址中心位置显露出一处建筑基址。经过两年时间的发掘，基址的东半部被揭露，占地面积竟然达到6500平方米，这无疑表明这里曾经矗立着一座气魄恢弘的大型建筑。1975年，基址的剩余部分也被发掘出来，这个被命名为“一号宫殿”的遗存终于露出了它的完整面容：四面彼此相连的廊庑围合出一方开阔庭院，院内北向设主殿，南面则有一扇宽敞的大梦。基址中没有发现明显的居住生活迹象，考古学家据此推测，这里可能是属于宗庙性质的建筑。

1978年，“二号宫殿”基址又被发现。另有30余处夯土基址被钻探出来，若干座贵族墓葬被发掘，加上诸多出土的青铜容器、玉器等文物，二里头遗址已基本展现出了显著的都邑性质。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现任队长赵海涛将这一时期视作二里头考古的第一阶段，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正是得益于这一阶段的工作，“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早期国家都城遗存的重要学术地位”。

接下来的将近二十年时间，为配合当地的基础建设，二里头遗址进入了抢救性发掘阶段。不仅进一步细化了文化分期，还在西部和北部规划了三个新的工作区，使遗址范围大大扩展。而以铸铜作坊为代表的重点遗址发掘，连同大量出土器物，则以实物证明了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文明。

王城气派

二里头的诸多发现，固然足够令人惊叹，却仿佛珠玑一般散落在遗址之上，以至于一些国外学者认为这里并不具备都邑性质。因此，二里头的总体聚落面貌是什么样子，它的形成究竟源于自然聚集还是严整规划，就成了一个亟待解释的问题。

寻找答案的重任，落在了学者许宏肩上。20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四十周年，他接力前辈，成为二里头考古的第三任主持者。此前，他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先秦城市考古，把从仰韶到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上千座城址都过一遍。

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许宏决定对遗址边缘地区及其外围进行系统钻探，借此来廓清遗址的实有范围。依靠这些实地研究的支撑，他在遗址平面图上用虚线画出了一个圈——北至洛河滩、东抵圪垱头村东线、南到四角楼村南、西抵北许村。这是一个大略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分布，东西最长约2.4公里，南北最宽约1.9公里，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由此，二里头遗址呈现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

探索遗址边界的同时，许宏还翻检了过往留下的勘探发掘记录。在1976年秋的一页内容中，他发现当初“二号宫殿”基址被找到的同时，其东侧还钻探出了一条大道，并且已追探出200余米。他即刻预感到，揭开遗址宫殿区布局的那把钥匙出现了。

2001年，这条大道未竟的追探重新开展。短短几天里不断向南北推进，最终停止在北端的晚期堆积和南端的新庄村。700米长、10余米宽（最宽处达20米）的一条南北向通途，赫然在目。意外的惊喜是，追探过程中一条与之垂直相交、300余米长的东西向大路也被发现。两条道路将“二号宫殿”基址以及1970年代普探出的5处中等规模夯土遗存围于其内，分布于路北路东的夯土建筑则一致规模较小，显然它们不仅是曾经的交通要道，也具有明显的区划作用。

根据这一规律，许宏做出了一个合理的推测：在“一号宫殿”基址的南侧和西侧，一定也有大道的存在。猜想最终得到检验，重现天日的“井”字形道路围合出一个宫城城圈。

同时，在二号基址的南北两侧，四号基址和六号基址也被发掘出来，三处基址构成了一个拥有统一中轴线的建筑群。一号基址南侧同样发现了中轴贯通的七号基址，其所组成的“西路建筑群”，与二四六号基址的“东路建筑群”形成了两条平行线。

而当范围再向外扩展，“井”字中心的宫殿区与“井”字以北发现的祭祀遗存区、以南的作坊遗存区，同样串联出一条大中轴线，并且与“井”字东西两侧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共同构成了一种向心式的分布。

二里头的城市布局就此一下子清晰起来，它和之后中国三千余年的营造思路如此相似。“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主干道路网络，对于解读二里头遗址的王都内涵最为重要，价值也最大。” 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现任队长赵海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表示，这样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暗示当时具备了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标志着二里头文明已步入王朝国家。而更重要的是，倘若将遗址内部布局与二里头整体所处的“万方辐辏”之地理位置结合在一起，完全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王朝都城规划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