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商王朝的谜面与谜底

殷墟内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也让人们原有的认知不断被打破。

“大邑商”究竟是个什么概念，依旧笼罩在迷雾里

一个栩栩如生的青铜铸造模具，有犄角，有獠牙，五官又颇似人面，它和上万炉壁残块、磨石、制范工具一起，散落在赭红色的土壤里。这是一处超大型青铜器铸造基地，至少7座独立铸铜作坊，分工精细，有工作区、生活区、祭祀区、墓葬区，工作区还分设备料取土坑、制范场地、熔铸一体的工棚、铜器后期加工场、铸铜遗物废弃场……它们统统来自3500年前的商王朝。

直至如今，殷墟遗址仍在不断“上新”。今年11月10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公布了河南省安阳市殷墟考古与甲骨文研究的重要成果及新进展。殷墟外围区域的辛店铸铜遗址发现了商代晚期最大的青铜铸造基地；陶家营遗址丰富了商代中期洹北商城周边聚落社会研究内容，邵家棚遗址展示了晚商时期史官“册”族居住地……殷墟内，又新发现宫殿宗庙区存在大型池苑、水道和相关建筑的遗迹。

商王朝，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传说故事，直到“一片甲骨惊天下”，揭开了这个古老王朝的神秘面纱。而后，几代考古人在这里发掘，1928年至今，一座繁华都邑逐渐被还原，真实、鲜活的商代文明面容，也一点点浮现在今人眼前。

作为中国最早发掘的都城遗址，也是考古工作持续时间最长的遗址，殷墟考古几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的缩影。中国考古学界有一句公认的评价——殷墟发现的最大价值，便是让商朝历史成为信史。从殷墟出发，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支点，同样从殷墟出发，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有更为清醒的认知。它不但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同样鲜明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性格。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1928年秋天，正在美国与弗利尔艺术馆商谈合作考古发掘的李济，收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电报。那时，作为中国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李济回国到南开大学任教不过两年，刚结束山西运城夏县西阴村的挖掘——那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傅斯年的电报邀请李济在广州会面，史语所才刚刚成立，他正四处为考古组寻找主任，建所之初，发掘安阳殷墟是被列入的重要计划。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先秦诗经《商颂·玄鸟》曾经记载了一段商王朝的神话故事，后世的司马迁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即便有其他史料和传说，人们也只能隐约知道，这个历经17代31位帝王的王朝，统治了500余年，曾有一位名为盘庚的商王，带着家眷子民驾车赶羊，辗转来到太行之下，开荒垦土，冶炼青铜，修筑宫殿，使这片沉寂荒原变为繁华城池。占卜问卦，避凶祈运，祭师在甲骨兽骨上刻下一件件大事……又传周朝灭殷之后，百姓流离失所，此地逐渐沦为废墟，那些传奇故事，终灰飞烟灭，成为埋在黄土下的千古谜案。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内忧外患的20年代末，史语所在广州成立之日起就肩负重建古史的责任。如果历史被定义为有文字书写的记录，在傅斯年看来，想要寻找史前和中国历史时期的连接，安阳是最好的选择。那时，甲骨文已经被发现近30年，先是被老百姓当作包治百病的药材“龙骨”，后被金石学家、古董商人大肆收购，甲骨文的真实出土地点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厘清，即现在的河南安阳小屯村，小屯村一带的地貌又与《史记·项羽本纪》中“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相吻合，从而证实安阳小屯及其附近的洹滨一带是商王盘庚所迁的殷墟。发掘殷墟已经是当时以金石学为核心的整个学术界的期待。

1928年10月，殷墟发掘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先由中国第一代古史学家董作宾主持，在10月13日至30日进行了第一次挖掘，此后直到1937年，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李济、梁思永主持了14次殷墟考古挖掘。10年间，前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共挖掘殷墟15次，总面积46000余平方米。在殷墟范围内发掘了小屯宫殿区、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武官村南霸台等遗址。

其中收获最大的挖掘有三次：1929年，李济主持殷墟第三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1936年4月第14次挖掘，发现了一个埋有完整马车和四匹马的车马葬坑。1936年6月，对殷墟的最后一次挖掘，获得了至为重要的成果——有字甲骨17096片。一个失落3000年的殷商王朝，天降般地出现在世人面前，在这之前，中国可考的历史是殷商灭亡后的两百年。安阳发掘，将成汤伐桀、盘庚迁殷、武丁拜相等传说，变成了一个个确实可考的史实，中华文明信史被向前推进了数百年。

这场挖掘轰动了世界，牵引出一场史学界的大变革。它是整个东亚地区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也证明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殷代王室谱系几乎没有任何差错。事实上，《史记》中记载的帝系上的名字，几乎全都能在殷墟的考古标本——卜辞上找到。

1936年冬，李济应邀赴英国及瑞典讲学，就安阳的重要发现发表演讲。第二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演讲中，盛赞史语所的考古发掘“是近年来全亚洲最重大的考古发掘。中国学者一下子获得了耶稣降生以前一千年中国历史的大量可靠材料。”美国学者把殷墟比作特洛伊遗址，因为两者都把传说变成史实。

发掘的连续性，使得田野考古广受关注，学科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史语所的学人们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架构，如梁思永的“三叠层”、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李济倡导的陶器分类法，这些理论与方法影响深远，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基础。

也正是经过这15次挖掘，李济、梁思永带出了一批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们志趣相投、关系亲密，被称为“考古十兄弟”。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中的大多数成长为两岸的考古界大师级人物，例如甲骨文研究大师胡厚宣，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考古所所长的尹达，中研院院士石璋如、高去寻。他们又开枝散叶，中国考古学人才梯队与队伍逐渐建立，殷墟因此被称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如果说夏县西阴村挖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热身，那么殷墟遗址的考古挖掘可谓是真正的起跑，中国科学考古从这里启程了。

挖古墓“认出”了墓主

1976年5月，无论时代还是气候，都正在转暖，新中国第一代考古人郑振香带着一队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学者和技工来到小屯村西北的岗地。技工们的探铲一次又一次打下去，再轻轻地拔出来，这地方的夯土极深，已经一天多了，还没有收获。一杆3.5米探不到底，便下挖3米，然后接杆加拧杆，三根连在一起继续下探，在距地表6米时，夯土变成软泥，钻探工作变得更加费劲，吃力地下探到7米时，探杆突然迅速下坠了1.2米，人们的心提了起来。接着就感觉探杆触到底了，小心翼翼地将探铲提上来，铲内满是鲜艳的红漆皮，还有一只翠绿色的玉坠。这里是墓葬！

如果说，李济等人的挖掘是殷墟科学考古的肇始，那么1950年4月开始，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重启对殷墟遗址的发掘就进入了第二阶段。直到1979年前，第二阶段考古共进行了40多次挖掘，发掘地点20余处。

既然商已经从古史走进现实，对《史记·殷本纪》的肯定，必然引发出《史记·夏本纪》也为信史的认识。由此，二十世纪50年代考古界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课题，人们开始以殷墟为出发点向上追溯。1950年，商代早中期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被发现。1959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就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殷墟成为后来“寻夏”之路的基石。

然而，寻找夏必先研究好商。第二阶段的挖掘，有前人的基础，于是可以向前更进一步。1958年春至1961年冬，安阳工作队通过小屯村西地等13个地点的发掘，初步摸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根据明确的地层证据，首次提出殷墟遗存的分期问题，也为都城布局和有关殷代奴隶制的初步研究提供了更翔实的资料。1961年3月，国务院将殷墟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了殷墟保护范围。

在这十几年中，最受关注的无疑就是1976年由郑振香带队发现的妇好墓。墓葬所在地属于殷墟的宫殿宗庙区，在宫殿区出现墓葬是郑振香也没有想到的，这是一个意外，也是一个惊喜。大墓随葬品极为丰富，用眼花缭乱来形容也不为过，墓里足足埋藏了210件青铜容器，加上大批兵器、工具等等，青铜器总重量达到1.6吨。埋入墓中的750余件玉石器，更让当时的学者见识了商代玉器的丰富品类。最令人兴奋的，当然还是109件青铜器上的“妇好”或“好”字铭文，墓主居然就是在甲骨卜辞里出现过数百次的武丁的王后——妇好。郑振香的学生、后来在安阳殷墟考古队担任队长的唐际根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考古学家最刺激的事，莫过于挖古墓的过程中突然‘认出’了墓主。”

郑振香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早在北大读甲骨文时，就知道妇好。在上古社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据甲骨卜辞记载，妇好文主祭祀，墓里出土的大量的青铜礼器也印证了这一点，武能征伐，她率兵东征西战，最多的一次，竟带兵13000多人，不少男性将军都属她领导，这也是甲骨文记载的战争中动用人数最多的一次战斗，铸有“妇好”铭文的铜钺，正是拥有兵权的象征。

在“武丁中兴”的王朝中，妇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与武丁也感情甚笃，妇好去世后，武丁数次于卜辞中询问她在另一个世界是否安好。也许因此，武丁一反常法，没有把妇好葬到洹河北岸的王陵区，而是葬在了自己处理国家大事的宫殿区里。为了能够经常祭祀她，还罕见地在宫殿区里的陵墓上面修建了一座享堂。

星转斗移，辉煌的王朝早已隐入历史，昔日的思念归于尘土，但这座享堂的基址却保护了王后的墓葬——历代的盗墓贼一挖到房子基址，就以为下面没有什么了，这才让妇好安静地沉睡了3200年。1976年，妇好墓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成果”，它也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能和甲骨文相对照并能确定墓主和墓葬年代的商代王室成员墓，是1928年以来殷墟宫殿宗庙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几年前，央视《国家宝藏》节目曾展示过一批妇好墓中的国宝，例如造型奇特、雕工精美的象牙杯、头顶三连花冠的玉凤佩，还有四面铜镜和化妆用的玉质调色板、近500件骨质发笄，足见商代人对美的追求。其中一只呆萌的青铜鸮尊堪称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精品，在《国家宝藏》播出后一跃成为“网红”。

复杂的商文化

商王朝遗址如何分期，学术界曾有激烈的争论。殷墟为商朝晚期遗址已被证实，那么早期和中期的遗址在哪？郑州商城和“二里头”被发现之初，人们曾认为前者为中商，后者为早商。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在上世纪70年代末修订了商的分期理论，即殷墟为商晚期，郑州商城为商早期，商代只划分为早晚，这一观点为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接受。

1982年，当唐际根坐进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教室，学习的就是这一理论。可到了硕士阶段，他盯着那些早商和晚商的陶片看了又看，总觉得有一些陶片和陶器既不像早商也不像晚商，它们属于什么年代？做硕士毕业论文时，他明确写出了自己的结论：“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商文化与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尚存在一定的时间缺环。”